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山東大學《文史哲》編輯委員會要我給唐宋散文作家寫一些評價的文章，因為今日介紹唐宋以來詩歌小說之類的文章很多，尤其是對那些杰出的作家或作品，如杜甫、白居易、《紅樓夢》等的討論，真是一時鈴鐸齊鳴；而于散文作家或作品的介紹，則異常寂寞，這就中國文學遺產(chǎn)的整理和研究來說，確是一種偏枯的現(xiàn)象。雖然我是一個治歷史學的人，對文學是外行，但《文史哲》的這個意見是正確的，于是我便嘗試性地寫了一篇《柳宗元文學的評價》給《文史哲》發(fā)表。僥幸得很！這篇文章的發(fā)表，居然引起了國內(nèi)外不少讀者對柳宗元的深厚的同情。他們認為：像柳宗元這樣一個具有高度的政治斗爭性的杰出的文學家，就因為他的政治斗爭的失敗，使他的始終玉潔的人格，蒙受了千載的誣蔑，從而使他的寒芒熠熠的文學內(nèi)容，也不可能獲得正確的認識，這在今日是完全有替他洗刷的必要的。我的文章雖然遠遠不能滿足讀者的要求，也總算替他盡了一點洗刷的責任。自然，我希望我的文章：僅僅是介紹柳宗元文學的開端�？墒�，當《文史哲》要我寫韓愈文學的評價時，我卻認為：韓愈柳宗元名字的不可分離，只是因為他們同是唐代最杰出的散文作家，同是唐代散文和駢文斗爭運動的領導者；而他們在政治上的表現(xiàn)則恰恰相反，韓愈依然站在舊的落后的勢力一邊，而柳宗元是站在新的進步的勢力一邊的。韓愈柳宗元在政治上表現(xiàn)的進步與落后，無疑會影響到韓愈柳宗元文學內(nèi)容的進步與落后，那么我們介紹了內(nèi)容進步的柳宗元文學，也就沒有必要再介紹內(nèi)容落后的韓愈文學了。并且介紹柳宗元的文學時，也不可能不聯(lián)系到韓愈的文學。秉此理由，我便不準備替《文史哲》寫出第二篇文章—《韓愈文學的評價》。又我的不準備寫這篇文章的另一理由，是歷史研究早就發(fā)表過陳寅恪先生的《論韓愈》，我想陳先生的論韓愈，不可能不論到韓愈的文學，我們只就陳先生所提出的問題，加以補充或討論也就夠了�？墒牵�當我仔細讀了陳先生的文章時，覺得陳先生所提出的關于韓愈文學的問題：如唐代古文運動的中心思想是尊王攘夷思想的問題，韓愈的古文是通過韓愈先以這種文體寫作小說的嘗試而后才獲得成功的問題，乃至韓愈的以文為詩是佛家偈頌的進步形式的問題，雖然都是陳先生的一種新穎的見解；而我對這些問題，卻都有不敢茍同的意見。并且陳先生的文章，歸根結(jié)蒂，還是傳統(tǒng)地證明韓愈的儒學在唐代文化史上的特殊貢獻；而我則堅決認為韓愈在唐代文化史上的特殊貢獻，是文學不是儒學。不管我的意見和陳先生的意見，孰為正確，要之從這里可以證明，我們對韓愈文學的認識，還是不一致的。不一致而求其一致，則介紹韓愈的文學而加以往復的討論，就有其必要了。同時我又考慮到，韓愈的政治表現(xiàn)不及柳宗元，從而使韓愈的文學內(nèi)容也不及柳宗元，這是事實；但韓愈散文的高度熟練的技巧，跟他的領導散文和駢文斗爭運動走向勝利的堅決的精神，柳宗元卻不及韓愈，這也是事實。只介紹柳宗元的文學，而不介紹韓愈的文學，片面地低昂歷史人物，是不符合今日對待歷史人物的忠實的態(tài)度的。并且單從洗刷柳宗元的誣蔑的這一角度來看，我們介紹柳宗元，同時又介紹韓愈，以韓愈在政治上的落后的表現(xiàn)，來對比柳宗元在政治上的進步的表現(xiàn)，不是可以替柳宗元洗刷得更全面更有力嗎？秉此理由，我除寫了一篇《讀陳寅恪先生論韓愈》，和陳先生在文學問題上乃至在儒學問題上作必要的討論外，我終于改變我原來挾著成見的片面的看法，替《文史哲》寫出了早就要我寫出的《韓愈文學的評價》。

以上是我考慮寫出《韓愈柳宗元文學評價》的一個較長期的過程。

我原來沒有給韓愈柳宗元的文學寫成冊子作系統(tǒng)的介紹的計劃，這三篇文章，恰恰都是倒過頭來寫的。但因為每篇屬稿之際，還能相當?shù)乜劬o本題，不讓它拉扯到枝葉上去，所以這里把它們順序排列，也還看不出上者為裳而下者為衣的毛病。同時，每篇之中，雖然同樣提到某些問題，而敘述的詳略，也盡可能壓縮在一定的用以互證的范圍內(nèi)，不致成為可厭的重復。至于評價文學的作品，原不是公式化地都得聯(lián)系到當時的社會背景和作家的階級成分；但我們肯定韓愈柳宗元的文學，主要是肯定他們領導唐代文體改革運動走向勝利的業(yè)績，而這個著名的唐代文化運動文體改革運動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不能不是唐代社會經(jīng)濟的再度繁榮，和當時新興中小地主的一般要求，為其主要的因素，不分析這些主要因素，而把這個輝煌的文化運動的成功，完全歸結(jié)為一二領導者個人努力的成功，誰也不能承認這種話是正確的。所以我在韓愈篇，依然把這些主要因素，作了較詳?shù)姆治�；盡管我的分析的水平還不可能沒有較大的甚至是原則上的錯誤。

本冊子的內(nèi)容，除了正文二篇，附文一篇外，另錄《新唐書》韓柳傳及韓柳碑志共五篇，又選了韓柳作品四十八篇。我所以這樣做，是接受了一位同事給我提出的意見：因為我的文章，很少引到韓柳作品的大段原文，我沒有也不準備像過去評點家那樣，把韓柳作品的某篇某段的組織和所謂“筆法”介紹給讀者；我的文章，大部分只是圍繞著韓柳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進步意義這一中心問題加以發(fā)揮而已。同時，因為韓柳都是讀者最所熟悉的文學家，我沒有也不準備在我的文章里，把他們的歷史再作系統(tǒng)的介紹。這些對廣泛的讀者來說，都是不符合實際的要求的。選錄一些史傳碑志，跟一些未必具有代表性的韓柳作品附在后面，既可以彌補我的文章的缺陷，也可以節(jié)省讀者一部分翻檢之勞，我想，這種實事求是的寶貴的意見，我和讀者應該同樣歡迎吧。

懇切地希望讀者多多指教！

黃云眉

一九五七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