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清代詩文大家李漁在《閑情偶寄》中說：后人作傳奇，但知為一人而作，不知為一事而作。盡此一人，所行之事，逐節(jié)鋪陳，有如散金碎玉，以作零出則可，謂之全本。則為斷線之珠，無梁之屋。誠哉斯言。我在寫作《紙上云煙草圣張旭評傳》時常常有一種困頓的感覺；困惑于題材的審擇，困惑于審美的參照。相較于別的書法家，張旭是豐厚的、是燦爛的。公元九世紀(jì)中葉，唐文宗李昂將張旭草書、李白詩歌和斐旻劍舞欽定為三絕，并詔命翰林學(xué)士撰贊。令人唏噓的是，這位獲得皇帝封號的曠世書家，竟然生卒及年壽均不詳，我們僅能從與他交好的名流詩文中知道他曾活動在唐玄宗統(tǒng)治的開元、天寶年間。他早年做過常熟縣尉，而終止于從六品的金吾長史，他載于史冊的業(yè)績，就是做縣尉時遇到一位反復(fù)訴訟求判的老翁，而老翁此舉不過是貪求他手書的判詞。張旭的一生，其實就是簡化到《新唐書》中的一百五十七個字，就是濃縮到酒與書中的釋義，就是純粹到極致、超越到極致的草圣人生。

中國早的圣人老子，其巨著《道德經(jīng)》一書，共有八十一章，五千一百余字。其中，圣人一詞出現(xiàn)了三十二次，分布在二十六章中，它出現(xiàn)的頻率，僅次于出現(xiàn)七十多次的道字。書中的圣人首先是得道的人。得道，一是說他認識了道，一是說他要為道。張旭二者兼而有之。書法史上能于當(dāng)代便被尊為圣者，只有草圣張旭一人。張旭三杯草圣傳（杜甫《飲中八仙歌》）。這種殊譽連書圣王羲之都未能做到。王羲之的書圣地位，是經(jīng)過了二百多年，一直到初唐李世民的手里才確立起來的。而張旭純粹憑借滿紙煙云的藝術(shù)魅力而華光四射，使整個書壇高山仰止，乃至被譽為圣。歷史對張旭先生是吝嗇的，也是慷慨的。

藝術(shù)的本質(zhì)，就是在任何地方都讓美成為勝利者。美是一種形式，一種價值，一種生命的力量，也是藝術(shù)的境界。一切藝術(shù)到后都歸結(jié)為審美。審美是我從張旭身上提取的精魂，串珠貫玉地構(gòu)成了這本書的脈絡(luò)大觀。審美使我真正走入了張旭先生的內(nèi)心世界和藝術(shù)境界。審美也可能使讀者對《紙上云煙》一書有了認知和期望。感謝閻綱、何西來、陶文鵬、雷珍民、李炳銀等諸多良師益友對此書的恩遇與褒貶，這次的定稿便是對各種聲音的尊崇，但仍不敢說已臻完美。在這個靈魂消解、肉身沉重、寫作過分欲望化的筆墨泛濫時代，我的作品僅是一個知識分子思考人生、反思社會、觀照藝術(shù)的一種方式。我自信的是真是它的底線，善是它的方向，美是它的面容。

評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中提出馭文之首術(shù)，謀篇之大端有四個不可或缺的條件：積學(xué)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也就是說，作家必須積累豐富的寫作知識作為構(gòu)思文章的寶庫，府庫充盈、腹有良謀，才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才能筆吐華章、文綻錦繡。具體到寫作上就是，切入情懷靈魂，融入歷史煙云，道出藝術(shù)真髓，觸及文學(xué)本真，指陳世間正道，升華人文精神……對這種大雅上美之境界，我有著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執(zhí)著。人生于我，猶如一個旅人在爬一座山，雖不知何時能爬上山頂，但堅信會有山頂，就不遺余力地攀登至于山有沒有頂，山頂?shù)木坝^如何，那是自然和命運的造化，和一個攀登者關(guān)系不大。

清流拾貝，濁浪淘沙；一息尚存，從吾所好。這是活著的樂趣，也是寫作的境界。俯而作，仰而歌，況復(fù)何求。

2020年芒種于長安城南贊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