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11月底，我應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的邀請，赴該系短期講學。講學完畢后，接著參加了由該系主辦之有關社會理論的研討會。在研討會結束當天的晚宴上，我有機會與來自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渠敬東教授同桌進餐。在餐敘中，我們天南地北地聊著天，不知何故，我談到美國社會學之主流傳統經驗實征研究的發(fā)展歷史，特別是有關當時任教于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Samuel Stouffer受美國陸軍部委托所主持之《美國大兵》（The American Soldier）研究對社會學之貢獻的故事。這引來渠教授的興趣，當時，就力邀我找個機會到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就這個主題做短期的演講。在旁邊一些教授們七嘴八舌的幫腔下，我實在拗不過，也就因此被渠教授綁了架答應了！

回到臺灣之后，我一直想著，如何重操舊業(yè)把那些已丟了近四十年之舊日習得的東西再度撿回來，看看能夠以怎樣的方式來對學生們講講，而顯得還有些價值。說真的，這確實讓我傷透腦筋，真不知如何把這些舊東西撿回來。特別是，對于這四十多年來這方面的發(fā)展，我可以說是疏于接觸的，尤其是涉及研究方法與統計之技術性層面的相關文獻。況且，到了這樣的年紀，我實在無心，也無力，更無意再耗費時間進修這方面的知識。每每思及于此，這個綁架就令我倍感壓力，盡管還說不上是痛苦萬分。但是，再怎么說，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既已答應了，就得硬起頭皮來干。

好了！在我進一步說明我是以怎樣的態(tài)度撿回來之前，還是先讓我對自己過去的學術訓練背景做個簡單的介紹，好讓讀者對我的知識訓練有個最起碼的認識，更有助于大家明白我選擇這些主題來討論的理由。

自從1961年進入臺灣大學就讀以來，我一直就深受實證主義信念的教誨，這是當時臺灣大學里與人文和社會有關之科系的教授們共同的認知（與信仰），也是認定科學的唯一形式。在大學一年級就讀哲學系時，當時系內的殷海光教授大力倡導來自維也納的邏輯實證論。于是乎，在殷先生與其弟子們的導引下，我就開始閱讀起這方面的書籍當然，只是胡亂閱讀著，一知半解。不過，這順理成章地成為我對科學的基本認知，也是堅持的依據。

次年，轉入心理學系就讀，更使得我變本加厲地對實證主義的說辭著了迷，視之為治學的不二法則。當時的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是一個視實驗為唯一正統研究方法的學系，實驗心理學可以說是主流。系內的老師個個都是J. B. Watson所主張之行為主義的忠實信徒，崇拜的是當時在美國心理學界尚屬叱咤風云的人物，諸如B. F. Skinner、Clark Hull、R. Duncan Luce或Ernest R. Hilgard等極度傾向自然科學認知取向的行為主義者。在大學二年級轉入心理學系就讀后，我就跟著當時剛升任講師的楊國樞老師閱讀心理物理學方面的文獻，同時，也修習剛從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回來任教之劉英茂老師的統計學。劉老師是一位典型的學者，更是接受過嚴格量化訓練的不折不扣的實證主義者，學問的底子相當扎實。我在心理學系念了五年（包含兩年的碩士班）所獲得之有關經驗實征研究方面的知識底子，可以說是由劉老師一手打造出來的，他給了我們相當嚴謹又扎實的扎根功夫。后來我到了美國修習博士學位，更是確切地證實了這樣的事實�？傊�，在1968年我到美國就讀之前，無論就統計學（當時在心理學系修習的是數理統計）還是心理學的研究方法來說，可以說都有了相當不錯的基本訓練，對一些相關的基本文獻自認都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到了美國密蘇里大學社會學系修習博士學位時，可以說是在Parsons的結構功能論結合著經驗實征研究的聯合陣線下接受訓練的，只是，系內的老師在這方面的學術素養(yǎng)似乎并沒有我預期的好。對當時的我來說，這倒是給了我一個優(yōu)勢的位置，可以順勢把在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所習得之有關統計和研究方法的知識全用上了。很自然的，除了因為我跟從的導師的關系，我需要以創(chuàng)新傳散社會學（sociology of diffusion of innovation）作為主修之外，經驗研究方法是我的另一個主修，并且以此作為獲取博士學位的筆試學門。為此，我還特地到統計學系修習了三門基礎課程作為輔修：數理統計非參數方法以及回歸與相關分析，只差變異量分析。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時我依循著統計與研究方法所可能涵蓋的所有重要次領域（如實驗法、調查法、測量的問題、抽樣、參與觀察、統計顯著水準檢定等等），花了相當長的時間系統地閱讀了近三十年相關的重要文獻。這樣細密的系統性閱讀奠定了我在研究方法與統計運用方面知識上的根底，但是，也讓我有機會注意到了其中所隱藏的許多根本（尤其是哲學層次的）問題。不過，當是時，這個認識并沒有導使我選擇揚棄與背離，我還是相信，社會學若要成為所謂的科學，數學化是絕對必要的要件，而且，也只有如此，社會學才有生機。

