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某個寒冷的夜晚，我遇見了凱魯亞克，并進入了這本小說的第二部——當時凱魯亞克計劃把這部分小說單獨出版，書名為《穿越》。他剛剛離開墨西哥城，開始花幾個月的時間穿過紐約前往丹吉爾港。他是一個無家之人，在不同的地方隨處停歇，然后再度出發(fā)。我想，也許他總是幻想在某個新的終點，他就能夠找到對新奇事物及友情的渴望和離群隱遁的個性之間的某種平衡。

那晚，我遇見了他——那時距離《在路上》出版還有九個月——杰克對出書的結果毫無概念，并沒有預知到他將會一舉成名，而他的達摩流浪者生涯也將從此告一段落。他依舊不走運，在一家雜貨店用身上 20美元買東西的時候，店員“黑了”他的錢。艾倫·金斯堡曾請求我拯救他。我當時21歲，正在度過我自己的艱難歲月。我那時的人生哲學是：沒什么可失去的。我走進格林威治村第八大道的霍華德·約翰遜酒店，凱魯亞克就在柜臺那里，穿著一件紅黑格子短夾克衫。雖然他的眼睛是令人吃驚的淺藍色，但是他全身上下似乎只有紅黑兩種顏色——他的膚色被陽光曬成酡紅，他的黑發(fā)隱約泛出微光。

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像凱魯亞克那么生氣勃勃的男人。不過，當我們都靦腆于交談，我注意到他看起來多么憔悴疲倦。他告訴我，他 近在一座叫孤獨峰的山上做了63天的山火瞭望員，他現(xiàn)在很想重返孤獨峰。在杰克去丹吉爾跟巴勒斯匯合之前的兩個月里，我們經(jīng)常在一起廝混，但他從來沒跟我說過他那些孤獨的日子究竟有多么困苦。

也許，凱魯亞克那時正把那63天的歲月轉化成一部小說，并且給它披上回憶的光芒。《孤獨天使》直到1964年才全部完成，其中所包含的虛構成分遠遠低于被他稱為“杜勞斯傳奇”的其他九部自傳性小說。據(jù)凱魯亞克的傳記作家安·查爾特斯所言，這部小說幾乎是直接從他的旅行日記里一段接一段抽出來的，而不是通過遙遠的記憶轉換而成的。它被刪節(jié)成形，與其說那是一種再創(chuàng)造，毋寧說那就是凱魯亞克引人注目的、通常也是痛苦不堪的生活年鑒。也許就在我給他帶去法蘭克福香腸的第二天，凱魯亞克從口袋里掏出了他在墨西哥城買來的一個黑色筆記本，開始寫“穿著紅色外套的金色美女，似乎在‘尋找什么’……”他后來在《孤獨天使》里把我稱為艾麗絲·紐曼。

對于凱魯亞克，寫作是一場反抗虛無感和 望感的戰(zhàn)爭。它們經(jīng)常淹沒他，無論他的生活看上去多么安穩(wěn)。他曾跟我說過，當他老了之后，他 不會感到厭倦，因為他可以捧讀自己過去的所有冒險史。當他的“杜勞斯傳奇”再無可寫之際，他將把所有小說里的人物名字都統(tǒng)一起來，讓它們變成一部龐大的小說，以便媲美《追憶似水年華》。事實上，凱魯亞克自認為是一個“奔跑的普魯斯特”。不過，在凱魯亞克的生活里，并沒有“老去”一詞，盡管他 的停泊處是在佛羅里達圣·彼得斯堡的一間房子里面。他的文學聲望逐漸黯淡，跟朋友們來往日漸稀少。1969年，他死在那里，年僅47歲。

“現(xiàn)在看來，我的生命就是寫作，但那只是一些毫無意義的文字而已�！�1943年，凱魯亞克在給童年好友塞巴斯蒂安·桑帕斯的信里寫道。在21歲那年，他已經(jīng)了悟到自己生命中 重要的事情。他還在同一封信里寫下了這樣奇異的、預言性的話語：“到我33歲那年，我會用一顆 了結自己�！�

