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事物散發(fā)的光芒——這也許就是波蘭人的秘密。為什么我們的當代藝術對諸如“美”、“幸!、“真理”這樣的詞會感到如此不安,像躲避某種瘟疫般避之不及?(“我聽說在某些歐洲國家美這個詞被嚴格禁止! 扎加耶夫斯基說。)因為它們的來源可疑。因為它們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都源于幼稚、虛偽、教條和媚俗。而對于波蘭則不同,因為“美,在極權主義國家是一個特殊問題”,因為詩人們“來自這樣一個國家,在其現(xiàn)代歷史上,因為失敗遠多于勝利而廣為人知”。國土和文化都飽經(jīng)蹂躪和磨難,長期被籠罩在死亡和流落他鄉(xiāng)的陰影下,使波蘭詩人發(fā)現(xiàn)了“美”、“熱情”、“崇高”這些詞更本質、更純正的源頭,那就是“活著”,那就是“生存”——或者,更確切地說,存在!拔覀円呀(jīng)學會尊重事物因為它們存在! 扎加耶夫斯基寫道,“在一個充滿瘋狂的意識形態(tài)和烏托邦廢話的時代,事物以其微小卻頑強的尊嚴持續(xù)存在!彼裕诓ㄌm人那里,與以“美”為代表的那些大詞緊密相聯(lián)的,不是空洞抽象的口號式概念,而是事物本身細微、具體而奇異的存在,是“所有事物散發(fā)的光芒”。這些事物包括:打字機、巴赫、散步、皇帝側面像被磨掉的一枚硬幣、黑鳥和綠樹、顧盼、微笑、鵝卵石和星星、高高抬起下巴的少女、飛向高處仿佛紋絲不動的知更鳥、洋蔥、玻璃杯、鐵軌、白色浴缸、手表的嘀嗒,以及半夜突如而來的清醒。
——《神秘主義入門》
小川洋子的故事都具有一種飄浮感。它們仿佛被某種“銳利刀刃”切斷了與現(xiàn)實世界的聯(lián)系,靜靜地漂浮在半空。故事場景幾乎是全封閉的,其中的人物則都像被“判了緩刑”,在靜靜等待什么的發(fā)生。就像一截截被密封起來的“時間剖面”,這些故事似乎完全隔絕了世俗空氣的腐蝕。然而,在這真空般的氛圍中,彌漫著一種寧靜的暴力:剖面被切割得越光滑,紋理越清晰,你越能感受到刀刃的鋒利。
——《標本博物館》
在《2666》的創(chuàng)作筆記里,波拉尼奧提到這部小說有個“秘密中心”,它藏在整部作品的“有形中心”之下。這個“有形中心”顯然就是圣特萊莎。而波拉尼奧則借書中一個人物之口說,“那里藏著世界的秘密!蹦莻秘密是什么?是罪惡,是暴力,是殺戮,是最終要將一切光明和溫暖吸入死亡和虛無的黑洞,是2666。這就是世界的秘密,或者說,真相。那就是:最終,不管怎么做,我們都會失敗。
但我們依然要與之對抗。因為事實上,這是我們唯一的選擇,也是我們生存的意義所在。所以法國哲學家克里斯蒂娃指出,面對當今這個黑暗殘暴的世界,已經(jīng)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反抗,所以我存在”。所以波拉尼奧說,要做一個“永遠在戰(zhàn)斗”的戰(zhàn)士,要直面敵手,“既不求饒,也不手軟”。這也正是波拉尼奧自身的寫照。雖然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下,但從他最后的寫作(也就是《2666》)里我們看不到任何恐懼,焦躁和遲疑,它就像米開朗基羅的壁畫,不僅宏偉而壯觀,而且每一個細部都無比精致。同時,雖然《2666》里充滿了末日般的黑暗和絕望,但始終都有某種對抗力量,像一股暗流,貫穿整部作品。它和小說的“秘密中心”,也就是世界的惡,形成一種力量上的對峙和平衡。而這股暗流的來源,不是大自然不是國家也不是宗教,而是一個小說家。一個隱士般的小說家。一個孤獨的戰(zhàn)士。而他的惟一武器,是他用語言編織的故事。
——《2666:一篇書評》
我們已經(jīng)多久沒有如此全身心地、不知不覺地、無法自控地融入一個角色了?巴爾扎克之后?狄更斯之后?經(jīng)歷過喬伊斯、卡夫卡、貝克特、羅伯·格里耶、唐·德里羅的艱險崎嶇,閱讀克瑙斯高簡直就像在空中滑翔,或者冰面上滑行,輕快得幾乎令人有罪惡感。他的敘述似乎帶著一種速度感(這也許是因為他寫得很快,據(jù)說他最多一天能寫一萬字),一旦踏入其中,我們便像登上了一輛風馳電掣的高速列車,但同時一切又都是清晰的、安穩(wěn)的——這是一輛磁懸浮列車。他取消了與風格的摩擦。雖然他描寫的對象包羅萬象極其繁瑣,但他使用的句子卻是雷蒙德·卡佛式的,簡潔、透明、流暢,極富節(jié)奏感,我們幾乎要被它們席卷而去——那也正是它為什么會讓人手不釋卷,即使沒有魔法沒有虛構沒有情節(jié),即使喝一杯咖啡可以寫上二十頁,因為:你怎么可能跳下一輛飛馳的磁懸浮列車?
