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政治問責的危機困擾著當代民主政治。越來越多的證據(jù)表明，即使是自由而公正的選舉，也不能保證他們選出的公職人員能夠回應選民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期待。此外，民主政府似乎逐漸失去了防止最富裕的社會成員對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施加過大影響的能力。選舉式民主似乎并沒有促進民眾統(tǒng)治(popular rule)，反而允許乃至鼓勵政治的和經濟的精英損害公共利益以充實他們的財富，并侵害普通公民的自由。公民們既無法控制公職人員的行為，也不能抵制富人的權力和特權，這種趨勢不但嚴重地威脅到當今政治代表的品質，而且嚴重地削弱了我們這個時代共和國中的自由與平等的境況。

馬基雅維利對更早期的共和國做出了最敏銳的分析，在他的啟發(fā)下，本書重新審視了現(xiàn)代民主之前的大眾政體(popular governments)監(jiān)督和控制政治經濟精英的憲制措施和制度方式。為了遏制這些精英對自由和平等造成的威脅，傳統(tǒng)共和國的普通公民提出了遠比競爭性選舉更為廣泛的問責措施，并且常常將其付諸實踐。在馬基雅維利對這些措施的認可及其對威尼斯、佛羅倫薩和羅馬諸憲制的全面分析的引領下，我發(fā)現(xiàn)了一種強有力的、超越選舉的精英問責(elite accountability)和大眾賦權(popular empowerment)模式的諸要素：禁止最富裕公民參與的公職或會議(offices or assemblies)、抽簽與選舉相結合的行政長官(magistrate)任命程序，以及由全體公民對指控和上訴做出最終裁決的政治審判。我把由這些制度組成的大眾政體類型命名為馬基雅維利式民主。

縱觀歷史，共和國的政治和經濟精英抵制大眾對于這些制度的要求，很多為貴族共和國代言的哲學家和史學家也都強烈抨擊這些措施。曾經主導西方政治思想的亞里士多德、西塞羅、圭恰爾迪尼和麥迪遜等思想家，事實上更偏愛使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在關鍵方面不受大眾控制的憲制安排。在19世紀歐洲和北美殖民地大量知識分子開始支持進步的和激進的民主運動之前，馬基雅維利大概是唯一擁護如下共和國的重要知識分子：在這種共和國里，人民通過超越選舉的手段，積極主動地抗辯并限制政治和經濟精英的行為。本著這種馬基雅維利式精神，我以一些改革建議為本書作結，這些建議源于古代、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代那些重要的共和國里曾經爭論或實施過的約束精英(elite-constraining)和賦權公民(citizen-enabling)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獲得馬基雅維利最高贊譽的制度：羅馬共和國的平民保民官(tribunes of the plebs)。我尤其建議作為一個思想實驗用一個人民保民院(Peoples Tribunate)來修正美國憲法。

拋開制度方案不論，本書還強調了馬基雅維利政治思想中根本性的平民主義的(populist)也就是賦權公民(citizen-empowering)和反精英主義的基礎。歸根到底，我認為，馬基雅維利應當被理解為一個民主主義者，而非共和主義者至少不是思想史研究領域影響巨大的劍橋學派所定義的共和主義，而且這位杰出的佛羅倫薩國務秘書與共和主義的關系也不同于該學派的論述。如前所述，絕大多數(shù)共和國都在仿效它們的支持者也都贊同貴族憲制模式，而非民主憲制模式。因此，我將論證，共和主義普遍地在理論上和實踐中放任社會經濟精英對國內政治的支配，這種支配不僅超過了劍橋學派或受其影響的學者比如波考克、斯金納和佩蒂特所承認的程度，而且必然超過了馬基雅維利的作品所呈現(xiàn)的程度。上述論者一貫忽視或嚴重遮蔽了馬基雅維利對限定階級的(class-specific)職位、超越選舉的任命、懲罰公職人員的方式、普通公民廣泛討論和直接決定公共政策的會議等制度的認可。

按照我的詮釋，馬基雅維利激勵我們徹底地反思大眾政體中政治參與和精英問責所必需的制度與文化條件。不同于西塞羅、圭恰爾迪尼和青年麥迪遜等共和主義者，或者白芝浩、熊彼特等選舉民主的支持者，馬基雅維利試圖緩和而非簡單地利用普通公民對社會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的順從。的確，在馬基雅維利看來，自由依賴于某些制度，這些制度能夠回應乃至進一步鼓勵那種不信任甚或厭惡富裕的和顯赫的公民與政府的大眾性情(popular disposition)。

總而言之，《馬基雅維利式民主》重新關注了為了大眾政體的內政修明而將階級沖突加以適當制度化的必要性。它重提了馬基雅維利被人遺忘的教誨：是富裕公民手中的資源以及公職人員享有的廣泛自由裁量權，而非普通公民所謂的無知、冷漠與反復無常，對這種政體的自由構成了首要威脅。本書重新評價了在馬基雅維利和民主共和主義者們看來抵抗針對普通公民及其政治體的自由的嚴重威脅所必需的制度，并思考了在今天復興此類制度的可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