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意識教育：法治實踐的附加價值研究》：

　　據(jù)此可以區(qū)分四種原型：（1）高公共性且高契約性取向，即公民型。這一類人的特征是，在面對公私?jīng)_突、人我關系矛盾時能夠為公共利益犧牲個人利益，并以契約精神和方式處理這些關系。他們的權利與義務是平衡的，作為個人，相互間強調(diào)平等。（2）高公共性且低契約性取向，即臣民型。這一類人的特征是，在公與官合一的文化中，面對公私?jīng)_突和人我關系時，因服從差序權力而能夠犧牲個人利益；作為個人，邊界是不清晰的，自我是被君王或國家包容的，權利和義務是不平衡的。（3）低公共性且高契約性取向，即商人型。這一類人的特征是，在面對公私?jīng)_突、人我關系矛盾時不能夠為公共利益犧牲個人利益，但注重以契約精神和方式處理這些關系；作為個人，邊界是清晰的，強調(diào)個人權利勝于強調(diào)個人對公共事務的義務。（4）低公共性且典型低契約性取向，即熟人型。這一類人的特征是，在面對公私?jīng)_突、人我關系矛盾時不能夠為公共利益犧牲個人利益，也不能以契約精神和方式處理這些關系；他們傾向?qū)⑺�人分為“自己人”或者“外人”，把各種社會和國家的事務分為“分內(nèi)”與“分外”兩種，是一種特殊主義的處理方式。作為個人，邊界是不清晰的，完全不講權利義務；而是講自己人之間的親密、責任、信任。該課題組根據(jù)上述理論構想設計了48題為編制公民性量表的測題，在北京市六個社區(qū)進行了抽樣調(diào)查，在對上述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從信度、結構效度、構念效度和效標關聯(lián)效度等項指標具體分析后可以得出，該研究編制的“公民意識量表”能夠較好地從“契約一人情”和“公共一私人利益”兩種價值取向?qū)χ袊�人進行測量。換言之，這一建立在中國特定文化／歷史／社會的框架基礎上的公民意識測量工具，對于測量當前中國人的公民意識具有良好的測量效度，既能測量出公民意識的水平，也能測量出公民意識與傳統(tǒng)中國文化中其他主要社會身份意識的關聯(lián)。這一建立在中國特定文化／歷史／社會的框架基礎上的公民意識測量工具很值得借鑒。沈明明等人還開展了當代中國公民意識調(diào)查并形成了大量非常有價值的數(shù)據(jù)資料和分析報告。

　　至于公民意識教育，學者認識到，“作為‘塑人而為公民’的工程，公民教育的內(nèi)容顯然是綜合而廣涵的，但其中的公民主體性的培育、公民倫理的熏陶以及公民能力的訓練等對于這種內(nèi)容廣涵而綜合的公民教育而言無疑最具標志性意義”。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再到洛克、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啟蒙思想家，其傳承世界的名著無不顯現(xiàn)著自由主義的光輝，其對公民主體性的培育功不可沒。西方世界率先開展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更是為培育公民主體性提供了難得的歷史契機和舞臺，公民意識由此在公民腦海中生根發(fā)芽并迅速成長。因此，可以這樣說，正是像文藝復興運動這樣的思想啟蒙和轟轟烈烈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開啟和發(fā)展了西方世界的公民意識教育活動。在我國，20世紀初的西學東漸浪潮和新文化運動.同樣開啟了我國的公民意識教育運動。以梁啟超、李大釗、魯迅為代表的一批學者逐步認識到“改革國民性”的緊迫性，在借鑒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實際對公民意識教育進行了一定探究和思考。然而，對公民意識教育課題的真正研究肇始于改革開放之后。在現(xiàn)代化與全球化進程相契合的過程中，包括公民意識教育在內(nèi)的公民教育成為理論和實踐關注的重要領域。學者從不同角度開展研究，形成了哲學、法學、倫理學、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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