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闡明本書的結構，這里對本書的各個章節(jié)進行簡要概述。第一部分著重考察了若干經濟理論。第一章討論了資本主義的起源。波蘭尼概念體系中的術語“大轉型”的提出，這代表了與政治統治者保持了距離，并自我調節(jié)的市場機制的開端。就像阿夫納?格雷夫強調的，為消除財產被征收的可能性，就必須確立具有強制約束力的制度。此外，還需要合同履行制度來規(guī)范生產和貿易行為。合同履行制度或者由私人自行設定，或者在政府強制實施特定規(guī)則時，賦予該制度以公共屬性。上述兩種制度的恰當組合能夠推進市場機制的繁榮。然而這并非事情的終結，自工業(yè)革命以來，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都建立在技術變革與創(chuàng)造性破壞的基礎之上。那么，事態(tài)可能會超出預期。投機、不平等和排外等現象可能會摧毀市場機制的穩(wěn)定性，從而要求確立額外的調控措施。這暗示著雙重運動存在波蘭尼的觀點當中，表明了經濟學的理論建構特征。財產權利和企業(yè)自由對于培養(yǎng)創(chuàng)新和推進經濟增長是必要的。但是，過度的自由會導致越軌行為，從而亟待合理規(guī)則的協調。
第一章的討論明確了經濟活動和政治決策具有內在關聯性。為了闡明這種共生關系的意義，我們必須轉向政治經濟學領域。正像愛德華?格萊澤（Edward Glaeser，2005）洞悉的那樣，“經濟對政治的影響不亞于政治對經濟的影響，這一見解居于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第二章致力于對該領域的概述。從總體上定位了社會生產方式的分配進程之后，我們開始討論政治經濟學的形式模型。在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2009）的研究中，生產要素的配置以及隨后的收入分配取決于政治體制。主導經濟運行的精英人士將通過對經濟生產活動征稅來收取租金。在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çois Bourguignon）和蒂埃里?維迪爾（Thierry Verdier，2010）的解讀中，相對于純粹的政治精英來說，商界精英甚至會收取更多的租金。商界精英也可能會在國家能力建構和提升等方面投資，從而提升租金收取當中的收益。在可能的失去權力的情形下，精英會采取措施避免政治權力向工人轉移。當精英與工人之間的政治權力以隨機模式發(fā)生轉換時，分析過程會變得更加復雜。在達龍?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羅賓遜（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2008）的模型中，隨機性政權更迭在有工人剝削現象的寡頭政治體制，以及工人根據邊際產量獲取薪金的民主制度之間發(fā)生。這種更迭在特定程度上類似波蘭尼總結出的雙重運動。然而，以資本積累和技術變革形式呈現的資本主義的動態(tài)力量，并未納入研究視域。為填補空缺，我們會討論美國經濟史。通過呈現資本積累不受制約的財閥威權時期與存在更多市場調控的民主時期之間的交替過程，雙重運動的關聯性得以闡明。總而言之，模型化與描述性這兩種方法，可以說都以其各自的方式詮釋了政治經濟學中的關鍵議題。
技術變革是資本主義體制下資本積累和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在第三章中，我們將考察分析上述現象的不同方法。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技術變革被視為外生要素。在新近的文獻中，技術變革則被諸如做中學和研發(fā)投入等要素所詮釋。然而，在多數模式當中，技術變革呈現為平穩(wěn)的過程，因而伴隨關鍵變量保持恒定增長率的平衡增長路徑能夠被獲取。驟然將通用目的技術納入考量時，這種可靠的圖景會發(fā)生劇烈變化。一項通用目的技術就是一項技術創(chuàng)新，其形式表現為生產創(chuàng)新、產品創(chuàng)新或者激發(fā)強大潛能的組織突破，引發(fā)諸多其他技術應用以及向其他部門技術外溢。