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教育史研究/當代中國教育學術史》以專題和時間為線索，旨在系統(tǒng)回顧建國70年以來國內學術界對外國教育史研究的狀況。圍繞外國學校教育史、外國高等教育史、外國教育思想史、外國教育史學這四個方面的主題，梳理當代中國對外國教育史研究和探索的基本情況，總結當代外國教育史研究的特點，了解外國教育史研究的進展和存在的不足，為外國教育史學術研究未來的發(fā)展提供借鑒。
雖然在數(shù)個世紀之前，中國以外世界的文化與文明就被我們的先輩注意到了，以多種形式記載下了他們對于中國以外的文化與文明的認知。但是，引以為自豪與自傲的中華傳統(tǒng)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我們的祖先長久以來都恪守“華夏□□”的歷史觀。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里，中國雄踞“天下”之中心，周圍不過是番邦蠻夷而已。對于外國文化與文明的記載不過是出于對異邦風物的好奇與獵奇，以“華夏□□”而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并無放眼世界向外國的文明學習的態(tài)度。
中國人對于外國教育方面的認知同樣如此。明朝末期天主教傳教士陸續(xù)來到中國傳教，也將西方的教育形態(tài)帶到了中國。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高一志（ Alfonso Vagnone，1566-1640）在1615年左右完成的《西學》和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在1623年左右出版的《西學凡》都是用漢語寫成的，他們首次向中國人介紹了當時歐洲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學科分類①的基本情況。那個時候，中國人對于西方教育制度與內容的認知，對于西方學問和知識的了解，也是出于一種獵奇的心理，并沒有意識到有深入研究和學習西方教育的必要。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雖然并未引起整個社會從“天朝上國”的心態(tài)中轉變過來，但促使晚清一批士大夫們開始探索、發(fā)現(xiàn)、介紹西方軍事、政治、地理、社會、教育等方面的知識，開啟了近代風氣之先，掀起了此后一股西學東漸的潮流。士大夫們的努力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抱著復雜的心態(tài)與情感，開始“睜眼看世界”。于是，對“外國”的關注由介紹開始，在這個全面介紹外國方方面面的過程中，對“外國教育”的介紹也開始了，人們逐漸認識到“外國教育的歷史發(fā)展”對于中國人認識外國的教育有一定的裨益。中國的外國教育史研究就這樣伴隨著中國社會在自覺與不自覺地向著現(xiàn)代化演進的過程中初見端倪�！拔鲗W”的不斷傳人與國家內憂外患的局勢，使得清政府也開始意識到了學習“西學”的必要性。在清末新政中，教育改革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內容。癸卯學制的頒布，標志著中國近代教育行政體系的建立。西方的學校教育制度開始被中國模仿，教授西方學科知識分類的新式學堂開始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在興辦西式學堂的過程中，按照西方學科分類的知識體系，開設諸學科的課程，翻譯和編撰相關的教材講義，采取分科教育的方式，形成了新的近代意義上的學科體系，教育史學科也是這種新興學科體系中的一部分。隨著各級各類新式學堂的開辦，西方近代學科分類標準、規(guī)則也被介紹到了中國。在此基礎上，中國傳統(tǒng)學術及知識體系開始日漸消融、分化，建立起以西方學科分類標準為參照系的新知識體系。中國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是在西學東漸、西方學科分類意識傳人中國以后，以西方學科為參照系建立起來的。從西方移植過來的“學科體制”與中國傳統(tǒng)的學術結構截然不同，其構建了我國近代以來新的學科知識體系，也主宰了未來學術發(fā)展的主要形式。外國教育史學科與學術研究也是在這樣一種大的歷史背景下產(chǎn)生的。
教育史與其他學科不同的地方在于，作為教育科學的基礎知識體系，教育史學科的萌芽還與中國師范教育興起有著密切的關系。京師大學堂師范館建立以后，為了培養(yǎng)更多新式學堂的合格教師，清政府順應時代潮流在全國推廣各級各類師范學堂，這些師范學堂里開始設置教育教學的相關專業(yè)，開設與教育相關的課程，引進和編撰教科書，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外國教育史以及教育學、中國教育史、教育管理學等多個專門知識領域，出現(xiàn)了作為師范院校教學科目的教育學科。
孫益，女，漢族，1979年出生于湖南岳陽，黨員。2007年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獲得教育學博士學位�，F(xiàn)任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育歷史與文化研究院黨支部書記，副院長，碩士生導師，副教授。長期從事外國教育史、西方高等教育史的教學與科研工作。