在19701971年間，也是James Coleman的《數理社會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Sociology）問世約六七年后，我有機會仔細地閱讀，深為他以概率理論（特別是運用隨機過程［stochastic process］）來處理社會現象的做法所折服，深以為，至少從測量的角度來看，他恰切地掌握了整個社會與行為現象的基本特質。所以有如此的感覺，乃立基于底下的知識基礎所累積的經驗體會。

心理學家Stanley S. Stevens在1946年寫了一篇有關四種測量尺度的論文，對后來之量化行為與社會學科的發(fā)展影響甚巨，可以說是為量化研究奠基的最重要，也是最關鍵的一篇曠世作品。早在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就讀時，我即讀過這篇論文，知道了由于人類之行為與社會現象的特殊性，我們幾乎難以找到具等比（ratio）性質的測量尺度，因此，欲想模仿物理學的操作方式來數學化社會現象與人的行為，有著根本性的困難，甚至可以說是不可行的。后來，我有機會閱讀了收錄在R. Duncan Luce、R. R. Bush與E. Galanter 三人于1963年所編之《數理心理學手冊》（Handbook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第一卷中的Patrick Suppes與J. Zinnes撰寫的論文《基本測量理論》（Basic measurement theory），使得我更加堅信，若要使得對社會現象與人的行為的探討數學化，運用概率理論來處理恐怕是唯一可行的一條路，只是當時學習的東西不夠多，經驗不足，還不很清楚應當采取什么樣的方式來處理。直到閱讀了Coleman的書后，我才頓然領悟到，運用概率理論來處理是一條可行的道路，也因此才會感到找到了知音，佩服Coleman的處理手法。但是，我發(fā)現Coleman所能處理之數學化的社會現象相對來說有其局限性，特別局限在諸如人口遷移或社會流動過程等現象。若要讓整個數學化（尤指通過概率理論）可以處理的社會現象更加擴展，除了開拓特別適用于社會現象與人之行為的全新測量尺度（而這正是Suppes與Zinnes合寫一文的要旨之一）之外，勢必需要對概率理論本身有更具深度的了解，而這個了解的基礎即在于概率哲學，特別是比Stevens所提到的測量尺度理論更為深層的所謂測量理論（theory of measurement）。

在1970年代，斯坦福大學的Patrick Suppes教授可以說是這方面最頂尖甚至是唯一專精的學者。就在這樣強烈動機的驅使下，我在1972年的年中即寫信給Suppes教授表明希望有機會跟他學習，并且，同時向斯坦福大學統計學系提出申請，準備再修習另一個博士學位。結果，Suppes教授接受了我，我于1972年年底通過社會學的博士論文口試后，立即轉赴斯坦福大學統計學系就讀。到了之后，才知道Suppes教授的真正主修是哲學，他是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的博士，乃當時美國邏輯實證論大將Ernst Nagel的嫡傳弟子。當時，Suppes教授是斯坦福大學中三個學系（哲學系、心理學系與統計學系）的合聘教授。說來這是相當少見的情形，若非有特殊的成就，是不可能有如此殊榮的�？傊�，與Suppes教授談過后，他還打算讓我在念完一個學季后轉入哲學系，專攻概率哲學這樣一門專技性的學問呢！