像埃爾赫南?赫爾普曼和曼紐爾?特杰騰伯格（Elhanan Helpman and Manuel Trajtenberg,1998）的模型所呈現的，一項通用目的技術的引入可能會導致暫時的增長放緩，因為需要建構新的生產活動的集合。在該模型中引入新的通用目的技術要求生產相關的投入要素，而這也需要時間。然而，該項技術的出現會導致日常生活中許多方面的變化，例如資本積累、教育事業(yè)、基礎設施和公司治理等。此外，引入通用目的技術要隨著時間的推進遵循特定模式，而通過邏輯曲線的方式可以闡釋這個過程。通用目的技術之間也可能重疊或者相互強化。簡言之，為了理解通用目的技術的完整意義，一種描述性分析，或者在理查德?利普西、肯尼思?卡勞以及克利福德?貝克爾（Richard Lipsey，Kenneth Carlaw and Clifford Bekar，2005）的術語體系中值得贊賞的理論化分析，再次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對于落后經濟來說，技術變革在很大程度上受趕超領先國家的進程所主宰。正如第四章將討論的，趕超意味著人均GDP的增長率超過技術領先國家。隨著該過程的推進，后發(fā)經濟的增長率會逐步回落到領先國家所達到的水準。盡管如此，如果最初落后經濟國家未能適時滿足適應性要求，這種趨同性依據人均GDP水平可能仍然是不完備的。這種情況在達龍?阿西莫格魯、菲利普?阿吉翁以及法布里奇奧?奇李博迪（Daron Acemoglu，Philippe Aghion and Fabrizio Zilibotti，2006）所建構的模型中得到了闡明。為了實現完善的經濟趨同狀態(tài)，依然后進國家必須及時從以投資為基礎的策略轉為以創(chuàng)新為基礎的策略。前者建立在長期關系和大規(guī)模投資項目的基礎之上；而對于后者來說，選擇具備創(chuàng)新能力的經理人則構成經濟活動的核心。轉向以創(chuàng)新為基礎的策略的決定由強調利潤最大化的資本家做出，而制度也在背后發(fā)揮著制約作用。
政府可能通過補貼或者限制競爭的方式，使以投資為基礎的策略更具吸引力。更少的競爭意味著更高的利潤和缺乏主動調整策略的理由。后進經濟體須應對的問題，要遠比宏觀經濟手段所表現的更加龐雜。產業(yè)結構和生產要素的流動性的轉型，都必須得以展開。政府可能再次因為促進上述轉型的需要而扮演重要角色。然而，這里還要強調一旦制度在失效時，就需要不斷調整。上述舉措的落實依賴于政治團體以及相關組織擁有的政治權力。
在第二部分，資本主義世界的歷史發(fā)展構成首要議題。第五章考察了約50年長波效應的存在、意義和影響，其“存在”問題仍有很大爭議。如果想要說明長波效應是構成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關鍵因素，這里有兩種研究方法。最直接的方法是將統計技術應用于宏觀經濟數據的時間序列當中，從而鑒別出循環(huán)模式。而此方法最近的一個例子是由安德烈?科羅塔耶夫以及謝爾蓋?澤瑞（Andrey Korotayev and Sergey Tsirel，2010）所做的研究，他們采用頻譜分析技術，將世界產量增長率的時間序列分解為不同幅度和長度的周期。他們發(fā)現從1820年到2007年，可以辨別出五個長波或者他們所稱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然而，直接方法對于導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因素的探索并無助益，而且，通過使用世界產量的增長率來驗證長波效應存在的假設，顯得非常牽強。辨識長波的間接方法克服了上述不足，其根本理念是技術變革導致了長波效應。這就意味著為了發(fā)現長波效應的證據，就必須關注技術領先國家的發(fā)展；同時也意味著追溯塑造前沿經濟史的技術特征非常重要�？死锼�?弗里曼和弗朗西斯科?盧桑（Chris Freeman and Francisco Louçã，2001）運用技術創(chuàng)新集群、渠道分支、核心投入、基礎設施和組織變更等概念來辨識長波效應。他們還區(qū)分出五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ㄌ}塔?佩蕾絲（Carlota Perez，2002）得出了相似結論，而其觀點的不同之處在于對周期起止的時間節(jié)點劃分上與其他學者的觀點不同，而且強調長波是引入具備第三章所探討特點的通用目的技術所導致。
