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陳恒
有說不盡的莎士比亞，就有說不盡的亞歷山大，他們都是人類文化史上的偉大奇跡。亞歷山大對我們來說永遠是個陌生的熟人：歷史中的亞歷山大、傳奇中的亞歷山大、學術中的亞歷山大，乃至媒體中的亞歷山大，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亞歷山大在激發(fā)人類想象力方面所起的巨大推動作用，在人類文明史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在塑造世界格局中所占據(jù)的奇特位置。
歷史學家工作的基礎是史實與材料，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但我們研究亞歷山大的文獻非常有限，主要依據(jù)是所謂的亞歷山大史家，這構成亞歷山大歷史知識的來源。這些歷史學家筆下的文獻出自不同的目的，因此在19世紀上半葉德國古典學界出現(xiàn)了一種史源研究（Quellenforschung）的潮流。根據(jù)史源研究的方法，古典研究者們分解出古代晚期學者們所編寫的匯編作品中的不同來源，并建立這些史料來源之間的關系，從而追溯古代世界哲學、歷史、宗教、法律、雕塑等領域相關記載的早起源。學者們認為，通過這種方法可以更準確地評估這些記載的可靠性，從而提出更合理的判斷。這種研究方法有助于我們認識真正的亞歷山大。但只依據(jù)古典作家保存下來的有限又可疑的文獻來構建真實的亞歷山大，是遠遠不夠的。好在當代學術已經在考古、銘文、紙草、錢幣、天文記錄、圖像等領域取得不俗的業(yè)績，我們可以利用這些成果來不斷完善、豐富亞歷山大的真實形象。
通過銘文，我們知道亞歷山大所承諾的為希臘人爭取自由只不過是一句空洞的口號；錢幣告訴我們，亞歷山大大帝的耳朵周圍有的公羊角是埃及神阿蒙的象征。公元前331年春天，亞歷山大造訪了綠洲中的阿蒙神廟，并開始聲稱自己是阿蒙的兒子，這是亞歷山大與同伴生怨的主要原因；通過巴比倫天文志，我們知道了高加米拉戰(zhàn)役的確切日期；在公元前100年左右的一幅亞歷山大大帝鑲嵌畫中，我們了解到羅馬時代龐貝城的貴族希望通過這幅畫，使自己與亞歷山大大帝作為勇士之王的形象產生某種聯(lián)系，希望來訪者在主人身上發(fā)現(xiàn)亞歷山大美德的折射。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挖掘出的大量紙草文獻，大大完善了這一時期的年代和政治史。
透過這些支離破碎的證據(jù)，我們得以還原歷史上較為真實的亞歷山大。但亞歷山大形象的構成是多元的，傳奇就是一個主要的因素。兩千多年來，除耶穌外，沒有哪個歷史人物能像亞歷山大大帝一樣如此持久地成為人們關注的對象：他是一位王子，具備天生的優(yōu)勢；他是一位勇士，是后人模仿的對象；他是一位將軍，打開了古代世界的大門；他是一位先知，尋求不朽的秘密；他是一位哲人，與印度圣人討論生命的目的……起源于公元前3世紀埃及的《亞歷山大傳奇》（我們能讀到的早版本是公元3世紀的）是描寫亞歷山大生平的虛構文學，幾乎被翻譯為中世紀歐洲和中東的每一種語言，在古代和中世紀廣泛流傳，并不斷被美化，虛構的元素變得越來越夸張。
如果說亞歷山大開創(chuàng)了希臘化時代，那么德羅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便開創(chuàng)了希臘化時代研究。他于1833年出版了博大精深的《亞歷山大大帝史》（1836、1843年又出版了另外兩卷）。1877年再版時該書被命名為《希臘主義史》。亞歷山大的名字標志著世界上一個時代的結束，另一個時代的開始，這是修訂的總基調，當時德羅伊森已經70歲了，正處于他的權力和聲譽的，再版是對他的作品在德國統(tǒng)一時所取得聲望的一種敬意。他對馬其頓的腓力和亞歷山大研究的設想并不打算作為當前的政治宣言，但人們熱切地認為它預示著在普魯士君主制領導下的德意志各邦可以取得什么成就。一個以開明的文化和政治原則為基礎的專制政權首先征服了世界，然后實現(xiàn)了文明，這個過程可能會在現(xiàn)代重復。