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音樂對年輕的音樂家產生越來越大的吸引力。普羅科菲耶夫的《西徐亞組曲》、芭蕾舞劇《小丑》等作品，使他頗為驚嘆。后來普羅科菲耶夫成了肖斯塔科維奇最崇敬的現(xiàn)代音樂藝術大師之一。肖斯塔科維奇還特別喜歡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劇《彼德魯什卡》。他與音樂學院的同學們首次在歌劇院里欣賞了里姆斯基一柯薩科夫的歌劇《隱城基捷日的故事》、瓦格納的歌劇以及理查德·施特勞斯的歌劇《莎樂美》。肖斯塔科維奇在列寧格勒音樂學院畢業(yè)后聆聽了奧地利作曲家阿爾班·貝爾格的歌劇《沃采克》。這部歌劇使他久久不能平靜。不難看出，這部歌劇與肖斯塔科維奇的人道主義思想及其對“小人物”命運的關注是十分接近的。
　　作為年輕的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很早就酷愛文學，果戈理、列斯科夫等作家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后來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多次從這兩位作家的作品中汲取營養(yǎng)。對他產生巨大影響的俄羅斯作家還有薩爾蒂科夫一謝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普希金、萊蒙托夫、勃洛克等人都是他最喜愛的詩人；在國外的大作家當中，他最喜歡的是莎士比亞。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肖斯塔科維奇從青少年時代起就喜歡體育運動，特別喜歡足球運動。他真可謂是一個真正的足球迷，而且非常精通足球運動的各種細則，他還寫過一些足球比賽方面的評論文章(第一篇評論文章是他代替一位生病的記者而寫的，這篇文章刊登在《紅色體育報》上)。雖然在后來的幾年里時間很緊，但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仍然擠出時間并且從足球裁判學校畢業(yè)……所以在他創(chuàng)作的第一部芭蕾舞劇《黃金時代》當中，一支足球隊作為劇中的集體主人公并不是偶然的。
　　藝術、音樂和體育都不能遮住當時備受重視的“世俗生活”，肖斯塔科維奇生活艱難，因為當時整個國家都很困難。今天創(chuàng)作交響作品的作曲家清楚地知道：既有人替他們抄寫總譜，也有人為他們抄寫樂隊分譜。而肖斯塔科維奇只能親自抄寫《第一交響曲》的樂隊分譜，也就是說，他只好親自完成大量的技術工作！曾經(jīng)有這樣一段時間，肖斯塔科維奇徒步往返于他家居住的尼古拉耶夫大街(如今叫馬拉特大街)和音樂學院之間，因為那時還沒有電車，而且那段路程是很長的。如果他晚上想去聽歌劇，這樣的徒步往返只得再來一次，因為馬林斯基劇院是列寧格勒音樂學院的近鄰。
　　1922年2月，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肖斯塔科維奇的父親患肺炎去世，所以他們家的經(jīng)濟狀況就更糟了。此后不久，肖斯塔科維奇還得了肺結核。為了治病，他不得不前往遙遠的克里木和加斯普拉，因此需要一大筆開支。我們在前面談到，格拉祖諾夫曾盡力從物質上幫助肖斯塔科維奇一家，盡管如此，他家的境況依然是非常不佳。于是肖斯塔科維奇便找到了一份電影鋼琴伴奏的工作。那時正處于無聲電影階段，所有的無聲電影都是由鋼琴家隨著畫面進行現(xiàn)場伴奏。他的伴奏還比較符合無聲電影的畫面內容，有時他也會進行一段即興演奏。這是一種異常艱苦的勞動。肖斯塔科維奇曾在列寧格勒的許多電影院伴奏。他的即興伴奏深深地吸引了場內樂感較好的觀眾，他們多次邀請自己的熟人前去電影院，目的是讓他們欣賞年輕的和一文不名的音樂家的演奏。肖斯塔科維奇在影院進行鋼琴伴奏的工作持續(xù)了一年左右，后來他不得不終止這種活動，因為在影院里現(xiàn)場伴奏占去他大量寶貴的時間和精力，使他無暇從事自己的音樂創(chuàng)作事業(yè)。
　　生活的艱辛磨煉了青少年時代的肖斯塔科維奇，錘煉了他的韌性和毅力。引人注目的是，正是在那種艱苦的年代里，作曲家的某些重要特點已經(jīng)開始顯露出來。當時已經(jīng)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兒童鋼琴教師、肖斯塔科維奇家的朋友克拉夫季婭·盧卡舍維奇，在談到15歲的肖斯塔科維奇時指出：“米佳·肖斯塔科維奇剛一出生，我就認識了他。他天生具有溫和善良的性格，有一顆崇高、純潔和充滿稚氣的心靈。他喜歡讀書，喜歡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他生來就特別謙虛�！彼�在給蘇聯(lián)教育體制的組織者之一——A．B．盧那察爾斯基的信中也是這樣寫的。正如我們已經(jīng)提到的那樣，少年時代的肖斯塔科維奇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超凡的和極強的工作能力。他的心中條理清晰，前蘇聯(lián)音樂學家ю．H．秋林也曾從正面指出并贊揚肖斯塔科維奇表現(xiàn)出來的認真和務實精神。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肖斯塔科維奇的這些品質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不過，秋林還證實說，在肖斯塔科維奇的嚴肅認真態(tài)度里有時也會出現(xiàn)活潑的性情。情況的確是這樣。肖斯塔科維奇喜歡幽默和挖苦性詞語，他本人也有滔滔不絕的俏皮話。音樂學院的同學們清楚地記得他說的小笑話和逗人捧腹大笑的滑稽段子，所以在他早期創(chuàng)作的作品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幽默和諷刺性情節(jié)也就不足為怪了。肖斯塔科維奇的這種性格特點保持到了30年代中期，后來他的性格開始發(fā)生某些變化，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當時對他的歌劇《卡捷琳娜·伊茲邁洛娃》的不公正的批判。P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