在另一種方法中，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1964）的金融不穩(wěn)定假說詮釋了長波效應的存在。依據該理論，企業(yè)和銀行會在經濟繁榮時期處于極度樂觀的立場。由此招致的大量債務會產生資本泡沫，后者則會在現實經濟呈現蕭條征兆時爆發(fā)。理想的做法是技術革新與金融不穩(wěn)定假說應當結合起來。然而，截至目前仍沒有什么令人滿意的有效舉措，但佩蕾絲卻基于通用目的技術的出現，嘗試將金融發(fā)展納入研究。就此而言，雖然長波效應的存在尚無定論，但不同的理論和經驗觀察揭示出資本主義體制以長期的不穩(wěn)定形式為特征。這一點基于第二章所得出的結論，已經被資本主義的周期性規(guī)律所確認和證實。現實經濟的周期循環(huán)模式也可以在政治領域有所反映，因而構成了波蘭尼意義上的“雙重運動”。
第六章對歐洲和美國的資本主義發(fā)展進行了比較。20世紀初前后，技術領先地位從英國移至美國。在佩蕾絲所提到的第三次經濟飆升時期（1875—1928年），英國并未投資像電力、鋼鐵和化學等新的工業(yè)部門，而其他歐洲國家的工業(yè)化進程開展得更晚。經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使歐洲國家在生產效率（每小時產量）上與美國拉開差距，而對技術領先國家的趕超從1950年以后才開始。同時，隨著歐洲多國的工會和社會黨派獲得政治影響，歐洲的政治權力開始傾向于左派。根據阿爾伯特?艾萊辛那和愛德華?格萊澤（Alberto Alesina and Edward Glaeser，2004）的觀點，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動蕩局面所帶來的后果。因此歐洲出現了以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險的形式，實施財富在不同收入人群之間再分配的福利國家。關于歐洲不同國家在再分配領域的差異說明資本主義的運作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然而，就“資本主義多元化”主題展開的討論，主要還是處理經濟活動合作化的差異問題。
彼得?霍爾和戴維?索斯凱斯（Peter Hall and David Soskice，2001）通過區(qū)分自由市場經濟和協調型市場經濟奠定了理論基調。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公司治理和勞動關系領域的合作建立在競爭性市場模式基礎上；在協調型市場經濟中，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不完全契約、網絡監(jiān)控與協作關系的基礎上。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由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組成。與之相反，協調型市場經濟的國家則由西歐大陸國家和日本組成。經濟學著作中有大量關于這個基本問題的討論，即歐洲大陸模式（也被稱為萊茵模式）是否在宏觀經濟語境下比在不受制約的市場經濟語境下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表現更差。經驗研究并沒有得出確定的結論，然而，上述討論與第四章中關于從以投資策略為基礎轉向以創(chuàng)新策略為基礎（而經濟趨同也在同時發(fā)生）的問題同樣重要。因而，其核心議題是，一旦創(chuàng)新成為經濟擴張的主要力量，資本主義經濟是否應當嚴格地按照自由市場經濟的結構進行規(guī)劃。
