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主要分材料篇、人物篇和事件篇三部分。其中,材料篇主要是對本研究所用核心材料骉羌編鐘銘文和清華二《系年》戰(zhàn)國段簡文的整理研究,包括“編鐘的流傳與鐘銘研究的學術脈絡梳理及編鐘銘文集釋”和“簡文研究綜述與釋文校訂”兩部分內容;人物篇主要是針對編鐘銘文和簡文所涉歷史人物及其歷史陳跡所作的考證和系統(tǒng)梳理;事件篇則主要是結合材料篇和人物篇的研究成果,對編鐘銘文和簡文所涉歷史事件展開的進一步研究整理。
適讀人群 :古文字學研究者、秦漢史研究者 本書分類梳理了骉羌編鐘銘文和《系年》戰(zhàn)國段簡文并做出校釋,結合傳世文獻,對主要歷史人物和事件進行了深入研究。對這些歷史人物的研究既有單純的歷史問題,也涉及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禮制問題,以及相關君主的紀年及世系問題。因此,人們不僅可以對戰(zhàn)國前期的若干歷史細節(jié)有一個大致清晰的認識,還能夠對春秋中期以降形成的歷史格局有一個較為直觀的把握,對中國史研究,特別是先秦史研究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出土文獻”是與“傳世文獻”相對的概念,包括甲骨文、金文、戰(zhàn)國文字、簡牘帛書等。出土文獻的整理研究始于漢代,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
在這兩千多年裹,出土文獻層見疊出,研究工作不斷走向深入。孔壁中經、汲冢竹書、商周金文、殷墟甲骨……每一次重大的發(fā)現(xiàn),都不同程度地影響到那個時代的學術生態(tài)。
1925年,清華研究院的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中首倡“二重證據法”,他說:“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彼^的“紙上之材料”即傳世文獻,“地下之材料”就是出土文獻。通過出土文獻來印證補正傳世文獻,開辟研究中國古史的新途徑,是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真諦!岸刈C據法”是研究方法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對近代學術的影響至為深遠。
2008年7月,清華大學從境外搶救人藏了一批戰(zhàn)國時期的竹簡,總數約2500枚,其中有多種經、史典籍,非常珍貴,其重要性堪與孔壁中經、汲冢竹書相媲美。9月,清華大學成立了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心的定位是:通過開展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交叉性和合作性研究,深入探討出土文獻的保護、整理、研究的前沿課題,把中心建設成為具有世界領先水準的出土文獻研究和保護中心。當前,中心的主要工作是對清華簡進行保護、整理與研究,同時開展其他出土文獻的保護和研究工作。中心自成立以來,已經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特別是在清華簡的保護、整理和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受到了領導的肯定和學術界及社會各方面的廣泛關注。
2011年4月,在清華百年校慶前夕,中心領銜申報的“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獲批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2012年5月,為回應教育部2011計劃,中心聯(lián)合國內11家兄弟單位組織籌建“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2013年1月5日,正式揭牌成立。
在短短的五年內,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經歷了跨越式的發(fā)展,在領導的關懷支持和同人的集體努力下,做出了一些工作成果,然而不足之處仍然是明顯的。我們的學識經驗都很有限,面對任務的要求,時時感到自己存在的缺憾。我們深切期待著各方面的幫助和指教。
不管中心如何發(fā)展,我們始終圍繞著“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這個主旋律。
為了集中展示近年來出土文獻研究的最新成果,推進出土文獻的研究工作,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輯了這套“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叢書將先推出20種,作者包括中心和其他單位人員,都是活躍于一綫的中青年學者,所涉及的出土文獻時間跨度很大,所涉及的學科領域相當寬廣,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當今出土文獻研究的主流面貌,相信廣大讀者能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這套叢書的編輯,得到了各位作者的積極回應,更有幸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由衷的謝意。
楊蒙生,男,1984年生。2017年在清華大學獲博士學位,2017年至2019年在清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后流動站從事科研工作。現(xiàn)為北京語言大學、北京文獻語言與文化傳承研究基地講師,主要致力于漢語言文字學和出土文獻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