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事宜節(jié)略》手抄本，向未見著錄。1936年我得之于西寧李圭臣后裔家。圭臣在清光緒年間曾任西寧辦事大臣衙門通事。
　　此書為嘉慶十五年（1810），文孚任西寧辦事大臣時所撰。其編寫的緣起，據他的自序說：“青海署設自雍正三年，案牘口口，口覽無遺。余公余之暇，每一披閱，凡有關邊防之大計，政務之因革者，挈其大略，手錄一卷，以備考查�！�
　　此次整理重印的本子，共分兩部分：一、《青海事宜節(jié)略》；二、附錄：（一）《青海衙門紀略》；（二）《湟中雜記》。
　　《青海事宜節(jié)略》記述了自清雍正三年（1725）設立青海辦事大臣署到文孚任青海辦事大臣期間，共85年，青海蒙古族、藏族、回族、撒拉族，主要是蒙古族、藏族中的重大事件，就事情的起因、變化發(fā)展過程以及如何解決和善后措施，逐件加以概括整理，實際上是一部雍正、乾隆、嘉慶時期的青海民族史綱�！肚嗪Ｑ瞄T紀略》則記述自青海衙門（全稱“欽差辦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務大臣署”，簡稱“青海辦事大臣署”，自乾隆朝起，通稱“西寧辦事大臣衙門”）設置至乾隆四十一年間的有關事務�！朵抑须s記》部分，用志的體裁記述了青海建置、山川、職官、兵防、寺院、民族、貢賦等方面的資料，對研究青海地方史志有著重要的文獻價值。
　　《青海事宜節(jié)略》及《青海衙門紀略》向以手抄本形式流傳，俱未曾刊行過；宣統(tǒng)庚戌歲（1910）羅振玉刻《玉簡齋叢書》，收有命名為《湟中雜記》一編，筆者核對之下，發(fā)現就是《青海事宜節(jié)略》抄本中附在《青海衙門紀略》之后，沒有名稱標題的那一部分資料。按《清史稿·疆臣年表》及《清實錄·仁宗實錄》所載，文孚于嘉慶十三年（1808）繼那彥成為西寧辦事大臣，十六年十月離任；素納于嘉慶二十五年（1820）二月繼福寧為西寧辦事大臣，道光元年（1821）十月離任。文孚的《青海事宜節(jié)略》系他從檔案中“挈其大略，手錄一卷，以備考查”者，而素納的《青海衙門紀略》則是他向清廷上奏的文件，兩者先后相隔的時間約8年，但令我們不解者，素納的《青海衙門紀略》既然是奏折，理應全面報告他本人在任時為止的先前的有關事宜，然而這個抄本則止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尚缺1777-1821年40余年的資料。作為奏折，似不應如此疏忽，有可能系經過同治時西寧地區(qū)發(fā)生擾攘的那個年代里，該衙門的檔案也由于無人管理而遭散失，所以有此漏缺；或者光緒年間書吏們謄抄時，沒有搜羅到后面的原文，而僅抄錄了一半。由于它不是文孚所輯，時間又在其后，整理時作為附錄（一）。至于本書附錄（二）敘述的從“一、建置西寧府”起的這一部分資料，羅振玉先生雖標為《湟中雜記》，惜未說明資料來源、著者身世，似為同一種資料的不同傳抄本。李圭臣家收藏的抄本中把它附在《青海衙門紀略》之后，沒有書名標題。若把它作為《青海衙門紀略》所缺之后半部分，則文不對題，不合紀略體裁，而且脫漏甚多。為了慎重起見，按羅振玉先生的刊定，仍標以《湟中雜記》。筆者認為這部分資料，從文內時間推論，止于文孚任職時，可能系文孚所輯。
　　由于該書為手抄本，限于抄錄者之水平及其各取所需，在《青海事宜節(jié)略》之末尾，有關于清廷規(guī)定官員跟役的資料。這部分資料系通行于全國者，與青海事宜不那樣密切，可能是抄錄者認為有參考之處，附于書末，整理時未加刪除，隔一空行，仍附于后。
　　此書原未分段，也無標點，整理時進行了分段標點，并加了一些注釋。對文內明顯的錯誤及前后不一致的人名、地名、族名等用[]作了校訂；對文內脫落字等，用（）作了填補或說明；對文內原有的注文，有（）內加“原注”字樣后照錄于后；帝王年號之后均用（）注明公元紀年，以便查考；對文內衍文，用（）標出；因手抄本破損而缺遺之字，用口表示空缺。為了讀者查閱方便，對原無各級標題的《湟中雜記》部分，按照其有關內容，分別增加并在“標題”前標明“一”至“十三”序數。
　　此書作者由于時代局限，文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封建主義色彩的用語，或貶損少數民族之辭，因本書是歷史資料，對原書文字未作更動。
　　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少數民族古籍辦公室將這本書列入《青海少數民族古籍叢書》出版，體現了黨和政府對民族文化史料的重視和關懷。
　　此書在整理過程中曾得到青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青海省離退休科技工作者協(xié)會民族史料研究所、青海省圖書館地方歷史資料部的鼓勵和支持，青海民族學院教授李得賢（文實）先生為標注本寫了序言，郭敞、金索南、馬忠等先生曾多方予以協(xié)助，在此一并深致謝意。
　　因限于水平，標注工作還存在不少缺點和錯誤，請有關專家和讀者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