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作為民國時期最高科學研究機關，在其創(chuàng)建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曾經(jīng)聚集了中國學術界的一批精英人物：蔡元培、胡適、楊杏佛、丁文江、傅斯年、趙元任、陳寅恪、任鴻雋、李四光、竺可楨、丁燮林、薩本棟、周仁、唐鉞、汪敬熙……他們借鑒近代西方的科學制度，先后創(chuàng)設了歷史語言、地質(zhì)、天文、氣象、物理、化學、工學、社會科學所、心理學、動植物諸所。1930～1940年代，在社會動蕩、國家分裂、日寇入侵的艱難條件下，中研院同人本著對國家、對民族高度負責的精神，懷抱振興中華學術的歷史使命，孜孜追求學術，挑起了復興中國科學研究事業(yè)的重任。中研院作為國家體制化的科學研究機關在人們心目中亦成為學術獨立、科學典范的象征。
與中研院純?nèi)坏膶W術品貌不同，朱家驊的個人經(jīng)歷相對復雜。他不但在教育學術領域出任過國立北京大學德文系主任兼地質(zhì)系、史學系教授，國立中山大學副校長兼教務長與地質(zhì)系主任、校長，兩廣地質(zhì)調(diào)查研究所所長，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總干事、代理院長等職；而且擔任過諸多黨政要職，如教育部長、交通部長、浙江省主席、行政院副院長、國民黨中央委員兼秘書長、中央調(diào)查統(tǒng)計局局長、三民主義青年團干事會之常務干事兼代書記長等。其任職之多、跨行之廣，可能在同代學人中無出其右者。朱家驊復雜的人生旅程，一方面表現(xiàn)了他本人有著多方面的才能和干練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與執(zhí)政的國民黨有著深厚的人脈關系，他是國民黨權力核心圈的人物之一。憑借自己在各方面具備的優(yōu)越條件，1940年蔡元培病逝后，朱家驊參與角逐中研院院長候選人，順理成章地成為蔡元培的繼任人。
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的關系既長且深。從中研院初創(chuàng)時他被聘任為籌備委員與地質(zhì)研究所通訊研究員，到被選為中研院評議會評議員，再到蔡元培聘任其為總干事，最后到擔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1940～1957），朱家驊為中研院的建設可謂傾注了極大的心血。擔任中研院代理院長是他一生任職最長的一個領導職務，也是歷任中研院院長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為維持中研院的發(fā)展，朱家驊在抗日戰(zhàn)爭中艱難支撐危局，繼續(xù)拓展中研院的事業(yè)；在國共內(nèi)戰(zhàn)的硝煙中排除各種干擾，創(chuàng)設院士會；1950年代完成中研院新的布局，在臺灣重建學術研究中心。可以說，朱家驊對中研院的發(fā)展承先啟后、至關重要。不過，與大家將焦聚對準蔡元培不同，對朱家驊與中研院關系的研究卻相對冷寞，海峽兩岸相關的研究成果寥寥無幾。其中的原因固然一言難盡，但由此可見，研究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的關系，只要把握得當，應是一項既具歷史價值、又有學術含量的課題。
黃麗安2002年秋來北京大學求學深造、攻讀博士學位，當初與她商量博士論文選題時，考慮以朱家驊學術思想及其實踐研究為選題。其緣由有二：一是這是一個基本上無人涉及的問題；二是在臺北中研院保有朱家驊檔案，鮮見人利用�；�于這兩點理由，盡管起初開題時存有不同意見，我鼓勵黃麗安選擇這一課題。在北大的六年，黃麗安一方面適應新的環(huán)境，與大陸同學和睦相處，積極融入北大學術圈子，給我的學生群體增添了不少的情趣；一方面一頭扎進自己的學業(yè)，冬去春來，圖書館、宿舍、食堂三點一線，每天如此，年復一年。北大歷史學系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習時間，最初規(guī)定是三年，后來延長到四年，事實上許多博士生的學習時間多至五、六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這里自然蘊含著對博士論文的要求比一般學校更高。這樣長的學習時間和較高的學業(yè)要求，確實為國內(nèi)其他大學所少見。正因為如此，在北大歷史學系攻讀博士學位，對每一位博士生來說都是一場艱苦的磨礪。為圓滿地完成自己的博士論文，黃麗安自動地一延再延，克服諸種困難，表現(xiàn)了頑強的求學精神和堅強的意志力。她最后交出了滿意的博士論文，在答辯時獲得評委的高度認可。這對她來說，可以想象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朱家驊學術思想及其實踐》就是黃麗安以她的博士論文為基礎修改而成的一本專著。該著在材料方面，作者查閱了朱家驊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北京大學檔案館、臺灣國史館等數(shù)處檔案，參考已出的中研院年度總報告和各種已出版的相關文集、書信、日記、傳記、回憶錄、年譜和研究著作，搜集材料之豐富，幾乎窮盡了海峽兩岸相關的原始檔案材料和研究文獻，這是該書最大的特色，也是最值得肯定之處。在結構方面，全書按時序主要對朱家驊早期學術能量之養(yǎng)成（1893～1926），朱家驊整頓中山大學（1926～1930）、朱家驊與中研院各個發(fā)展階段的歷史關系（1928～1937、1940～1945、1946～1949、1949～1957）做了清晰的梳理，同時對1928～1957年中研院這四十年的歷史作了系統(tǒng)的清理，從而大大充實了中研院前期歷史的研究。無論是從中研院院史來看，還是從朱家驊個案研究來說，該書都有其獨立的學術價值和特殊的文獻價值。該書是黃麗安在北大的學習成果，某種程度上它也表現(xiàn)了北大歷史學系實事求是、勇于探索的樸學之風。
黃麗安已于今年4月9日不幸辭世，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她最牽掛的是這本書的出版。全書的后記，實是她向大家最后的告別詞，一一細細交代，給人淡定從容之感。她因病魔纏身，身體不支，書稿未修改完就倒下了，真正是以身殉學！作為她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聞此哀訊，不勝悲痛。此書的出版，我想是對逝者的最大慰藉，也是對我們生者的一次鞭策。麗安的音容笑貌和樂此不疲、匆忙奔走兩岸的身影將長駐我心！

