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我在我的世界里尋覓正義

我在微信上打開新書的封面設計圖，仔細地端詳著、品味著，一種莫名的滋味從心底浮出，是愉悅，還是酸澀、憂傷、惶惑……

我說的是我即將問世的長篇小說《生死使命》的封面設計，是作家出版社的責編蘇紅雨老師發(fā)給我，讓我提意見的。

按說，我已經(jīng)出版過十幾部長篇小說，出版這部小說，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事，可是，為什么它卻前所未有地在我的心中生出漣漪，甚至掀起小小的波瀾？

因為，我已不再年輕，這部小說出版時，我已經(jīng)在公安文壇耕耘了二十多年。別看簡介的照片上我還身著警服，那是遵照出版社的要求特意挑選的，其實我退休多年，已經(jīng)到了奔七的年齡，開始產(chǎn)生了退隱的念頭，我甚至隱隱感覺，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部長篇小說。李斌良的故事，到了該結(jié)束的時候了！

這，大概就是我感慨萬千的原因。

因此，我忽然覺得，此時該回望一下自己走過的文學之路，該對讀者講一點兒心里話了。

讀者們都知道，我是一個普通的基層警察，現(xiàn)在應該說是退休警察。過去有過一點兒名聲，但是，僅僅限于嫩江縣（現(xiàn)在的嫩江市）公安局或者說嫩江縣，而且，很大程度是因為我在工作中的優(yōu)秀表現(xiàn)。我不是局長、政委也不是副局長，可是在那些年里，我把嫩江縣的公安工作當作自家的事，積極出謀劃策，為確保嫩江一方平安做出了貢獻。正因如此，我在嫩江縣公安局乃至上級的黑河市公安局，都贏得了一些名聲。那時的我還只是一個普通又不太普通的基層警察。

2001年是新世紀的開局之年，這一年也成了我人生的分水嶺。長篇小說《黑白道》的成功，使我從一個普通的基層警察成為知名的公安作家。此后，《終極罪惡》《使命》《絕境》《暗算》《滲透》《沉默》《深黑——一個公安局長的自述》《一戰(zhàn)到底》《奉人民之命》《刑警的心》等作品陸續(xù)問世；由我編劇的《水落石出》（二、三、四部）和《黑白人生》《沉默》《第一目標》，以及根據(jù)我的小說改編的電視劇《使命》《沖出絕境》等，接連在屏幕上播映；《朱維堅作品集》和《黑白道系列作品集》相繼出版。我算了算，自己至今已有十三部長篇小說和六部電視劇問世，這還不包括非我本人親手改編的兩部電視劇，累計起來，我的創(chuàng)作總字數(shù)即使沒有千萬，也有八九百萬了。

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呢？

我出生于五十年代，和那一代的大多數(shù)人一樣，經(jīng)歷過折磨和苦難，挨過餓，受過累。1970年回鄉(xiāng)后，當了近六年的農(nóng)民。當時，好多和我一樣的下鄉(xiāng)知青和返鄉(xiāng)青年都幾近文盲，我完全可能和他們一樣，好在我是個書迷，這個愛好成全了我�，F(xiàn)在的很多讀者也許不知道，在那個年代讀書不容易，特別是文學作品更難找到。在這種情況下，我卻“賊心不死”，不但讀了公開發(fā)行的書，還想方設法找到一些書店里沒有的作品。只要我聽說誰家有書，一定挖空心思借到手偷偷閱讀。我以前說過，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發(fā)現(xiàn)在縣城當中學老師的姑姑家里暗藏著兩大木箱的書，是她念大學中文系時的全部教科書，還有中外文學名著。這使我欣喜若狂，很快把這些書全塞進了我的腦袋。我終于沒有淪為文盲，反而是文學水平乃至文化水平大為提高。這奠定了我后來命運轉(zhuǎn)折的基礎。

1975年，命運迎來了第一次轉(zhuǎn)折，我終于從農(nóng)村拔出腿，作為工農(nóng)兵學員進入黑河師范學校。讀者們一定以為我學的是中文吧？錯！我學的是音樂和美術，這是我的兩項愛好和特長。當年我想過當畫家、當歌唱家，只是，和作家這個職業(yè)相比，它們在我的心中的分量都輕了一些，隨著時間推移，慢慢地都被我拋棄了。從黑河師范畢業(yè)后，我當了三年多的中學老師，教過音樂、美術，也教過語文，后來就調(diào)到文化館當創(chuàng)作員。正值改革開放伊始，提倡思想解放，文學青年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當時梁曉聲、孔捷生、陳建功等名字幾乎家喻戶曉，遺憾的是，比他們小不了幾歲的我，只能偶爾在省市報刊上發(fā)表一些短篇小說、詩歌之類的作品，連嶄露頭角都談不上。可是回想起來，那段時間并非沒有意義，我不但練了筆，而且進一步擴展了閱讀范圍。之前我讀的多是中國和蘇聯(lián)的文學作品，自那時起接觸到俄羅斯文學，更閱讀了大量歐美文學名著，自學了文學創(chuàng)作基本理論。我特意訂了刊載西方翻譯作品的《譯林》雜志，從中受到暢銷書概念的影響，我覺得，它們甚至可以說啟蒙了我后來的公安文學創(chuàng)作，使得我的作品能夠闖出來，讓人耳目一新。

就在我覺得文學積累變厚，準備一展身手，開始構(gòu)思一部長篇小說時，命運忽然又生出小小的波折——縣文化局的領導發(fā)現(xiàn)我是個“人才”，“能寫”，于是在我反對無效的情形下，“上調(diào)”我到文化局當秘書。說起來，我一直對秘書這個職業(yè)不“感冒”，每天寫公文材料對追求自由創(chuàng)作的我來說完全是折磨，之前就拒絕了縣里調(diào)我當秘書�？墒�，這次是頂頭上司安排，我抗拒不了�，F(xiàn)在想來，大概也是命該如此，讓我熟悉一下機關工作，懂一點公文寫作，為將來的工作調(diào)動做準備。

1990年年底，我離開文化局，調(diào)入嫩江縣公安局。在公安局的最初兩年，我沒有寫過一個和文學相關的字。我清醒地知道，公安局調(diào)我來是為工作，不是讓我來發(fā)展個人的文學愛好，我必須全力以赴把工作干好。另外，公安工作完全不同于文化工作，打擊犯罪、維護治安的任務非常重，忙的都是實實在在的事，讓人覺得很有意義。我深深地愛上了這個職業(yè)，文學夢暫時被我藏在心底。那個時期，我主要寫公文材料，包括請示報告、事跡經(jīng)驗、簡報總結(jié)，等等。不謙虛地說，無論什么材料，到我手里都會立刻提升層次，令人刮目相看。很快，不但局里的領導和同志，就連縣委縣政府等部門，都知道了縣公安局有我這一號人物。我還為公安工作出謀劃策，提出許多可操作的建設性意見。因而，我迅速成為嫩江縣公安局舉足輕重的人物。

調(diào)入公安局的第三年，一天在局值班室，幾個同志議論當時播映的警察題材電視劇如何假，又說起金庸的武俠小說，我忽然插了一句話：等我有時間，要先寫一部武俠小說，再寫兩部警察題材的電視劇，保證比現(xiàn)在流行的那些都強。記得當時幾個同志都用有點兒怪異的眼神看我，大概覺得我太想入非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