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的學生胡興東，完成了《宋朝立法通考》一書，讓我為之作序。是書屬于大部頭著作，有６０ 多萬字。 然而通讀此書，內(nèi)容豐富，考據(jù)扎實，論證嚴密，是近年研究宋朝法律史中少見的上乘之作。 是書在研究宋朝立法成果、法律形式、司法適用等方面都有獨到的見解和開拓性的思考。

首先，是書在研究方法上較具特色。 一般而言，近代意義上的中國法律史學術研究，始于清末民國時期的西學東進之時，并形成兩種獨具特色的研究方法: 一是以沈家本的《歷代刑法考》、程樹德的《九朝律考》 為代表的，以史料輯佚整理為中心，以“樸學” 的方法揭示中國古代法律的真實情況為目的；二是以梁啟超的《中國法理學發(fā)達史論》 《論中國成文法編制之沿革得失》 為代表，以理論構(gòu)建為中心，總結(jié)中國古代法律發(fā)展的特征、規(guī)律，在與西方比較中找出異同的學術進路。 梁啟超的學術進路被楊鴻烈等繼承，他所著《中國法律發(fā)展史》 《中國法律思想史》《中國法律對東亞諸國之影響》 是為代表。 梁、楊二人所著之書，在方法上雖以學術觀點取勝，但論證中仍以史料為中心，只是史料的選擇已被著者立場所限制，而不是全面展示。 此種研究方法到瞿同祖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蔡樞衡的《中國刑法史》 時已成為理論構(gòu)建為中心，史料選擇只是為達學術理論構(gòu)建而所擷。

細考之，兩種學術方法影響至今，專研法史者皆各以不同方法為路徑。 詳審兩種方法，各有利弊，分而進之，對中國古代法律史研究的不利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法律史研究中第二種方法獲得主導，導致法律史研究一直難以獲得有效突破。 這就是很多學者雖以梁氏方法為宗，但研究成果卻無法與瞿氏相比的原因�？疾烊毡窘�代對中國法律史的研究，方法上仁井田陞最具代表，仁井田氏在研究中采用的是兩者有機結(jié)合，代表成果是《故唐律疏議制作年代考》 (和牧野巽合著) 和《唐令拾遺》。 在兩部作品中不僅有翔實的史料輯佚還有深入的理論考察，可惜２０ 世紀９０ 年代以來的國內(nèi)學者很少以他為圭臬，而多以西方漢學家的理論至上進路為標桿。

２０ 世紀９０ 年代以后，國內(nèi)法律史研究中，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把兩種傳統(tǒng)融合并用的趨勢，如戴建國、陳景良等。 現(xiàn)在胡興東所著是書，則進一步推動了這一研究。 因為是書對主體內(nèi)容考察是以史料輯佚考證為主，同時在豐富的原始資料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理論立場。 這種研究進路十分可取，希望他在此種研究方法上進一步發(fā)展，多出特色成果，同時也希望中國法律史學界研究者多展開一些以此為方法的研究。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是做學術研究者應遵循的基本態(tài)度。 是書在研究上體現(xiàn)了此種態(tài)度。 全書中有大量全新的觀點、立場，與當前學術界多有不同。 但仔細研讀，胡興東提出的這些觀點、所持的這種立場，是建立在大量史料基礎之上的，是言而有據(jù)的。 如對宋朝敕、格、式、斷例等的性質(zhì)提出新論時，不是簡單的學術推翻，而是在大量史料基礎上經(jīng)過嚴密考辨而成。 中國法律史研究需要進行一次全面清理式的“客觀事實還原” 運動，以擺脫近代以來中國古代法律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為實現(xiàn)特定國家行動合法性提供論證依據(jù)的簡單學術進路。 書中對宋朝法律形式中敕令格式立法數(shù)量的考察，揭示了中國古代法律在定量上“正罪定刑” 與“設制立范” 兩種法律之間的關系、數(shù)量結(jié)構(gòu)等問題，證明中國古代法律在數(shù)量上是以“設制立范” 為主體，以官吏管理為核心的基本特點。 這些研究對正確還原中國古代法律種類結(jié)構(gòu)和法律特征是有重要學術價值的。

其次，是書對宋朝法律史研究來說不僅是一部較扎實的學術著作，而且具有工具書性質(zhì)。 因為是書對宋朝國家層次上的各種立法成果進行了詳細考述，對不同法律形式的立法成果進行全面輯佚整理，讓讀者能夠了解宋朝不同法律形式的立法成果。 此外，書中對很多法典、法律的內(nèi)容進行全面收集，讓讀者可以方便查找到不同法典的立法過程、所遺存的具體內(nèi)容等。 是書還對宋朝不同法律術語的含義、演變等問題進行了考察，是了解宋朝不同法律術語的重要著作。 書中不同的統(tǒng)計表格把宋朝現(xiàn)存的重要法律，如《慶元條法事類》 《吏部條法》 的內(nèi)容結(jié)構(gòu)全面呈現(xiàn)出來，揭示了這些法典的篇名、內(nèi)容、體例等。

最后，是書在中國古代法律形式變遷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創(chuàng)見。 書中對律令體系下律、敕、令、格、式等法典的變化，宋朝法律形式的變遷都有深入考察。 是書對中國古代律典體例、令典體例的篇名結(jié)構(gòu)、影響等問題進行了考察，特別對令典的篇名變化進行考察，成為研究中國古代令典的重要成果。 此外，還對宋朝法律形式在中國古代法律變遷上是如何承上啟下進行考察。 在“承上” 上，宋朝如何通過對唐朝的令格式等法律形式進行時代化發(fā)展，轉(zhuǎn)變成律、敕、令、格、式、申明等形式。 在“啟下” 上，宋朝如何通過“事類” 立法體例把繁雜的法律形式進行簡約，促使元朝斷例和條格兩種法律形式的出現(xiàn)，明清律例體系的形成等。

當然，是書在研究中仍然存在不足之處，如書中一些內(nèi)容的考證有待更加深入，寫作中一些條目存在收集不夠全的問題；對宋朝立法成果中地方政府立法成就、民間鄉(xiāng)規(guī)民約成果沒有進行考察，這對全面了解宋朝立法成果情況仍然存在缺失，希望他在以后的研究中對以上問題進行完善和補充。

華東政法大學

法律文明史研究院

何勤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