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采擷生命之花
　　劉慶邦
　　廣袤的新疆大地盛產棉花，據(jù)說目前新疆每年的棉花產量，占全國棉花總產量的比重超過了百分之八十。這個驚人的數(shù)字，意味著全國人民所穿的十件衣服當中，有八件是用天山南北所產的棉花做成的。
　　每年夏秋之交，當新疆遍地的棉花盛開成雪白的花海之際，就會有大批的河南農村婦女，成群結隊，不遠萬里，奔赴新疆采摘棉花。蜜蜂追花，她們也追花。蜜蜂追花，是為了釀造甜蜜，她們追花呢，是為了奉獻溫暖。
　　阿慧的這部長篇紀實性文學作品，追蹤記述的就是地處中原的河南農村婦女，特別是豫東周口地區(qū)的農村婦女，去新疆打工拾棉花的故事。因我的老家就在周口沈丘縣，我聽說我們村的人也有去新疆拾棉花的，讀阿慧的書，我仿佛看見我們村的大娘、嬸子、嫂子、弟媳，或姐姐、妹妹，在遙遠的新疆棉花地里辛勤勞作的身影，感到格外親切，并不時為之感動。
　　追溯起來，不管是逃荒，還是創(chuàng)業(yè)，中原人都有西行的傳統(tǒng)。山東人是闖關東，山西人、河北人是走西口，而河南人習慣沿著隴海線過潼關，奔西面而去。不過，他們一般來說到了陜西就停下了，就地謀生，不再西進。也有人走到了青海和甘肅，只是人數(shù)極少，沒形成規(guī)模。再往西域新疆，就更少有河南人涉足，不僅“西出陽關無故人”，西出天山更是故人難覓。然而，新中國成立之后就不一樣了，隨著新疆的解放，隨著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駐扎下來參與新疆的開發(fā)建設，隨著西部大開發(fā)國家戰(zhàn)略的實施，隨著古老的絲綢之路被重新打通，去新疆的河南人逐漸多了起來。我去過新疆幾次，每到一地，我?guī)缀醵寄苡鲆娎相l(xiāng)，聽到鄉(xiāng)音，新疆連豫劇團都有了。新疆到底有多少河南人，恐怕沒人做過統(tǒng)計。我只知道，在我們老家，差不多每個村莊都有去新疆謀生的人。別的村不說，只說我們村吧，就有一些人先后去了新疆。在各個歷史階段，他們去新疆的原因各不相同。第一個去新疆的人，是一個地主分子。他喜歡說評詞，被說成是好逸惡勞的二流子，送到新疆勞動改造去了。第二個去新疆的人是一個地主家的閨女，她想脫離我們那里嚴酷的階級斗爭環(huán)境，自愿遠嫁他鄉(xiāng)。“文革”后期，有一個當過造反派的人受到村干部打擊報復，在村里待不住，逃到新疆去了。他在新疆落戶之后，把一家老小都接到新疆去了。改革開放之后，全國掀起了外出打工熱潮，我們村至少又有兩戶人家，隨著打工的潮流，去新疆安了家。想想看，僅我們一個村去新疆的人就這么多，把全周口、全河南去新疆的人都加起來，不知有多少呢！
　　千萬不要小看那些遠走新疆的河南人，他們都是有志向的人，都是不屈的人，都是不甘平庸的人，都是有創(chuàng)業(yè)精神的人。他們到了新疆，不但帶去了勞動力，帶去了生產技術，還帶去了源遠流長的中原文化，帶去了中原人堅忍、頑強、勤勞的民族精神。他們的奉獻，對于新疆的發(fā)展、繁榮、穩(wěn)定，包括文化融合和民族大團結，都發(fā)揮了不可估量的歷史性作用。
　　每一個生命個體的命運，都承載著歷史和現(xiàn)實，并在與時代的交匯中，煥發(fā)出心靈的光彩。我曾設想過，到新疆把我們村去的那些鄉(xiāng)親逐個采訪一下，說不定能寫成一本書。可我又一想，新疆那么大，他們分散得東一個西一個，想找到他們不是那么容易，就把想法放棄了。我們那里的婦女去新疆拾棉花的事，我也聽說過，也很感興趣，曾動過去實地踏訪的念頭。但想到自己歲數(shù)大了，有些力不從心，訪問不成，還有可能給人家添麻煩，就沒付諸實踐。讓人高興的是，周口年富力強的女作家阿慧去了。阿慧并不知道我的心愿，但她做的，正是我想做的；她所寫的，正是我想寫的，阿慧差不多等于替我完成了一個心愿��！
