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周汝昌紅學論稿》是一部知人論學的書稿，是一部學人研究之通論稿。

這部《論稿》寫得很辛苦，非構思之困苦，乃登峰之竭力者也。《論稿》結構了五章：一、知人論學：情性氣質與為學格調；二、《紅樓夢新證》：說不完的話題；三、紅學四學：紅學何為；四、中華文化之學與新國學；五、周汝昌與周氏紅學的影響。此五章乃基于知人論學之整體考量，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撮要舉凡，存其大體，試圖兼顧周汝昌其人之個性氣質和人格精神以窺其為學之跡以及周氏紅學之真貌。設若未能綜合考量周汝昌其人之真實心跡、獨異情性、鮮活個性以及獨特視角，則難以還原近乎真實的周汝昌。

周汝昌其人與周氏紅學已然成為現代紅學不可繞過之話題。周汝昌之為人與為學形象已然被濃墨重彩地描繪著，其正面描繪的形象與反面描繪的形象相差何止道里計？是故，欲窺其真貌則非仔細端詳不可。正耶？邪耶？褒耶？貶耶？對于業(yè)已歸于大化者而言，無乃世間之虛話耶？然此世間之虛話，畢竟留下了演義之跡，姑可循跡而索貌。筆者近年來主持中國礦業(yè)大學學報（社科版）《現代學案》欄目，曾撰述《現代學案述要》一文以為現代學案建立范式：學案應考察所立案者至少兩個方面的兼美：1.考據、義理、辭章之兼美；2.人與書之兼美或合一。這既是現代學案所應確立的一種學術史理想，又是評價學案人物的一種標桿或學術境界。此一理念姑可看作現代學案撰述者所追求的學術傾向性，雖不能至，當心向往之。（高淮生.紅學叢稿新編[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7：228.）斯人與斯學之真切面貌若能經受兼美考量，則虛話不虛，美談無疑。

李敖在《胡適研究》一書中收錄《為<播種者胡適>翻舊賬》一文，其中的一段話可資借鑒：我認為任何歷史人物的功罪都該有一番完滿解釋。該是他的，就給他；不該是他的，就不給。在給與不給之間，居功言罪當然不完全是他個人所得。在社會中，人與人的影響是交互的：其功既有同謀，其罪亦有共犯，從事歷史的解釋的人必須把握這一點。（李敖.胡適研究[M].時代文藝出版社,2012:44.）不妨說，周汝昌在紅學方面的功過當然也是既有同謀或亦有共犯，《周汝昌紅學論稿》便試圖做一番給與不給的分梳評述。那么，如何客觀地評價周氏紅學的價值和影響呢？筆者以為可從四個方面聯系起來考察：一則新觀點，二則新材料，三則新方法，四則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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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與周氏紅學的影響：胡文輝撰《現代學林點將錄》一書是一部現代學術史著述，所選百年學術史自章太炎以來109位學人，另配上域外漢學家19位，共計128位學人。其中有紅學經歷者包括以紅學名家者不過10余位而已，諸如胡適、王國維、顧頡剛、余英時、方豪、啟功、徐復觀、周策縱、薩孟武、唐德剛、周汝昌、王利器等，這10余位中不僅以紅學為主要志業(yè)且將一生的主要精力投入紅學者為數寥寥。周汝昌列入109位學人行列之中，被作者以地損星一枝花蔡慶稱焉。至于社會影響頗大的俞平伯、馮其庸、李希凡等，卻并未入列《現代學林點將錄》。胡文輝說：自胡適而后，考證派即獨領風騷，雖經歷《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而風氣始終不衰。受胡氏影響，前有俞平伯，后有周汝昌，為學界兩大紅人；周的文史涵養(yǎng)不及俞，然于紅學則專深過之，且更能代表此學問的主流。以紅學在現代學術史上的聲勢，水漲船高，周亦宜有一席地也。……周氏博覽勤搜，不數年間即完成《紅樓夢新證》（原題《證石頭記》），至1953年刊行，后來增訂為兩大冊，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也是紅學史上最重要的專著。（胡文輝.現代學林點將錄[M].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444.）周汝昌與周氏紅學是百年紅學史繞不過的話題，并且，周汝昌與周氏紅學已然具有較為廣泛的國際影響力。謝泳在《過去的教授》一文中說：正是在回到過去的知識分子中，我才發(fā)現今日所謂的大學教授、作家、詩人都遠趕不上他們的前輩，就精神氣質和學術水平而言，他們的前輩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謝泳.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M].修訂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29.）由此聯想到周汝昌與周氏紅學，如果認同喬福錦的紅學五代人之說（筆者按：喬福錦在《學科重建與學術轉型時代的建檔歸宗之作高淮生教授<紅學學案>讀后感》一文中提出一百年來紅學五代人之說，周汝昌乃第二代學人之典范），作為前輩學人的周汝昌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這從周汝昌與周氏紅學至今尚存的國內外影響上也可以得出周汝昌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的結論。