“我覺得現(xiàn)在已經(jīng) 到達我成熟的 ，文思泉涌，寫出了如此瘋狂的詩歌和文字，多年以后，我會懷著驚訝回顧這一切，并且懊惱地發(fā)現(xiàn)我已經(jīng)再也寫不出一個字了。”九年之后，凱魯亞克對約翰·C·福爾摩斯如是說。盡管他活過了他的33歲，接著又活過了34歲，但1955至1956年就有跡象表明，他 富創(chuàng)造力的時期已經(jīng)接近尾聲。在六年的非凡歲月里，他已經(jīng)一氣呵成地寫完了7部小說。但就像另外一些少產(chǎn)作家所意識到的那樣，自傳 非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 的資源。哪怕在他孤獨峰頂?shù)南娜罩�前，凱魯亞克就已經(jīng)擔憂，如果他繼續(xù)下去，是否只是早在自我重復。對于一個將生命等同于寫作的人而言，停止寫作就意味著放棄生命。

似乎是為了加重凱魯亞克的自我懷疑，凱魯亞克的作品一直未能付梓。直到1950年，哈考特·布雷斯出版了他的 部小說《鎮(zhèn)與城》。他起初認為這讓他的努力終于得到了回報，但結果卻是這本小說幾乎無人問津，預付給他的一千美元也很快就花得一干二凈。1953年，評論家馬爾科姆·考利當上了維京出版社的出版顧問。他對《在路上》表現(xiàn)出了濃厚的興趣，那是凱魯亞克在1951年春天用三個星期一口氣打出來的文稿。但維京不敢出版這本充滿了明目張膽的性亂生活的小說。1955年6月，凱魯亞克已經(jīng)感到無比 望。當考利和同事凱斯·詹尼遜一起請凱魯亞克吃午餐時，凱魯亞克向這兩位編輯懇求，讓維京出版社每月付他25美元，這樣他就可以到墨西哥城的一間閣樓小屋把手頭的書寫完。對凱魯亞克而言，這是一個極為嚴肅的請求，但兩位編輯卻認為他是在開玩笑。他們其中一個笑著說：“朋友，你不是在打劫我們吧。”又經(jīng)過一年半 痛苦的不穩(wěn)定生活之后，1956年，考利終于明確告訴凱魯亞克，那年秋天會出版他的《在路上》。（在維京出版社下決心的那三年之中，考利推掉了一系列新書稿。）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凱魯亞克本人對《在路上》并不看好，他認為那只是一部過渡性的作品——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是分量 輕的一部，比不上他后來創(chuàng)作出來的幾部 為激進的實驗小說，尤其是《尼爾的幻象》（1972年出版時 名為《科迪的幻象》）、《薩克斯醫(yī)生》、《杰拉德的幻象》等。他認為這些小說才接近了“杜勞斯傳奇”的真正聲音——1955年他曾向考利描述過，那是“一種自動寫作的風格，它永遠不停地繼續(xù)著，哪怕在我睡夢中的床榻上，騷動也在繼續(xù)——那種騷動是《芬尼根的守靈夜》的騷動，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

從20世紀40年代備受托馬斯·沃爾夫影響寫作《鎮(zhèn)與城》，凱魯亞克從一名充滿詩意的年輕小說家轉化為50年代大膽先鋒的波普作家，跟他194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校園所結識的那群思想獨立、不同凡響的年輕作家很有關系。在這群關系密切的男性“團伙”中，有艾倫·金斯堡、威廉·巴勒斯和呂西安·卡爾（他們在《孤獨天使》中分別以歐文·加登、布爾·哈巴德和朱利安之名現(xiàn)身）。他們互相 閱讀（塞利納、尼采、布萊克、蘭波）、評論對方的作品、一起出沒于時代廣場、嘗試 和 。他們被寫進了凱魯亞克的小說之后，開始以不同的假名成為不同的角色，不斷地從一本書進入另一本書。

凱魯亞克經(jīng)常能感到他們對他精神深處和理智的吸引。他傾聽他們談話，就像樂迷傾聽音樂，他的想象力被他們言詞的節(jié)奏和韻律激發(fā)。通過他正確無誤的耳朵和驚人的記憶力，他將他們的聲音織進了自己的文章。

在凱魯亞克看來，他們之中 的空談者非尼爾·卡薩迪莫屬（他就是《在路上》里的狄安·莫里亞蒂和《孤獨天使》中的科迪·珀姆雷），一個無師自通的天才。他曾經(jīng)因為偷車三入科羅拉多勞教學校。1947年，卡薩迪搭了一輛灰狗汽車來到紐約。凱魯亞克初遇他的那天，是在東哈萊姆區(qū)一棟只有冷水的平房里，卡薩迪全身赤裸著過來開門。