《外國教育史研究/當代中國教育學術史》：
五、研究領域的擴大與多元格局的初步形成
改革開放至20世紀末，我國外國教育史學界已經(jīng)培養(yǎng)出了眾多科研與教學人才。眾多教材和大量的譯著和專著得以出版，發(fā)表的論文數(shù)量也以幾何級數(shù)增長。這些都標志著外國教育史的研究不斷向縱深發(fā)展，研究領域不斷擴大。外國教育史的研究逐漸打破了此前一門通史包打天下的單調局面，開始初步形成通史、國別史、斷代史、專題史研究的多元化格局。
通史方面，從1986年開始，滕大春教授聯(lián)絡全國各省市的外國教育史學者，組成了當時代表我國外國教育史研究□高水平的寫作隊伍，經(jīng)過八年努力完成了《外國教育通史》（1994）的出版。<外國教育通史》是我國□□部大型的外國教育通史著作，以6卷本200萬字的規(guī)模，為讀者全方位展現(xiàn)了從原始社會開始到20世紀人類教育發(fā)展的歷程，涉及了除我國以外世界各主要地區(qū)的眾多國家。這套著作特別對之前的外國教育史著作中沒有涉及，或者雖有所涉及而語焉不詳?shù)慕逃贫群徒逃枷攵甲隽嗽敿毜恼撌觥矔�以相當大的篇幅更為深入地研究了古代東方以及近代以來歐美以外重要國家和地區(qū)的教育，包括拜占庭、阿拉伯國家的教育，還有印度、埃及、朝鮮、韓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澳大利亞及新西蘭等亞洲、非洲、大洋洲主要國家的教育及各國教育家的思想，對佛教和伊斯蘭教這兩個世界重要宗教思想影響下的教育，都做了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打破了外國教育史著作中“歐洲中心論”的模式�！锻鈬逃ㄊ贰愤�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闡明了東西方文化教育之間的相互交流和影響的事實以及不同時期之間的繼承與變革關系，較為清晰而全面地反映了外國教育歷史發(fā)展的脈絡與層次。
國別史方面，20世紀80年代后期，一批國別史翻譯作品的出版彌補了國別史研究的不足，包括滕大春、滕大生翻譯的鮑爾生著的《德國教育史》（1986），諸惠芳等人翻譯的奧爾德里奇著的《簡明英國教育史》（1987），等等。這些西方著名教育史研究者的國別史作品曾經(jīng)得到歐美各國學者的廣泛好評，在西方教育史學界流傳較廣并且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這兩本著作的翻譯，譯文簡練詳盡，準確翔實，對中國教育史學界國別史的研究和教學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受到西方研究者國別史研究的啟發(fā)，我國教育史的學者也開始嘗試用中國的視角去審視其他國家教育史的發(fā)展，出版了一批獨立的著作，例如王桂編著的《日本教育史》（1987），徐輝、鄭繼偉編著的《英國教育史》（1993），滕大春著的《美國教育史》（1994），等等。許多國別史研究，并非只是簡單轉述外國學者研究的觀點，而是有史有論，史論結合，論從史出，以豐富的學識、客觀公正的學術態(tài)度、犀利的學術眼光，不但對各國教育制度發(fā)展過程中的經(jīng)驗進行了準確的總結，也指出這些國家教育制度發(fā)展中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和弊端，同時對各國的教育家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評價。這使學術界對各國教育的發(fā)展有一個全面和深入的認識，也能夠為科學的教育決策提供借鑒。
斷代史方面，繼《外國古代教育史》之后，由趙祥麟主編的《外國現(xiàn)代教育史》在1987年出版，吳式穎主編的《外國現(xiàn)代教育史》在1997年出版。撥亂反正以來教育通史類的教材已經(jīng)出版了不少，但是斷代史的作品卻非常少見。而已有的通史類教材一般將古代教育史和近代教育史作為敘述重點，現(xiàn)當代教育史的內容比較簡略。兩部《現(xiàn)代教育史》的出版，彌補了學術界對現(xiàn)當代教育史研究的不足。這兩部著作詳細闡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勃然興起的歐美教育革新運動及其對后世的影響，敘述了二戰(zhàn)以后美、英、法等國發(fā)展各級教育的重大舉措，各級教育的發(fā)展與變化，主要教育家的活動與思想；同時還對20世紀外國教育實踐與理論發(fā)展的進程和取得的成就進行了綜合性的回顧與總結，并以此為基礎展望了21世紀世界教育發(fā)展趨勢。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還出版了一批斷代史的譯著，包括張斌賢等翻譯的法國教育史家萊昂著的《當代教育史》（1989），張法琨等翻譯的澳大利亞著名教育史家康內爾的《二十世紀世界教育史》（1990），張人杰等翻譯的法國教育史家加斯東·米亞拉雷、讓·維亞爾主編的<世界教育史（1945年至今）》（1991），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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