余英時在談及關于錢鍾書研究形成錢學這一現象時說：錢先生自負則有之，但很有分寸。經錢學專家火上加油，便完全走樣了。這對錢不很公平……我所看到的錢學文字，又似流露出一種個人崇拜，特別強調錢先生于書無所不讀，過目不忘，自古及今，無人能及。（陳致.余英時訪談錄[M]. 北京：中華書局,2012:156-157.）余英時這段話的啟示意義十分鮮明，如果周氏紅學研究的個人崇拜者也做起了火上加油的事情，周汝昌以及他的學術一定會走樣的，這其實對周汝昌很不公平。錢鍾書早有感言：大師無意開派，而自成派，弟子本意尊師，而反害師……是故弟子之青出者背其師，而弟子之墨守者累其師。常言弟子于師崇拜傾倒，竊意可作拜倒于與拜之倒兩解。弟子倒伏禮拜，一解也；禮拜而致宗師倒仆，二解也。古籍每載廟中鬼神功行淺薄，不足當大福德人頂禮膜拜，則土木偶像避位傍立，或傾覆破碎。（錢鍾書.談藝錄[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445.）但凡個人崇拜者，又如錢鍾書所揭示：蓋夸者必誑，所以自伐也；諂者亦必誑，所以阿人也；夸者亦必諂，己所欲而以施諸人也。爭名于朝、充隱于市者，鑄鼎難窮其類，畫圖莫盡其變，然伎倆不外乎是。（錢鍾書.談藝錄[M].商務印書館,2011:651.）周汝昌以及他的學術之所以一定會走樣，是因為夸者必誑而自伐，忒賣力氣地捧周者是也；諂者亦必誑而阿人，忒賣力氣地批周者是也。

韋力在談及整理所藏之書時說：在整理的過程中，我時時對一些書的版本產生疑問，當時為什么買進這么破爛的書，我能找出各種理由替自己辯解，但無論怎樣，整理到這些破爛書時，時不時有一種負累感。不過總覺得這是前人的著述，我本能地有敬惜字紙的傳統(tǒng)惡習，認為任何古代的斷縑零篇都值得保存和呵護，為此的確要動很多腦筋，當然也要付出很多代價。（韋力.古書之愛[M].北京：中華書局,2016:251.）筆者由此聯想到我們對待周氏紅學的態(tài)度，似乎不無道理：即便周氏紅學如批周斗士胥惠民所駁斥的其終生研紅的主要結論幾乎都是錯誤的，不過，畢竟這是前人的著述，其在紅學史上的影響是有目共睹的。假如直斥《紅樓夢新證》這般破爛書并無可取，那么，胥惠民所著《撥開迷霧對周汝昌<紅樓夢>研究的再認識》之類破爛書又將何處？斥人不堪者，人或斥之也！是故，但凡本能地葆有敬惜字紙傳統(tǒng)惡習之研究者，終究不會輕易地作出清理門戶的倡言（筆者按：胥惠民宣稱應將周汝昌清理門戶）。當然，這也可以看出這樣一種現象：專家與學術史家的視野和格局是顯然不同的，專家如果同時兼有學術史家的視野和格局，才有可能成就名家甚或大家。

謝泳在《吳恩裕的學術轉向》一文中說：我從吳恩裕的學術生涯中，感到了某種無奈，看到了一個學者的苦悶。（謝泳.趣味高于一切[M].重慶：重慶出版社,2013:123.）而筆者則從周汝昌的學術生涯中，感到了某種孤寂，看到了一個學者的執(zhí)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