就在我靜下心來想認真念書的時候，我開始感覺到對自己的未來需要有更嚴肅的思考：到底希望自己做一個具剛硬理性的專技科學學者，還是帶著柔軟感性的社會思想家？若說這是將采取科學的或藝術的態(tài)度來看待自己的生命之爭，應當是不為過的。于是，我有了迷惘與彷徨，以至于無法安下心來念書，經過一個月左右的內心掙扎，我終于下定決心選擇了后者。無疑，這個決定讓我把過去所學習之有關量化經驗研究的東西完全放棄了，在學術生涯中真正地另起爐灶�；氐脚_灣任教后，盡管因為系里缺乏適任的教員，我曾經幾度下海教過大學部與碩士班的社會研究法和高等統計等相關課程，但是基本上，我的學術關懷轉移了，轉移到理論性的思考上面，與經驗實征研究可以說是完全斷了緣。如今，我被渠教授設計綁架，逼得需要我把這段緣分再接上，至少暫時地接上。對我，這是老來的一個挑戰(zhàn)，一個因為自己多嘴帶來的禍害，說起來，還是怨不得別人的。

自從去年決定從職職場完全退休，我即把所有的專業(yè)書籍全捐給了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同時，也把所有過去累積之有關經驗實征研究的資料全部清理掉，一張資料卡也沒留下，更不用說過去寫下的有關統計與研究方法的講稿，全都被我丟棄了，因為實在是想不到還會有使用到的機會。在這樣萬物皆缺的情形之下，我只好利用臺灣大學的圖書館了。從去年十二月初返回臺北之后，在這半年間，我?guī)缀跻粋�星期有五天泡在臺灣大學的圖書館閱讀相關文獻。除了溫故之外，還得再習新�？上�，老了，用功的效果總是要減掉一大半，事倍而功半，徒呼奈何！

我所以不厭其煩地寫了這么多雜七雜八的往事，只有兩個意思：其一，重操已丟了近四十年的舊業(yè)，說真的，不管這半年來自己再怎么努力地予以補強，自然還是會顯得生疏，難以充分掌握那些應當閱讀的基本資料，更遑論完全掌握近四十年來的所有資料。因此，我所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掛一而漏萬自是免不了，諸如資料誤置、基本論述遺漏或闕如、理解觀點偏失、立論匆促而輕率等缺點，更是可以預料的。當然，我這么說，并無意在此打預防針，為自己找臺階下或脫罪，而只是表示自己誠實以待，讓讀者在閱讀時心里頭先有個底對于我說的，千萬別全信，始終要保持著可懷疑的態(tài)度來對待。畢竟這是被綁架帶來的一種后效，是有點無奈的。不過，基本上我還是試著盡我所能來把這項任務做到我能做到的最好程度的。也就是說，但盼我所寫下來的至少還是有些值得參考與進一步細思的東西。

其二，我這些極為簡扼的自我陳述為的是，借此來表明這本書何以如此地選擇討論的主題。首先，要了解何以經驗實征方法會成為研究人類行為與社會現象的主流方法（特別是在美國），不能單純從17世紀以來之歐洲社會本身與其科學發(fā)展兩個面向的歷史脈絡來看，還必須特別關照到美國的歷史背景。正因為如此，對美國社會學（尤其是經驗實征取向）的發(fā)展予以關照是必要的。尤其到了20世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強國，其學術研究的表現也跟著水漲船高，成為舉世效法的典范。單就社會學而言，經驗實征研究，即被許許多多社會學家，特別是所謂后進社會的社會學家，看成社會學本身的不二法門，其所營造出來之原本深具特殊文化歷史質性的在地化知識，遂被等同于具有普世意義的社會學自身。換句話說，通過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剖析經驗實征研究如何在美國的社會環(huán)境里產生，應當有助于我們認清整個美國社會學發(fā)展的得與失，進而可以為我們自己之社會學的未來發(fā)展提供較具建設性的方向。

再次，這些極為簡扼的自我陳述更是意涵著，就其發(fā)展歷史過程來看，經驗實征研究與兩項課題（或謂概念組叢）始終息息相關，它們甚至可以說是構成整個經驗實征研究的靈魂信念。這兩組概念叢分別是：一，量化、測量與數學化；二，統計學上之均值/離散概念的社會內涵。于是，這構成了第二章與第四章討論的內容。同時，我把于2001年發(fā)表在《臺灣社會學刊》第一期之有關均值/離散人的文章小幅度地加以修改，也一并收進來，成為第三章，充當第四章之論述的前奏曲�；蛘�，換一個角度來說，第四章可以看成是第三章的續(xù)曲�？傊�，把這兩篇文章刊登在一起，可以比較完整地表達我對均值/離散概念（特別是前者均值人）之社會學意涵的基本看法。