——《六部半》
它的分類方式不是按照人為的流派或地域,而是遵循兩條最自然的標準:時間與命運。因為在很大程度上,藝術史——不管是攝影史、繪畫史,還是文學史——就是藝術家們的個人史。(就藝術而言,集體必須服從個人。)因而真正的藝術史必然是碎片化的,非線性非線性的,充滿了奇遇、意外與孤獨。
——《神圣的冷漠》
因此拉金給我們的愉悅是一種帶有虛空感的愉悅,一種愉悅之后的愉悅,一種對過往愉悅的回味與反思。就像事后煙。高潮變成了低落。(正如D.H.勞倫斯所說,即使動物在交配后也會心情低落。)快感變成了倦意。迷醉變成了內省。但那也是一種愉悅,或許甚至是更高等的愉悅——那是一種不怕失去的愉悅:因為意識到一切終將失去。所以其實并沒有什么可失去。人生不過如此——不過一死。那是選擇成為一個“較少受騙者”的愉悅,因而也是一種傷感的愉悅——當我們意識到一切或許只是我們用來自欺的工具:愛,藝術,記憶。
—— 《事后煙》
我們甚至會發(fā)現(xiàn),其實卡佛的小說并沒有塑造出什么人物,他筆下所有的那些失意者看上去都像同一個人,都像是某個時刻的你和我。他塑造的是情緒。用他普通卻充滿張力的文字,用看似平淡卻又危機四伏的場景。那些情緒就像命運投下的光線。無論是早期作品的冰寒徹骨,還是晚期作品泛出的些微暖意,都不過是命運之光在我們身上打出的明和暗。
這不禁讓我想到美國畫家愛德華•霍珀。任何既看過卡佛小說又看過霍珀畫作的人,都會被兩者之間的異曲同工所震撼;翮晁嫷目Х瑞^、加油站、汽車旅館、火車車廂、夜晚的門廊,畫中那些長相幾乎千篇一律的孤單男女,那些定格的、充滿故事感的寂寞場景(你甚至仿佛能聽見畫中人物的內心獨白),與卡佛小說所散發(fā)的氣質幾乎完全一樣——都彌漫著孤獨、疏離、無奈,絕望中卻又透出一絲溫暖;翮晗矚g畫光線。他的每一幅畫里都有光線,無論戶外或室內,他都能巧妙地利用陽光或燈光所形成的明暗對比,讓觀者對畫中人物的細微情緒產(chǎn)生共鳴。“其實我感興趣的不是樓房和人物,”有一次霍珀說,“我真正感興趣的是光線。”這句話同樣也可以用在卡佛身上:其實他感興趣的不是風格和人物,他真正感興趣的是命運投下的光線。
——《當我們談論卡佛時,我們在談論什么》
這幾乎就已經(jīng)解答了《光年》之謎,不是嗎?為什么那些場景描寫的無比美妙竟然會讓人迷惑?因為它們“實現(xiàn)了某種等級上的顛覆”。它們顛覆了正常的文學制度。那些日常生活場景——起床,做飯,開車,聊天,在海灘上,在餐廳,在朋友家——的存在(及其美妙)不再是為某個主題服務,它們本身就是主題。它們沒有(也不需要)任何內在意義,它們本身——它們散發(fā)出來的美和愉悅,就是全部意義。它們“獲得了一種特殊的尊嚴”,散發(fā)出一種特殊的光芒: “海發(fā)出隱約的轟鳴,仿佛在玻璃杯里”。“河流是一種明亮的灰色,陽光看上去像鱗片。”做愛時動作 “帶著某種莊重、殘忍的緩慢”。小馬的耳朵“是暖的,硬得像只鞋”。圣誕樹“枝葉茂盛如熊皮”。而書中隨處可見的對話場景流暢而極具節(jié)奏感(有時幾乎像詩),它們既像真正的聊天(似乎什么都說了,又似乎什么都沒說),也像最好的聊天(其間常常閃現(xiàn)著令人回味的睿智,例如:“冷漠帶來幽默。”)
通常來說,意義即道德。這些句子、片段和場景在意義上的自足導致了它們在道德上的超越。它們擁有自己的道德,因為它們“值得擁有倫理上的贊美”。這種道德,一如荷蘭風俗畫所體現(xiàn)的,是一種對世界具體而充實的愛,對生活直接而寧靜的喜悅。這種道德追求的是表面化,是充滿生命力和物質感的愛和欲望,是生活本身。而這也正是芮德娜的價值觀。由此,小說的形式與內容、文本與靈魂達成了一種深度的結合與共鳴。
