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故事發(fā)生在當下。在天津和唐山之間,有一條“煤河”,當年是從開灤往天津運煤的水道。煤河有一條支流,叫“梅姑河”。梅姑河畔有一個叫金家坑的村莊。河流從村莊中間經(jīng)過,把金家坑一分為二,南岸的叫南金家坑,岸北的叫北金家坑。
北金家坑的村長叫張少山。南金家坑的村長叫金永年。南金坑這幾年靠養(yǎng)豬,經(jīng)濟已經(jīng)發(fā)展起來,只是沒有文藝人才。北金坑文藝人才很多,但就是“窮樂呵兒”,經(jīng)濟起不來。一次在鎮(zhèn)里開村長聯(lián)席會,鎮(zhèn)長故意用激將法,讓張少山和金永年“打賭”,兩年之后見分曉,看哪個村的日子過得好。于是,故事就這樣展開了。兩人打賭的最后結果是,北金坑和南金坑優(yōu)勢互補,資源共享,經(jīng)濟和文化一起發(fā)展。
小說滲透出的是新時代的鄉(xiāng)村氣息。今天的鄉(xiāng)村理念,也已不是過去的鄉(xiāng)村理念。在城鎮(zhèn)化的進程中,我們的鄉(xiāng)村和村民的思想、觀念也正悄然發(fā)生著變化。
小說試圖從改革開放以來,在城鎮(zhèn)化進程中,展現(xiàn)城鄉(xiāng)之間這個獨特地帶的變化,表現(xiàn)新時代普通百姓的生活。其中有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新與舊的沖撞,也有彼此之間的融合和轉換,給人以新的視角、新的氣象,是一部充滿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精神的好作品。
《暖夏》是一部值得重視的長篇小說,寫得地道,品來筋道。厚實的風俗文化底蘊、豐滿的時代生活血肉、堅韌的人性精神骨骼和獨特的敘事藝術魅力,讓這部現(xiàn)實題材力作有心勁、有嚼勁。
位于大城市郊區(qū)趨于城鄉(xiāng)一體化的鄉(xiāng)村,這是一個新的典型環(huán)境,承載著包含了人情世故等等積累的歷史慣性,更面臨著全面小康使命和“五位一體”發(fā)展的新理念、新路向、新問題。于是小說在各類各色的人物和應接不暇的故事及其復雜難理的關系之中,將時代的巨變課題與精神的漸變形態(tài)作為文學向深廣處探究的方位,充分容納地方元素、立體呈現(xiàn)百姓心思,并由此生暖意悟大道——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對世之“巨變”與心之“漸變”的思辨,構成了文本內部的力量,既賦能于內容又活泛于藝術,使《暖夏》與同類題材作品相比顯出了自身的價值。
同一條梅姑河分開東西金旺兩村,同一種發(fā)展方向又讓兩村人經(jīng)歷從競爭到互助融合,一切都從兩位負責人到老老小小尤其是最能體現(xiàn)時代晴雨的青年形象自然又精心的塑造上展示出來。兩三代人,每一代甚至每一個人物都帶著“巨變”與“漸變”的表里,于是,一個小不點的地方回響著宏大主調,具體生活中涵納著脫貧奔小康的人間史詩,而這一切就保藏在這“變”與“辨”的時代賜予與創(chuàng)作追索之中。
《人民文學》卷首語
關于《暖夏》
這部《暖夏》定稿后,是先在《人民文學》雜志2020年第11期上發(fā)表的。《長篇小說選刊》2021年第2期轉載。轉載前,這部小說單行本的責任編輯,同時也是我前一部長篇小說《煙火》的責編,著名作家、評論家興安先生電話我,讓我寫一寫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的感想。于是我寫了一篇題為《上天入地之后》的創(chuàng)作談,在長篇選刊上與《暖夏》同期刊出。這里要說的是,在這篇創(chuàng)作談里,關于時間問題,我說得不太準確。當時說,這部小說寫了將近一年,如果算上構思,大約有三年左右時間。可過后再想,這么算是不對的。要從想寫這樣一部小說的念頭說,早在十幾年前就有了。我曾多次說過,在音樂創(chuàng)作上有一個術語,叫“動機”,一部音樂作品的產(chǎn)生,這個動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實小說也如此。所以,盡管寫這樣一部小說的念頭早有了,但一直沒有“動機”。而那時,我寫中篇小說又寫得正“瘋”,尤其是“后知青”題材,一部接著一部,這部長篇小說也就始終沒拿起來。
倘這么算,這部小說從醞釀到完成,前后就應該有十幾年的時間了。
后來有一個契機。這就要感謝萬鏡明女士了。她當時在天津作協(xié)主持工作,我們是老朋友,也是老同事,私下里還習慣親切地叫她“小萬”。2014年底,我有一種感覺,似乎“后知青”題材的小說可以暫告一段落了,倒不是不能再寫,或寫不出來了,只是覺得,也許應該換一個參照系進一步思考,這就需要時間和過程。于是跟萬鏡明女士商量,我說,想去當年插隊的地方掛職一段時間。萬鏡明一聽很支持。沒幾天就電話我,說已向有關的上級領導匯報此事,上級也很支持,為讓我能盡快下去,一應組織手續(xù)都“特事特辦”。就這樣,2015年初,我就到天津的寧河區(qū)——當年插隊時還是寧河縣——文旅局掛了一個“副局長”的職。表面看,這只是個“閑差”,局里并沒給我具體分工,只是讓我配合主管業(yè)務的副局長工作。但我心里很清楚,除了晚上睡覺,我的眼和腦子一時一刻也沒閑著。這時的寧河跟我插隊時當然已無法相比。但漸漸的,我有了一種感覺,開始的興奮過去之后,在這里一點一點勾起的,卻都是當年的一些不愉快的回憶。我這時才意識到,我對那段經(jīng)歷,并沒有“懷念”或“眷戀”。這讓我有些茫然。我本來想的是,這次掛職之后,也許會寫一部關于這個地方的長篇小說?蛇@時再想,我寫什么呢?又有什么可寫呢?
