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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歷來被譽為東方經驗，無論是人民調解、行政調解還是訴訟調解，近年來在知識產權糾紛解決領域的發(fā)展都可圈可點。為進一步推動知識產權調解工作的發(fā)展，撰寫本書�！吨R產權糾紛調解理論與實務》包含了知識產權基礎理論，以及作者基于對知識產權糾紛調解相關制度的觀察和領悟，作出的深入分析與實務探討。

總序
作為糾紛解決的一種方式，調解在我國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早在兩千多年前的西周，就出現(xiàn)了專門負責調解事務的官員——“調人”。在歷史長河中，調解已不僅是一種治理策略，也是人們追求無訟與和諧社會的實現(xiàn)路徑。新時代，被譽為“東方經驗”的調解，在中華民族實現(xiàn)偉大復興的征途上無疑將承擔更加艱巨的歷史使命。
我國有數(shù)百萬名調解員，他們是調解工作的具體承擔者、踐行者。伴隨著時代的深刻變遷，人們對公平正義有了更高的訴求，矛盾糾紛更加多元、復雜，從而對調解員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規(guī)模地開展系統(tǒng)性、專業(yè)性的調解員業(yè)務培訓，已顯得刻不容緩。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lián)動工作體系”，“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對構建多元調解機制提出了新要求。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仲裁調解、社會組織調解、律師調解等，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有利于消除紛爭，促進和諧，實現(xiàn)社會長治久安。根據(jù)中央精神，我們要鼓勵探索協(xié)商、中立評估、第三方調解等各種解紛機制，促進各類非訴訟爭議解決方式蓬勃發(fā)展，為人們提供更加便捷、豐富、專業(yè)的法律服務。
建立調解員高級研修（職業(yè)培訓）教材體系，是新時代進一步提升調解員專業(yè)化、職業(yè)化水平的重要舉措。鑒于此，我們組織復旦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上海政法學院等著名高校的一*專家學者，以法學專業(yè)為主，兼及社會學、心理學、管理學等專業(yè)，計劃用3~5年的時間，編寫一套框架合理、前瞻性、實用性強的“調解員高級研修（職業(yè)培訓）叢書”。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人民調解協(xié)會在調解領域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也十分重視調解理論研究，他們對本套“調解員高級研修（職業(yè)培訓）叢書”的策劃、編撰、出版提供了極具建設性的指導意見和有力的經費支持，直接促成了本叢書的及早面世。
迄今全國尚無一套涉及人民調解、行政調解、社會組織調解、仲裁調解等各類調解的綜合性調解員研修（職業(yè)培訓）叢書，本套叢書的出版，填補了業(yè)內空白。我們相信，這套叢書將為上海、為全國的調解員專業(yè)研修、為調解工作深化發(fā)展提供啟迪和幫助。
叢書編委會
2020年7月

序
對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的關注始于我在廈門大學攻讀法學博士學位的時候，在隨后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從事博士后研究以及華東政法大學任教期間，我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和關注從來沒有中斷過。這十年間，我欣喜地看到我國知識產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從無到有，從邊緣化學說發(fā)展成為主流權*政策，這不僅與發(fā)達國家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機制發(fā)展路徑不謀而合，也符合知識產權糾紛解決的客觀規(guī)律和我國當前的社會實踐。
各類訴訟外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機制的提倡及發(fā)展，不僅為了緩解或者彌補司法解決知識產權的壓力或者不足，更是因為仲裁以及調解等方式更恰當?shù)貪M足了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本身對糾紛解決者及機制在專業(yè)性、國際性、保密性以及更高的糾紛解決效率方面的訴求。這十年間，我陸續(xù)出版了《知識產權仲裁機制研究》《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兩本專著，承接了國家知識產權局、上海市知識產權局和上海市司法局等有關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機制課題。
調解，歷來被譽為東方經驗，無論是人民調解、行政調解還是訴訟調解，近年來在知識產權糾紛解決領域的發(fā)展都可圈可點。為進一步推動知識產權調解工作的發(fā)展，撰寫本書。感謝我的研究生湯恩、元靜、戚熠完成了知識產權基礎理論部分的寫作，后半部分關于知識產權調解的分析則源自我這些年對該領域相關制度的觀察和領悟，不當之處敬請讀者們予以批評與指正。
歲月流逝，但是對該領域的關注必將一直持續(xù)，投身其中，愿日就月將，與時俱進。
倪　靜
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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