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明確性原則是從美國“不明確即無效”原則發(fā)展起來的一項重要原則�！缎谭鞔_性原則研究》深入分析了刑法明確性原則的理論基礎、相對意義、主要內容和實現(xiàn)路徑，提出刑法明確性原則是由罪刑法定主義派生出來的，要求刑法從形式和實質上都必須清楚、確切，面向立法并指導司法的原則，包括形式明確和實質明確兩個方面，判斷明確性應從一般人、立法者、司法者三個角度來確立綜合性標準，刑法明確性永遠是相對的，必須通過立法與司法共同實現(xiàn)。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已成為我國的基本治國方略，而刑事法治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以刑事法治為研究內容的刑法科學也一直受到國家和社會的重視。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刑法學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研究領域日益擴展，研究層次不斷提高，呈現(xiàn)出空前繁榮興旺的景象。這一大好局面的取得，離不開幾代刑法學人的奮斗，其中也包括刑法學博士研究生們的努力。他們風華正茂、思想活躍、勤于探索、刻苦鉆研，所撰寫的博士論文一般說來選題合理，資料翔實，思路開闊，論證充分，精品迭出，為刑法理論的完善與發(fā)展作出了貢獻。
武漢大學刑法學科從1987年開始招收博士生。在將近20年的時間里，為社會輸送了一批又一批高質量的人才，同時也使博士點本身得以不斷發(fā)展壯大。武漢大學刑法學的博士生們關注刑法基礎理論的研究，重視學位論文的撰寫，他們的論文大多具有真知灼見，理論水平較高。一部分論文出版之后，在社會上得到頗好的評價。進入新的世紀，由于博士生招生規(guī)模的擴大，每年畢業(yè)的博士生數(shù)量大增，優(yōu)秀博士論文的數(shù)量也相應增多，以往每年出版兩本畢業(yè)論文的規(guī)模已經跟不上形勢的發(fā)展變化。而如果優(yōu)秀的博士論文因各種原因不能付梓，研究成果無法與讀者見面，既不利于理論成果的社會共享，也不利于年輕學者的脫穎而出。有鑒于此，我們與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洽商，設立“武漢大學刑法博士文叢”，出版社慨然允諾，給予支持。
楊劍波，1977年3月生，湖北天門人，1998年、2003年、2007年先后獲得中南政法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武漢大學法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1998年大學畢業(yè)后進入湖北省人民檢察院工作，先后到羅田縣、武漢市洪山區(qū)人民檢察院鍛煉，現(xiàn)為湖北省人民檢察院辦公室副主任、檢察員。參加了《社區(qū)矯正法律問題研究》、《檢察工作一體化機制基礎理論研究》等省部級重點科研項目，在《人大復印報刊資枓．刑事法學》、《中國刑事法雜志》等刊物上發(fā)表論文20余篇。
引言
第一章 刑法明確性原則的基礎理論
第一節(jié) 刑法明確性原則的歷史沿革
一、英美法系刑法明確性原則的歷史沿革
二、大陸法系刑法明確性原則的歷史沿革
三、我國刑法明確性原則的歷史沿革
第二節(jié) 刑法明確性原則的思想淵源
一、法治思想
二、人權保障主義
三、法律確定性要求
四、罪刑法定主義
第三節(jié) 刑法明確性原則的內涵界定
一、刑法明確性原則的概念
二、刑法明確性原則的地位
三、刑法明確性原則的功能
第四節(jié) 刑法明確性原則的判斷標準
一、國外判斷刑法明確性的觀點評述
二、我國判斷刑法明確性的標準確立
三、符合刑法明確性原則的立法類型
第二章 刑法明確性原則的相對意義
第一節(jié) 刑法明確性原則的辯證認識
一、刑法絕對明確的要求
二、刑法相對明確的原因
三、刑法明確的辯證統(tǒng)一
第二節(jié) 明確性原則與空白刑法規(guī)范
一、空白刑法規(guī)范的概念界定
二、空白刑法規(guī)范的基本分類
三、明確性原則與空白刑法規(guī)范的關系梳理
第三節(jié) 明確性原則與規(guī)范的構成要件要素
一、規(guī)范的構成要件要素的沿革
二、規(guī)范的構成要件要素的特征
三、規(guī)范的構成要件要素的分類
四、明確性原則與規(guī)范的構成要件要素的關系梳理
第四節(jié) 明確性原則與開放的構成要件
一、開放的構成要件的基本問題
二、明確性原則與不真正不作為犯
三、明確性原則與過失犯
四、明確性原則與非法定目的犯
第三章 刑法明確性原則的主要內容
第一節(jié) 刑法明確性原則的內容界定
一、刑法明確性原則內容的觀點述評
二、刑法明確性原則內容的合理界定
第二節(jié) 刑法形式明確性
一、刑法形式明確的主要內容
二、我國刑法形式明確問題評析
第三節(jié) 刑法實質明確性
一、刑法實質明確的主要內容
二、罪之明確性
三、刑之明確性
第四章 刑法明確性原則的實現(xiàn)途徑
主要參考文獻
后記
從這個意義上講，刑法明確性原則是刑事法治的必然要求，是人權保障的客觀需要，是罪刑法定的實質內容。
三、我國刑法明確性原則的歷史沿革
中國歷史上刑法文化發(fā)達，中國刑法史是法制史的重心，但中國的刑法均為家長私有制及君主專制體制的反映和保證，沒有實行罪刑法定原則，更談不上刑法明確性原則。中國刑法的近代化始于清末的修律。清末著名法學家沈家本作為修律大臣主持修律時力主引進西方的罪刑法定主義，他在其著作中對于刑法的明確性及其重要性也有所論及，他曾指出：“法者與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應為與不應為，若刑律之外，參與官吏之意見，則民將無所適從。以律無明文之事，忽授類似之罰，是何異以機殺人也�！鄙蚴现鲝垼骸奥衫幸欢o要字眼，關系罪名之生死出入，不得有含糊籠統(tǒng)之詞也”，即以明確之構成要件規(guī)定，避免司法者恣意。凡欠缺構成要件明確性之規(guī)定的，“不應為之類皆勿用”，以達“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達犯罪”之刑罰規(guī)范與保障的機能之目的。①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先生在論及法律語言特征時曾說：“法律之文辭有三要件，一日明，二日確，三日彈性力。明確就法文之用語言之，彈性力就法文所含意義言之�！彪m然他沒有專門論述刑法的明確性，但是他關于法律特征的論述對于刑法也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傮w而言，我國近代以前的刑法雖然發(fā)達，但并沒有罪刑法定原則產生的土壤與條件，歷代學者關于律例中用語明確的要求只是形式上的，并不具備實質的人權保障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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