第七章分析了世界范圍內的經濟趕超。在以大樣本分析研究20世紀后半葉不同國家的趕超進程時，充分考量了需要納入各項的條件并未在宏觀經濟水平上看到無條件趨同。巴里?博斯沃思和蘇珊?柯林斯（Barry Bosworth and Susan Collins，2003）提供了一項最新的信息，指出經濟趨同最終依賴于單個國家最初的經濟發(fā)展狀況。與之相反，瑪格利特?麥克米倫和丹尼?羅德里克（Margaret McMillan and Dani Rodrik，2011）則指出無條件趨同也會出現于生產部門。麥克米倫和羅德里克將分析限制在近期密集的全球化進程，即從1990年到2007年，并采用了僅含38個國家的樣本范例。因為生產部門顯示出相對較大規(guī)模的生產率提升，經濟發(fā)展就主要由這些部門的擴展而帶動。如果勞動力從高生產率的部門轉向低生產率的部門，那么整體的經濟增長就會受到打擊。麥克米倫和羅德里克認為拉丁美洲與非洲的例子就印證了這個結論，而亞洲則基于結構轉型提升了經濟增長率。通過相應國家遵循的政策，就能夠解釋上述不同。比如，有些政府希望使其最具活力的部門在世界市場獲得競爭力，而通過尋求有效方式以達到上述目的。與之相反，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實際匯率高估造成傳統行業(yè)利潤縮減，而在世界市場上，傳統行業(yè)的利潤空間本身就非常有限。
趕超過程伴隨著自我約束，經濟增長率也會逐步下跌。巴里?艾肯格林、樸東炫和申寬浩（Barry Eichengreen，Donghyun Park and Kwanho Shin，2011）基于大量不同國家的樣本，預估大幅經濟增長的概率下降。這種概率下降依賴于人均GDP以及若干其他變量，例如貿易開放、支出結構和下跌前的增長率。將此結論應用于中國，可以發(fā)現中國未來面臨經濟增長下降的可能性為73%。而這種判斷并不符合其他經驗研究結論，后者認定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經濟會保持高增長率。發(fā)展中國家是否會開始或者繼續(xù)趕超領先國家，這一問題非常重要，原因主要在于其對全球范圍內權力平衡與國家合作所產生的影響力。
第八章探討了國際合作的模式以及民主的意義。在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2011a）看來，各個相關國家要在三種可替代方案中做出抉擇。全面自由市場意義上的全球化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得以實現。第一，相關國家可以就某些事務與相關組織展開合作。第二，全球化可以與民主發(fā)展受到制約的民族國家相結合。第三種可替代方案，就是杜絕羅德里克所稱的超全球化來挽救民主。在第三種情形下，特定國家遵循“薄弱”或者“完整”的全球化路徑，意味著各個國家強調維護其自主的社會安排、規(guī)則與制度的權利。那么國際經濟布局的目的就是確立相應規(guī)則，來協調不同國家制度的沖突與重疊。最大的問題當然就是，相關國家是否擁有該選項或者它們是否接受國際競爭壓力下的超全球化，其中的各類相關要素由圍繞歐洲經濟一體化問題而得到部分詮釋。在這方面，歐洲貨幣聯盟的執(zhí)行力會激發(fā)我們的興趣。沒有政治統一的貨幣聯盟或貨幣區(qū)域將不可避免地面臨很多麻煩，尤其是當歐洲貨幣聯盟核心國家以及周邊國家面對多樣化價格水平的時候。由于周邊國家過高的價格水平，真正的問題就體現為競爭力的缺乏。這意味著債務危機在實質上就是GIIPS國家（希臘、意大利、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收支平衡危機。漢斯-維爾納?辛恩（Hans-Werner Sinn，2011）提議在這些國家采取相應措施來恢復其市場自治并提供臨時性幫助。然而，真正能夠有效拯救歐元的舉措，可能正是歐盟協助其成員履行部分角色，例如，對所有歐盟成員實施財政硬約束等。在特定程度上，在歐盟語境下已經出現了上述舉措。實際上，就像查爾斯?薩貝爾與喬納森?澤特林（Charles Sabel and Jonathan Zeitlin，2007）提出的，歐盟已經處于“試驗式治理模式”的新階段。就此來說，歐洲可以被視為探索國際合作新形式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