《中國古代敘事文體中的詩歌功能研究》：

　　我國傳統(tǒng)的文學批評喜歡沿著孟子提出的“知人論世”方法來評論作家，分析作品，這種方法將作家和作品放到一定的時代來進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有一定的長處。但將作家的思想與作品混為一談，由詩論人、由人論詩，其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對陶淵明的評價。陶淵明是以寫山水田園詩而著稱的，所以過去有很多人就只注意他的恬淡，他的“悠然見南山”的作風。魯迅先生就不贊成這樣的說法，他說陶潛也寫過“金剛怒目”式的詩如《讀山海經(jīng)》其十。魯迅先生這樣論詩，顯然有別于傳統(tǒng)的批評方法，比起那些只注意詩人的一面而不管其他方面是高明多了。不過，我們也可由此看出，這種由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中顯出的不同面貌，正好說明抒情作品中的抒情人與作者是有區(qū)別的。作家的創(chuàng)造之物不能簡單地與作家本人等同。陶淵明既不是詩中恬淡的隱者，也不是金剛怒目之人，更不是這兩者的混合，詩人是詩人，詩中之人是詩中之人，一個是實實在在的人，一個是虛構(gòu)的角色。關(guān)于這一點，有些論者是朦朧地意識到了，如在評論王維和韋應物的山水詩時說：“在詩歌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上，王維詩側(cè)重描寫理想境界中的隱士形象；而韋應物詩則寫出了一個現(xiàn)實中在外郡仕隱的詩人形象�！边@里已隱然察覺詩人與詩里的抒情主人公有所不同，只是還沒有真正明白這兩者的區(qū)別，因為論者還相信韋應物寫實的山水詩中有真實的詩人形象。如韋應物的《游瑯琊山寺》，表面上看是首紀游詩，游瑯琊山寺的緣由、經(jīng)過、景物以及感受在詩里說得十分明白、具體，很容易將詩中之人完全等同于詩人自己。實際上，這里雖然有詩人自己的影子，但詩人在寫作時還是做了抽象、提煉的工作，詩中人物是一個比他本人有更多代表意義的抒情人物形象。

　　抒情作品中的抒情者與敘事作品中的敘事者均不是作者，這就使得傳統(tǒng)的“文如其人”的批評方法顯出了極大的缺陷。這種將人之言或人之文與人相等同的缺陷，孔子早就有所覺察，他的“聽其言，觀其行”，不是從文學角度來談的。當然，文與人的關(guān)系比人的言與行的關(guān)系還要復雜，因而作簡單的比附就更為有害。人品與文品有一定的聯(lián)系，但并不是相等的關(guān)系，而是有一定的距離，這種距離就是人生與藝術(shù)的距離。正如朱光潛先生說的：“美和實際人生有一個距離。”作家在進行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時候，遵循的是藝術(shù)創(chuàng)造所制造出來的特殊情境中的邏輯，而非現(xiàn)實生活的利害關(guān)系。這應該能夠解釋為何一個人品很壞、在公眾輿論中不值一提的人，能寫出很有水平的文學作品這樣一個問題，也就是說常常有文品高過人品的時候。例如唐代的沈儉期、宋之問，他們同為高宗上元二年進士，又一同諂事張易之，做了一些為人不齒的事情，但一方面他們對律詩形式的確定有功勞，另一方面他們確實也寫出了一些藝術(shù)水平很高的詩。又如錢謙益，曾經(jīng)晚節(jié)不終，降清做官，后辭官回家，寫了一些表明對新朝不滿的詩。有人以其已變節(jié)，判定其詩中的情也是假的，云“他以達官而兼作者，變節(jié)投降后，詩中常常故意表示懷念故國，詆斥清朝，企圖掩飾典顏事敵的恥辱”等。由人而確定他的作品的意義指向，而不是由作品本身確定它的意義指向，恐怕是這種“文如其人”即由作家到作品的批評方法的最大不足之處。又例如李義山的很多詩，由于詩人表達比較含蓄，其有關(guān)事跡又無考證，所以他的詩，人們解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人甚至指責其表達太過晦澀，而不知作者創(chuàng)造的本是一種對現(xiàn)實有某些超越的抒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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