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學刊（2016年第1輯，總第17輯）》：
　　作為北方王門的重要力量，山東王學雖不似浙中、江右等其他王門后學那樣聲勢顯赫，但也并非如黃宗羲評價的那樣無足輕重。事實上，山東王學在推動陽明學說發(fā)展及在北方的傳播方面發(fā)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對山東社會和文化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舉例而言，在理論創(chuàng)發(fā)方面，山東王學對王陽明“良知”學說進行了獨具特色的闡發(fā)，豐富了王學理論形態(tài)。如穆孔暉通過研讀佛老來印證心學，并基于融通儒釋的立場，以佛老之學詮釋良知。張后覺的弟子孟秋借助佛教禪宗的頓悟說，進一步發(fā)揮良知現(xiàn)成的思想，被人稱為是“禪學化的王學”。張后覺的另一位重要弟子趙維新則援道入儒，以“真心”“真性”詮釋良知，并借鑒佛老空、無思想建立了以無心、無思、無為、無我、無意為基本方式的工夫論。王道在王陽明“致良知”說基礎上建立了氣化流行的宇宙論和氣本論，并以之為良知說提供理論基礎，對良知、人性做出了新的詮釋。山東陽明學者的這些努力都豐富和發(fā)展了王學的理論體系。又如，山東王學對王學在北方的傳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推動儒學平民化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穆孔暉是王學在山東的第一個傳播者，在山東王學的傳播中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張后覺則是王學在山東傳播的關(guān)鍵性人物，他以愿學書院和見泰書院為傳播基地，“務以親賢講學為事”，“凡吏于其土及道經(jīng)茌平者，莫不造廬問業(yè)”（《明史·儒林二》）。他的門生將其所言匯編成《弘山教言》，使其思想影響得以廣泛流傳。張后覺的弟子孟秋和趙維新，通過對良知學新詮釋，加之獨特的教育方法，使儒學日用化、生活化和自然化了，有效地推動了儒學的民間化和平民化，從而擴大了王學的社會影響。山東王學的傳播，改變了朱子學在山東一統(tǒng)天下的格局，對后來山東儒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是山東儒學發(fā)展史的重要事件。
　　總之，山東王學是陽明后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推動王學理論發(fā)展和社會傳播方面做出了自己的獨特貢獻，是陽明后學研究中不容忽視的力量。特別是在推動三教合流及儒學宗教化、平民化方面，山東王學所進行的寶貴探索仍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應給予足夠的重視。
　　錢明在《陽明后學研究的回顧與瞻望》一文中揭示了陽明后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他指出：“作為集明代哲學、宗教、文學、史學思想于一身的陽明后學，深入的個案研究依然相對薄弱，有不少甚至還是未開發(fā)的處女地。”具體而言，對陽明后學中第二、三代弟子的研究尚未展開或進行得很不夠，像孟秋這樣的學者應該進行專題個案研究。陽明后學三教關(guān)系研究亟待推進，陽明學者大都是悠游于三教之間而自得的高手，然而除個別人物外，還鮮有能夠同時立足于佛道二教與陽明后學這兩個互動的領域予以共時性之剖解和歷時性之闡釋的。文獻資料整理有待加強，關(guān)于陽明后學的文獻資料的收集與整理還遠遠落后于其他相關(guān)的領域。沒有突出地方性研究的特點，陽明后學涉及8個省，各區(qū)域性的研究都開展得很不夠，有些重要的流派如北方王門、粵閩王門、南中王門、楚中王門、黔中王門均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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