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是否確實對它們試圖統(tǒng)治和管理的民眾生活造成了影響? 毫無疑問,是的。即使在新成立的國家的最偏遠角落里,國家的職員、機構和資源都重塑了政治與社會的圖景。這些社會的大致輪廓在多大程度上是按照領導人的愿景而描繪的? 在此我必須辯明:只有少數國家在部分特定領域做得比其他國家好。本書為分析為何在實現其領導者的愿景時,一些國家比另外一些國家做得更好這一難題,提供了一套工具一個模型和一種理論。
關鍵問題在于是否具備國家能力國家領導人運用國家機構讓人民去做領導人希望他們做的事情的能力。僅僅注意國家對社會的影響,只能給我們提供一個人民與國家關系的片面的視角,而忽視為何一些國家比其他國家國家能力更強這一重要問題。社會同樣影響國家。在本書中,我們將分析社會結構如何影響國家能力。我們還將分析社會如何影響那些在動員其民眾追隨其領導人時面臨巨大困難的國家的特征和類型。同時,全面分析民眾與國家關系還需要將目光超出國內社會。我們將會看到,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復雜學問因為受社會外部各種力量的影響而大為改觀。
所有的國家在某些時刻,或在面對某些群體時,或在某些問題上能力有限。最近有一個對某個邊緣群體PosseComitatus的描述。這伙人無視美國法律的存在:如果你加入這伙人,你無需隨身攜帶駕照;也可以扔掉出生證明和結婚證書;你無需銀行賬戶,可以不讓孩子上學……你攜帶槍支彈藥,既可以自衛(wèi),也可以在周末練習槍法。不過,國家能力的缺乏包括征稅能力和規(guī)制個人行為的能力,對亞非拉國家的領導人來說,尤其突出。只有少數國家(和地區(qū))中國、古巴、以色列、日本、朝鮮、韓國、中國臺灣,以及越南成功地使自己躋身國家能力測量表上端的強國家行列了。本書將集中分析這些大陸(亞非拉)的國家與社會,分析為何這么多國家無法使其民眾按其領導人頒布的法律和法令行事,為何少數幾個國家(和地區(qū))卻成功地使自己強大起來。
本書源于我閱讀眾多政治學文獻,尤其是分析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的文獻時,備受困惑的兩個悖論。第一個悖論,在上一代,即使是在亞非拉國家最偏遠的山村,其政治圖景也發(fā)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巨變。在每個地區(qū),從衛(wèi)生機構到市場管理組織等所有國家機構,都永久性地在其民眾之中建立起來了,并對收入轉移、生活質量、新的社會等級制度等各方面產生了影響。另一方面,如果我們進一步檢查這些機構的實際績效,我們將發(fā)現它們實際上在按與其遠在首都的機構創(chuàng)立者們的初衷迥然不同的原則運作。第二個悖論則更為詭異。如果我們認真分析國家高層領導者們的政治行為,就會發(fā)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這些領導者往往會持續(xù)地、有意地削弱國家機構自身而這些機構正是它們賴以增強其能力和政策效果的工具。我的首要目的是找到這兩個悖論的解釋或者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