歐陽哲生
于京西水清木華園
2017年11月12日


序　　二

2017年4月初，黃麗安博士透過網(wǎng)絡跟我即時通信。她表示現(xiàn)在還住在醫(yī)院，情況時好時壞，十二月摔傷至今尚未痊愈，幾乎每天發(fā)燒，極為不舒服，而且前景不太樂觀，醫(yī)生已經(jīng)和她討論安寧病房的事情了。接著她又告訴我兩件事：第一件是她在中研院博士后階段在我指導下所做的科研成果《朱家驊中研院書信選》已經(jīng)校對完成；另一件是她希望我為她即將出版、由博士論文改寫的新書《朱家驊學術理想及其實踐》寫一個序。她還開玩笑地表示當我序?qū)懞弥畷r，那時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不久她就離開了人世。我為她的辭世感到十分悲傷，也希望借著這一篇序言完成她生前未了的一個心愿。
我與黃麗安博士認識大約是十多年前她在北大歷史學系跟歐陽哲生兄攻讀博士學位之時。不記得是2004年還是2005年，那一年我與張朋園先生去北京開會，張先生約了麗安出來陪我們四處走走，又一起吃飯、看戲（我還記得我們在王府井劇場看的是曹禺的《雷雨》）。她也告訴我她正在撰寫有關朱家驊的博士論文。后來她返回臺北之時，常到南港來看張先生與我。2008年她自北大畢業(yè)，先在南臺灣的屏東擔任教職，后來申請中研院的博士后。2013～2014年在中研院隨我做了兩年的博士后研究。在這兩年期間，她一邊修改博士論文，一邊也在近史所檔案館看中研院檔案，并抄錄朱家驊檔。我建議她集中整理朱家驊與中研院學人之間的通信，將每一封信謄錄、打字，以備日后出版。在整理朱家驊書信之時她常常和我一起討論信件內(nèi)容，我們一起解決了一些難字的辨識與詮釋問題。此即上文所提到的《朱家驊中研院書信選》。我也希望此一史料將來有機會能夠問世。2012～2013年時，她參加了我主持的蔣中正與1950年代臺灣共同研究計劃。麗安在此項計劃中發(fā)表了《1950年代蔣中正發(fā)展科學之政策研究》，以1949年遷臺至1959年國家長期發(fā)展科學委員會的創(chuàng)設為重心，探討蔣中正在臺灣發(fā)展科學之政策。此文后來收入我主編的《重起爐灶：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臺灣》（2013）一書。
黃麗安的博士論文《朱家驊學術理想及其實踐》曾獲得2010年臺北國史館的國史研究獎助。當時此一獎項規(guī)定書稿長度不得超過25萬字，因此麗安將博士論文之中與中研院相關的部分抽出來，出版了《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2010）一書。全書依時間段落，分別處理1928～1957年朱家驊與中研院的關系。然而因為字數(shù)上的限制，許多部分必須割愛。此次出版約四十萬字的《朱家驊學術理想及其實踐》是一個較為完整的版本，由此可以全面了解麗安對朱家驊的研究。
這一本書是學界中第一本廣泛利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驊檔案所撰寫完成的有關朱家驊的一本專書。作者將朱家驊定位為學官兩棲的參政型知識分子。他一方面擁有德國的博士學位，擔任過大學教授，后來轉(zhuǎn)任黨政要職。不過他的主要貢獻是在學術、文化與教育事業(yè)方面，尤其集中在擔任中研院代理院長之時。因此麗安強調(diào)本書主旨是以朱家驊的個案探究民國時期參政型知識分子對近代中國學術轉(zhuǎn)型的貢獻與影響。朱家驊的角色尤其表現(xiàn)在調(diào)和學術與政治之間，建立學術共同體、堅持學術自由以達到學術救國。
朱家驊是中國近代史的一位關鍵人物，透過他的一生可以解開許多近代史的謎題。我相信所有處理民國時期黨政關系、學人從政、學術發(fā)展之議題的學者都會從此書之中得到許多重要的訊息。麗安的學術生命雖然短暫，但我堅信此書所發(fā)出的學術光芒，將永存于世。

黃克武
2017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