跟芮德娜一樣,我們感覺既幸福又悲傷,既充實又空虛,既渺小又偉大。我們感覺到一種勇氣——有時它會被誤認為是一種自私。但那不是自私,那只是自我。(恰如書中對戲劇奇才卡森的形容:“自我感強烈到被當成自私,兩者已合而為一。”)自我與自私的區(qū)別是:前者需要勇氣,而后者是出于怯懦——出于對自我的逃避——逃入貌合神離的婚姻、友誼、工作(因而很多時候,自私會偽裝成某種表面上的“無私”)。
所以這就是芮德娜的最動人之處:一種勇氣。一種敢于面對自我,投入自我,并創(chuàng)造自我的勇氣。這也是那一絲凄楚的來源。因為真正的勇氣、力量都帶有一種天生的悲傷。這是一場必敗之戰(zhàn)。一趟必死之旅。但一切也因此變得更美,甚至更令人愉悅,也更值得我們去——全力以赴地,無所顧忌地——享受和珍惜所有真實的愛和欲望。因為一切將逝。我們應該鼓起勇氣,但并不是那種盲目、輕浮、短暫而充滿激情的勇氣。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冷酷、堅定而又持久的勇氣,一種芮德娜式的勇氣:“充滿力量”,“從不抱怨”,“沒有自責或自憐”,也沒有幼稚的希望或夢想。可以說,這是一種藝術家的勇氣——如果我們要把生活變成一件藝術品。對這種勇氣,格雷厄姆·格林說過一句很精彩的話(它常被用來形容詹姆斯·索特,但也同樣適用于芮德娜):“作家心中必須有一塊小小的冰!
—— 《秋日之光》
雖然同樣充滿了各種超現(xiàn)實主義事件,但相對于以馬爾克斯為代表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塞薩爾·艾拉或許更應該被稱為“神奇現(xiàn)實主義”。因為“魔幻”這個詞更偏于成人化,更有人工意味,所引發(fā)的寓言效果——正如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中向我們展示的——更富含歷史和政治性。而“神奇”則顯然更接近童年和直覺,更為輕盈、純粹而超脫。但請注意,我們要再次回到文章開頭塞薩爾·艾拉對童年的解讀:這種童年式的“神奇”并非某種“天真的自然狀態(tài)”,而是一種“無比豐富,更加微妙和成熟的智力生活”。于是相對應地,較之《百年孤獨》那種濃烈的歷史和政治寓意,塞薩爾·艾拉的“神奇現(xiàn)實主義”所散發(fā)的寓言感,則顯得既單調又豐富。單調,是因為它只要用一個字就可以總結:“我”。而豐富,是因為這個時刻在對現(xiàn)實進行“直覺性吸收”的“我”,一如塞薩爾·艾拉舉例所用的“鳥”。在孩子(及塞薩爾·艾拉的小說)那里,“我”不僅不是我,甚至也不是“無我”,“我”是“一種無限的連續(xù)體”,“我”就是一切,而一切也都是“我”。(而既然是一切,當然就已經(jīng)包含了歷史和政治。)
同時,這個“我”也是直覺的最終源頭。因為即使你拋棄一切,你也永遠無法拋棄“我”。(因為仍然是“我”在拋棄。)“我”是最卑微而弱小的,但同時也是最基本、最強大、最高貴而永久的。“我”最繁復又最簡潔,最充實又最虛空。這個“我”并不局限于狹窄的個人視角,而更接近一種無限的,孩子般的“忘我”。正是這個“我”,定義了塞薩爾·艾拉小說世界最核心的品質:既一無所有,又無所不有。
——《八十部小說環(huán)游地球 :艾拉博士的神奇寫作》