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很容易接受亞歷山大作為一個新時代開創(chuàng)者的形象。盡管德羅伊森的說法遭受過某些非議，但還是幾乎獲得了普遍的接受。亞歷山大自覺或不自覺地創(chuàng)造了一個以希臘文化和君主制為基礎的新世界，這個世界一直持續(xù)到羅馬作為世界強國的統(tǒng)治地位，德羅伊森將這個過程稱為希臘化。這種說法并不新鮮，因為這個詞在亞歷山大之后一直在流行，是地中海東部非希臘人所說和所寫的希臘語的標簽，但德羅伊森把一個單純的語言學概念擴展為對整個時代本質的概括。20世紀上半葉的歷史學家大多追隨德羅伊森的觀念研究亞歷山大，比如英國塔恩（W. W. Tarn，18691957）的《亞歷山大》把亞歷山大作為普世兄弟情誼觀念的傳播者，這些說教自然幫助了那個時代的帝國主義者、侵略者和政客。后來反戰(zhàn)思想的盛行則使德羅伊森、塔恩等人的觀念顯得過時了。生于猶太家庭的巴迪安（Ernst Badian，19252011）目睹了其父在1938年水晶之夜被納粹虐待的場景，后來波普爾（Karl Popper，19021994）幫助他們一家逃離維也納，來到新西蘭。巴迪安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西方學術界重要的古典史家，他的著作終結了對亞歷山大的美化與幻想，讓人們相信亞歷山大大帝是暴力的、野蠻的、偏執(zhí)的。
上述幾點是休?鮑登撰寫《亞歷山大大帝》一書的依據(jù)、主線和底蘊，是作者的努力方向，并且在簡短的篇幅內基本做到了。作者敘事能力高超，主線明晰，重點突出；材料梳理能做到點面結合，張弛有度，但又不失深度；利用當代研究成果撥去歷史重重迷霧，來盡量展示亞歷山大真實的一面。但全書對亞歷山大東征時的東西方文化交流著墨不多，只是在亞歷山大圖書館建設時稍有提及，而對亞歷山大與亞里士多德的關系也未設專章介紹，似有遺珠之恨。不過作者在有限的篇幅內，盡力展現(xiàn)有趣的事例和數(shù)據(jù)，又不時給出一些耐人尋味的敘述和判斷。如，羅馬將軍大西庇阿說：城市、國家和帝國覆滅的必然性：這樣的命運降臨在曾經幸運的特洛伊城，亞述人、米底人和波斯人也曾遭遇這樣的命運，他們的帝國曾經是偉大的，近馬其頓的輝煌帝國也是如此。借西塞羅之口說亞歷山大：他的氣質和自制力都是好的，但即使是亞里士多德的學生，一旦被稱為國王，也會變得傲慢、殘忍和放縱。這一切都在激活讀者的想象力，讓人掩卷長思：事實并不為自己說話，歷史學家為它們說話，并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它們說他們想說的話。作為純粹歷史人物的亞歷山大與作為文化偶像乃至意識形態(tài)意義的亞歷山大，其價值并非一致，作為后者的亞歷山大來自歷史又超越歷史，其意義遠遠超出了他所建立的短命帝國。
亞歷山大的重要性與其說是通過他的歷史豐功和戰(zhàn)略偉績來衡量的，不如說是通過這種英雄人物的權力象征和君主的權力模式來衡量的。亞歷山大的事跡早已超越敘事本身，超越時空的限制，超越歷史的真實性，是軍事活動的動力源，是政治權力的象征，是一切要成為強者的那些人的精神支柱。可比肩亞歷山大的拿破侖牢記神父雷納爾（Abbé Raynal，17131796）的話：因為埃及跨兩大洋，位于東西交界處，所以亞歷山大認為，世界帝國之都應該建在這里，這樣，埃及將作為世界經貿的中心。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要統(tǒng)一亞、非、歐，那么埃及將是其中的關鍵。拿破侖認為埃及是至關重要之地，他去埃及是追尋亞歷山大大帝的足跡，創(chuàng)造輝煌的歷史！在雕刻自己作為世界統(tǒng)治者的形象時，他以不久前在龐貝古城的灰燼下發(fā)現(xiàn)的一幅壁畫為藍本，在這幅畫中，亞歷山大被描繪為具有宙斯的姿勢和屬性。因此，1806年，新皇帝讓安格爾（Jean Ingres，17801861）以古代亞歷山大?宙斯的姿勢為他畫像……歷史沒有國界，歷史總在重復上演，但并不是重復自身，歷史同認識一樣，永遠不會在一種完美的理想狀態(tài)中完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