就我在北京大學的系列演講的內容來說，涉及的事實上只是第一、第二與第四章而已。我特別把第三章加進來，其緣由概如已敘述過的，在此不再重述了。需要略加說明的倒是，何以加上了第五章。是的，表面上看起來，第五章的內容與前面四章所表陳的，確實完全搭配不起來，說它們彼此之間是南轅北轍，應當是不為過的。然而，何以我會特別把它收錄進來？其實理由很簡單：因為在這一章里，我致力于從另一個視角重新詮釋Max Weber的理念類型，意圖以此作為分離點，與依附在有機整體觀下之Durkheim的平均類型（連帶Quetelet的均值人）相互對照，以期為整個社會學的論述開展出一種另類的認知模式（或謂方法論）。尤其考慮到下面所將敘述之美國主流社會學研究取向的幾近全盤壟斷的局面，把第五章加進來將更加顯得有意義。

至少從1940年代以來，在Parsons之結構功能論的理論架構的加持與庇護下，Lazarsfeld的量化研究操作技術結合著Merton的中距理論（the theory of middle range）主張，可以說是主導著美國經驗實征社會學的基本認知模式與從事實際研究的操作依據。這樣的研究操作恰恰是與Durkheim的平均類型說（連帶Quetelet的均值人）相互呼應的。在此狀況下，通過第五章把Weber的理念類型說提出來作為對照觀點（或分離點），我個人認為，有幫助社會學的學子們進一步加以反省的益處，也可以帶來更多的啟發(fā)與想象空間。

行文至此，我深深感覺到對自己的一項作為有必要特別予以表明。我要說的是，當我在撰寫前面幾個章節(jié)（特別是第二與第四章，或許第三章可以除外）的內容時，基本上我是以向學生提供有關社會研究方法（或者說，方法論）的基本材料為考慮重點的。因此，除了盡可能保持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進行陳述和批判的立場之外，我注重的是盡可能包含最多（當然，也希望是最完整）的基本論題，特別是從發(fā)展史的角度來關照。在這樣的情況下，寫出來的自然不是針對某一特殊議題（如測量單位的問題）具有獨創(chuàng)意見的學術論文，而是偏向于具全面關照性質的教科書式文本，為的是給大家提供做進一步探索時的參考，如此而已。當然，這中間還是有許多我個人的想法，或許不夠成熟，也有輕忽草率之嫌，加之對此領域長期荒廢，以致學養(yǎng)不足，可能有不少失誤，除了期待各方不吝予以指正之外，尚祈讀者擔待。

我真沒有想到，在人生步入最后的階段時，還會出版這樣的書籍，談論的竟然是自己進入學院時最初熱衷，但卻又揚棄的東西。這是機遇，是命運，更是一種必然。人生走來總是有不少吊詭的機緣，實在難以用確切性的因果法則來解釋。若有的話，頂多或許只是像Nietzsche所說的危險的或許而已。套用佛家的說法，這就叫作緣分吧！

最后，讓我再次感謝那綁架了我的渠敬東教授，若沒有他的綁架，就沒有這本書的問世。同時，我也得感謝他在我留京期間所給予我的細心而體貼的照顧。當然，我非得感謝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李猛教授不可，若非他特別為我安排了一個優(yōu)渥的補助項目，我想我是難以成行的。我還得感謝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同仁們，特別是系主任張靜教授與副系主任周飛舟教授。他們的熱情支持與協助，令我感激，也難忘。還有，我也要以最誠摯的心感謝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的劉云杉副院長。她不只給了我機會在教育學院做了一次演講，更令我感動的是，在我駐留北京大學期間，她對我細心而體貼的照顧與關懷，遠遠超過自己的子女所能付出的。我自然也不會忘記感謝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的應星院長，人前人后，他總是一直對我貼心地招呼著。

最后，我得感謝許多協助過我的北大社會學系的學生們。除了林斯澄和林庭萱以外，很抱歉，其他同學我叫不出名字來，你們的協助讓我在日常生活上方便了許多。我也要感謝所有參與的學員，你們的熱情參與，讓我感覺到自己好像還有點分量，也讓我半年來的辛苦付出有了回報。

葉啟政　識于臺北市景美寓所

2016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