三年后,我就帶著這樣的茫然和困惑回來了。
但此時,我還沒意識到,這次的掛職經(jīng)歷對我來說并沒這樣簡單。它不僅改變了我的生活方式,也已經(jīng)為后來的這部《暖夏》埋下了種子。
這以后,又有一個關鍵性的契機。2019年下半年,我接受了中國作協(xié)一個創(chuàng)作報告文學的任務,題材是關于“脫貧攻堅”的。由于我曾在江西的贛南地區(qū)深入生活很長時間,這次,就由我來寫贛南。也就是這次重回贛南,對《暖夏》起了關鍵作用。一天,《人民文學》主編,著名評論家施戰(zhàn)軍先生電話我,說,你曾在當年插隊的地方掛職,現(xiàn)在又要為這部“脫貧攻堅”題材的報告文學去江西贛南采訪,何不把這兩個經(jīng)歷放到一起,寫一部長篇小說。他這話,一下點醒了我。接著,中國作協(xié)創(chuàng)聯(lián)部主任彭學明先生知道了我有寫這部長篇小說的想法,也立刻來電話,建議我把“定點深入生活”的地方就放在這兩個地方——天津的寧河和江西的贛南。這時,我感覺到,自己已經(jīng)進入創(chuàng)作前的興奮狀態(tài)了。
我一直認為,作為一個小說家,編故事是首先要具備的素質。編不好故事的小說家,算不算是一個真正意義的小說家這里姑且不論,至少寫出的小說不會好看。
這部《暖夏》的故事很快就有了,而且是先有的人物,如同蓋房子,四梁八柱都齊了,甚至連如何為這房子“刨槽”也有了具體想法?蓽蕚浜眠@一切,卻遲遲沒動筆。沒動筆的原因主要有兩個。這兩個原因其實是一個,或者說有因果關系。首先,我總感覺這個想好的故事過于有“質感”。故事有質感,本來是好事,但不能過,一過分量就太“重”了。這也就導致了第二個原因;我寫小說,讓自己興奮的一個前提,是這個故事必須能“飛”起來。這樣的“飛”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情節(jié)輕盈;能真正飛揚起來的故事可以產(chǎn)生一種奇怪的感覺,似乎是透明的,也可以讓自己在寫作過程中,有一種和情節(jié)一起飛的感覺。這種感覺可以刺激得讓我更興奮。如果沒有這種興奮,也就不會有寫這個故事的欲望。
后來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這件事讓我一下起了“飛智”。
飛智和靈感還不是一回事,應該比靈感更“靈”,是一種超常的,甚至接近“犯規(guī)”的想法。當然,我這一次起的飛智與“犯規(guī)”無關。當初在寧河的文旅局——當時還叫“文廣局”——掛職時,就住在辦公室。每天下班,也寫寫東西。起初,我并沒在意,后來發(fā)現(xiàn),一到傍晚,窗外總是敲鑼打鼓笙管嗩吶的很熱鬧。一天晚上,我無意中朝窗外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辦公室的窗子正對著一個公園,有一片很大的湖面,景色很好。湖邊有一個小廣場,這熱鬧的聲音就是從這小廣場傳來的。原來是一群人——還不光是中老年人,也有不少年輕人,正翩翩起舞地扭秧歌。我有些好奇,就下樓來到這小廣場。一看才發(fā)現(xiàn),果然很有趣。扭秧歌一般是為慶祝什么事的,可以增加喜慶和歡樂的氣氛,至少我一直這樣認為?蛇@些人扭秧歌不是,他們是玩兒,自娛自樂,且每個人還為自己規(guī)定了角色,有梁山伯和祝英臺,有焦仲卿和劉蘭芝,有馮素珍和李兆廷,有杜麗娘和柳夢梅,還有許仙、白娘子和小青等等,這些形形色色的角色都穿紅掛綠描眉打臉地裝扮起來,行頭也很漂亮。關鍵是,旁邊的吹打伴奏非常好聽。這伙吹打彈拉的顯然都是民間樂手,不能說很專業(yè),但也正是這不專業(yè),反而有了一種獨特味道。這種味道,在大劇院是不可能聽到的。也就從這以后,我每晚就不再急著寫東西了,吃過晚飯,先下樓來到這個小廣場,看他們扭秧歌。后來漸漸發(fā)現(xiàn),還不僅是秧歌,公園的湖心亭里,也經(jīng)常有人唱評戲。這一帶的人都酷愛評戲,愛聽,也愛唱,所以號稱評劇之鄉(xiāng)。掛職這三年,我?guī)缀跏窃诖巴獾难砀韬驮u戲的演唱聲中度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