但對于人類的苦難而言,以文學作為拯救方式,顯然是一種天真的想法。最多它也只能算是一種幻覺,一種權宜之計。所以塞巴爾德筆下的人物經(jīng)常抱怨文字的無能,事實上,他們不僅把文學,甚至也把生活本身視為一種權宜之計——就像他們不知怎么來錯了地方。然而由于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哪兒,在這種情況下,文學、藝術(或者更廣一點,知識),至少算是一種暫時的安慰。
可以說,塞巴爾德這幾部精美的作品本身就是這種安慰的證明。例如,當你讀過下面這句話,在你整個余生,機場都會變得有所不同:時不時傳來女廣播員顯然無形的、像天使般播送著通知的聲音。
——《W.G.塞巴爾德:作繭自縛》
這些句子讓你想聽,不是嗎?而當你聽過之后,你會想再看看這些句子。你的心會變得柔軟而敏感,像只可憐的小動物。有時你會微笑,有時你會莫名地想哭,有時你會突然想起很久以前的某件事、某個人,有時你會站起來,走到陽臺抽支煙。而當你看完,你知道你會再看,你會自信(甚至自豪)地向朋友推薦,你會永遠把它留在書架,希望有一天,當你離開這個世界,你的孩子——你孩子的孩子——也會去讀它。
就像它是另一部小小的《圣經(jīng)》;蛘,更確切地說,另一部《使徒行傳》。萊斯特、蒙克、巴德、明格斯、貝克、亞特·派伯、比莉·哈樂黛……他們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圣徒。他們無一例外的、宿命般的酗酒、吸毒、受凌辱、入獄、精神錯亂(“如此眾多四五十年代的爵士樂領軍人物深受精神崩潰之苦,以至于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貝爾維精神病院跟鳥園俱樂部一樣,都是現(xiàn)代爵士樂之家”),完全可以——應該——被視為一種獻身和殉道。只不過,基督教的保羅們?yōu)橹I身(并被其拯救)的是上帝,而他們?yōu)橹I身(并被其拯救)的,是爵士樂。因而,不管他們的人生有多么悲慘,多么不幸,他們仍然是幸福的;不管世界有時顯得多么丑陋,多么充滿苦痛,然而,它還是很美。正如這本書的標題。它來自比莉·哈樂黛的一首名曲,也來自書中的一段對話:
——什么是布魯斯?
——怎么說呢,那就像……那就像一個家伙孤孤單單,被關在某個地方,因為卷進了什么麻煩,而那并不是他的錯。……他希望有人在等他,他想著自己荒廢的人生,想著自己怎么把一切都搞砸了。他希望能改變這一切,但又知道不可能……那就是布魯斯。
等他說完,她開始更為專注地聽音樂,就像一個人凝視愛人父母的照片,竭力想找出某種隱約的相似。
——充滿受傷和痛苦,最后她說。然而……然而……
——然而什么?
——然而……很美。就像親吻眼淚……
再一次,這里回蕩起杰夫·戴爾永遠的主題:人生的自相矛盾,欲望的悖論,極樂與極痛的不可分割。不管是《一怒之下》中的作家,《尋找馬洛里》中的偵探,還是《然而,很美》里的樂手,都被他們自己追尋的東西所折磨,所摧殘,但同時又被它所拯救,所升華。我們也是。我們每個人。這是生命的法則。杰夫·戴爾用他的所有作品,為我們提供一份極樂生活指南,它們從不同的角度指向同一個方向:通往極樂之路。那條路的另一個名字叫“痛苦”。順利通過它的唯一辦法,就是愛,愛你的痛苦——“就像親吻眼淚”。
——《極樂生活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