　　在秋風蕭瑟、雨雪交加的日子里，阿慧只身去到新疆茫茫無際的棉花地里，與拾棉花的姐妹們同吃、同住、同干活二十多天，克服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付出了極大的耐心、智慧和辛勞，在定點深入生活方面下夠了苦功夫、笨功夫，才取得了如此豐滿的收獲。王安憶在給我的短篇小說集寫的序言里，說我的寫作“有些笨”。對這樣的說法，我一開始不大理解，覺得自己就是不太聰明唄。后來我才漸漸理解了，原來王安憶說的是好話，是在鼓勵我。我愿意把這樣的話轉贈給阿慧。阿慧明白，不管是采訪，還是寫作，都沒有任何捷徑可走，都耍不得小聰明，必須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把笨功夫下夠才行。道理跟采摘棉花一樣，花朵子長在花托上，不管花朵子開得有多么大、多么多，你不到棉花地里，不動手把花朵子采下來，棉花就變不成你的。你只有腳到、眼到、手到、心到，棉花才會屬于你。這不僅是一個實踐的過程，更有一個態(tài)度問題。阿慧把自己的姿態(tài)放得很低，真誠地融入拾棉花婦女的隊伍，很快把自己變成打工姐妹中的一員。拾棉花時，別人站著拾，她也站著拾；別人跪著拾，她也跪著拾。別人拾的棉花，都是裝在自己的棉花包里，她拾的棉花，都裝進了別人的棉花包里。聽姐妹們講到辛酸的往事，她的眼圈子比人家紅得還快，淚水比人家流得還多。人心換人心，就這樣，阿慧贏得了姐妹們的信任，成了她們的知心人，有什么心里話，她們都愿意跟阿慧傾訴。
　　在這部《大地的云朵》里，阿慧以云朵喻棉花，以棉花喻人，采取花開數(shù)朵，各表一枝的做法，一共表了三十二朵花。她給每一朵花都命了名，如“財迷女”“減肥女”“追夢女”等等。那些花有女花，也有男花；有嫩花，也有老花；有家花，也有野花；有正開的花，也有已經(jīng)凋謝的花；有流動的花，也有早已在新疆扎根，并成為種棉大戶的花。按阿慧的說法是，“所有的花都不一樣”。雖說都是為了“抓錢”，但出發(fā)點有所不同，有的為了蓋房，有的為了攢嫁妝，有的為了經(jīng)濟獨立，有的為了看世界，也有的為了戒賭，還有的為了還債等，不一而足。不管動機如何不同，反正他們一到新疆的棉田，都開出了屬于自己的、特色獨具的生命之花。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疆或許不需要人工采摘棉花了，改為機器收采；棉田或許不再是棉田了，可能會變成油田，或變成城市，變成歷史。如果沒有人把河南人去新疆拾棉花的故事記錄下來，若干年后，很可能是落花流水，了無痕跡。幸好，富有使命感的阿慧，用她的筆，她的文字，她的心，深情地、細節(jié)化地、生動地記述了這些故事，并使這些故事有了歷史價值、時代價值、文化價值、生命價值、審美價值和文學價值。阿慧實在是做了一件有意義、有功德的事。
　　阿慧這部書的語言也值得稱道。語言大師在民間。這部書的語言好就好在，阿慧以對語言的敏感，并抱著虛心學習的態(tài)度，忠實地記錄下了民間那些故事講述者原汁原味的、帶有地方色彩的語言。人靠衣裳馬靠鞍，好的作品靠語言。連我這個對語言比較挑剔的人，看了阿慧作品中的有些語言也覺得新鮮，意識到語言的翻新沒有窮盡，永遠在路上。為了節(jié)省語言，我這里就不再舉例子了。
　　我想，阿慧這部非虛構作品所使用的材料，如果把它虛構一下，想象一下，調整一下結構，找到新的光點，寫成若干篇小說也不是不可以。在序的最后，這算是我向阿慧提的一個建議吧。
　　2020年3月18日至21日（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于北京和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