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洪波博士的《從變文到元明詞話的文體流變研究》即將由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洪波于2010年來揚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其為人老實忠厚，學習認真扎實，特別勤奮，科研能力頗強。在校期間，他已經發(fā)表了近20篇學術論文，獲得由教育部頒發(fā)的博士研究生國家獎學金，還獲得若干其他獎項，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一致好評。他的博士學位論文以敦煌變文作為出發(fā)點，探討從變文到元明詞話的文體演變過程。這個選題可以說新穎，也可以說比較冷，比較難。論文考證比較周密，論述比較充分，注意借助中外文體學理論進行分析，結論較為可信，得到答辯委員會的較高評價�，F(xiàn)在獲得河南省教育廳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著作資助項目的資助，得力于他自己的精益求精、不斷努力。
　　在中國說唱文體發(fā)展演變過程中，元明詞話有很重要的地位。它與唐代俗講和變文有諸多形式上一致之處，與章回小說、鼓詞和彈詞相比，與數量浩繁、類型多樣的寶卷相比，形式方面也有諸多相似之處。從形式特征和所處時間位置諸多角度分析，元明詞話都堪稱一種獨特的存在。在中國說唱文體發(fā)展演變過程中，元明詞話可能具有承上啟下的獨特作用，這是人們很感興趣的問題。然而元明詞話研究也有很明顯的難度，這就是存留的元明詞話資料不多，對元明詞話的研究也比較冷。實際上，□具代表性的元明詞話，也即人們所說明成化說唱詞話十六種，是20世紀中葉在上海嘉定偶然發(fā)現(xiàn)的。這種情況，與本書另一個研究重點變文的情形有一定類似。敦煌文獻包括變文在19世紀末被發(fā)現(xiàn)，當時也是充滿偶然性的，其價值也是逐步獲得認識的。好在敦煌學已經成為顯學，而且在世界范圍也是有影響的顯學。
　　敦煌變文在中國古代文學史尤其是中國古代說唱文學史上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但諸如詞話、彈詞、鼓詞、寶卷等說唱文學門類受到變文的影響，而且宋元話本、明清通俗小說等亦受到變文的沾溉。20世紀初葉以來的變文研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有關整理校勘、編目索引、名義辨析、分類比較、形式淵源、思想藝術等方面的專著論文層出不窮，宗教學、歷史學、語言學和文學研究成果也非常豐富，攀錦詩等《中國敦煌學論著總目》與鄭阿財、朱玉鳳《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1908-1997》及《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2001-2005》等著錄甚多，但是專門從文體學角度對變文進行探討的論著卻并不多見。文體學研究在當今也漸成熱門，關于文體史料學、文體學、文體史、語體以及風格和文體方□□及思維方式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這些成果大多注目于中國古代雅文體如詩文以及詞體的研究，俗文學文體特別是說唱文學文體研究卻少有學者問津。元明詞話是變文、詞文發(fā)展到彈詞、鼓詞的橋梁，在說唱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元雜劇中遺存的詞話、成化刊本說唱詞話、《大唐秦王詞話》、《歷代史略詞話》體現(xiàn)了詞話發(fā)展的四個重要階段。關于詞話，學界多傾向于將其納入說書、講唱文學、俗文學、話本小說或曲藝領域進行整體研究，或者結合彈詞、鼓詞、子弟書等說唱文學樣式進行比較研究。關于詞話的文體演變，尤其是詞話對于變文、詞文的繼承與發(fā)展，詞話文體演變的內在規(guī)律，少有學者進行專題研究。正因如此，洪波的《從變文到元明詞話的文體流變研究》就表現(xiàn)出一種體系性的探索精神，他把變文研究、元明詞話研究與文體學研究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以相關文本為基礎，以歷史文獻為支撐，以新興理論為指導，努力全面發(fā)掘和分析變文到元明詞話的文體流變軌跡，在選題方面的創(chuàng)新意義是值得肯定的。
　　關于變文，作者著重于分析變文之"新"、變文之"雜"、變文之"俗"。"新"字概括變文的體制之新、語言之新和風格之新；"雜"字歸納變文的文備眾體；"俗"字則總括變文的世俗性和通俗性，這些都顯得獨具只眼，令人耳目一新。關于《大唐秦王詞話》與成化刊本說唱詞話的專題研究，作者也有獨到的見解——強調其史化與詩化，追溯其與禮書的關系，探討其文體的二重性，這些也表現(xiàn)出較強的創(chuàng)新精神。
　　凡事知易行難，因為論文選題涉及敦煌變文、說唱詞話以及文體學等，時間跨度大，文體種類多，可以說是牽一發(fā)而動全身，再加上有關元明詞話的原始文獻又多語焉不詳，這給研究過程帶來了一定困擾。作者就從唐代變文人手，以時代順序廓清與元明詞話有關文體的演變線索及其內在規(guī)律，用專題研究的方式，突出重點，心有所得，有感而發(fā)，體現(xiàn)出較為明顯的問題意識，以及選擇性寫作策略。例如，元代詞話文本無存，就從元雜劇中進行鉤稽，分析元代詞話的具體形態(tài)和功用以及對明代詞話的影響；在分析宋元講史話本時，由于學界對其研究已經比較深入，就側重于對其中所引詩詞韻語的考證，別出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