卡薩迪具有非凡的性魅力、過人的精力和語言能力。這個21歲的“少年犯”在丹佛的廉租屋和彈子房里長大，不同于凱魯亞克身邊受過大學教育圈子里的任何人。尼爾讓凱魯亞克想起他在家鄉(xiāng)馬薩諸塞州洛厄爾鎮(zhèn)的工人階級朋友——那是一座工業(yè)小鎮(zhèn)，他在18歲那年離開，憑著一份橄欖球獎學金來到紐約讀大學預科。正是卡薩迪激勵著凱魯亞克離開“衰老的東區(qū)”，走“在路上”。在1947年到1950年之間，由卡薩迪駕車，他們一起進行了一趟馬拉松似的跨州之旅，其間凱魯亞克發(fā)現(xiàn)了他的偉大主題：通過年輕人的目光去審視戰(zhàn)后的美國。這些年輕人已經(jīng)喪失了美國夢。他們?yōu)榱巳ァ傲私鈺r代”，失去了所有的安全保障，將自己暴露于危險、困難和生活的悲喜之中。凱魯亞克把自己和他路上的同輩們稱為“Beat”（“垮掉的一代”）——它的詞根來自beatitude（祝福之意），因此，它所隱含的意義并非挫敗垮掉而是蒙受賜福。

“你們別把我看成某個單一的人物——”在《孤獨天使》中，也許他將這樣告誡讀者，“別把我看成一個淫棍、一個水手、一個流浪漢、一個老女人的附庸，甚至是一個 戀、一個白癡，當我狂飲之際，也別把我看成一個印第安醉鬼……無論如何，一堆令人驚奇的混亂和矛盾（惠特曼說過這可太棒了）對19世紀的神圣俄羅斯要比對這些剪著小平頭、面孔陰沉的龐蒂亞克現(xiàn)代美國人 為適合——”

如果凱魯亞克和卡薩迪分開一段時間，他們會互相通信聯(lián)系。凱魯亞克預言卡薩迪將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因為他天性里那種“精力旺盛的沖動”，以及那種一往無前的自由。“不要低估了你的靈感、你了如指掌的街道、約會時刻、旅館房間、酒吧場所、窗戶測量、各種氣息、樹木的高度，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1950年12月23日，他在給老友的信中這樣寫道。很可能，這些給卡薩迪的建議他自己應該也曾偶爾為之。（此時，凱魯亞克正在回一封卡薩迪在嗑藥之后寫的、長達一萬三千字的不可思議的長信，卡薩迪在信里敘述了他和一個名叫瓊·安德遜的女人在1946年圣誕期間的情史。）

五天之后，凱魯亞克坐下來，開始給卡薩迪寫他自己的“懺悔錄”，并宣稱“我從此跟任何虛構 斷 關系”。這是凱魯亞克的一個轉折點。他突然間發(fā)現(xiàn)了一種新的自動寫作風格，如同音樂一般自由純凈。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創(chuàng)作所謂的“狂野散文”，亦即行文不加標點、不假思索的寫作風格，他可以獻祭一切——健康、心智、婚姻和父性， 放棄一切安慰或者安全感。“那種寫作就是一切。”它成了凱魯亞克的信條，盡管在他的小說里他很少談到這一點。他怎么可能會承認，對他來說，言語比人類的友情 重要？凱魯亞克從來不揭示自己的內(nèi)在動機，他的“生活實錄”小說總是帶有一種漫無情節(jié)的挑釁性。

他是否為此付出的太多？只要讀一讀凱魯亞克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中期所寫的信件，你就會意識到，他幾乎花了近十年的時間“在路上”，投宿在廉價旅館或者擠進朋友們的房子、扒貨運列車、徒步丈量美利堅合眾國的寬度和廣度，而他同時也遭受羞辱、傷害和無家可歸的迷惘。

1951年，就在他的寫作風格發(fā)生突變并完成《在路上》之后，凱魯亞克突然結束了六個月的婚姻，并讓已經(jīng)懷孕的妻子瓊·哈維蒂自己去墮胎。當她追著他要女兒瓊的撫養(yǎng)費時，凱魯亞克逃到了墨西哥和太平洋沿岸一帶，時刻擔心著會被警察逮住，然后被迫放棄寫作去做苦工。在接下來的七年之中，他一直沒有自己的住所——只有一張床和一張書桌，他母親住在哪兒，他就把它們擺在哪兒。他不時會住在母親家，打印他的手稿，整理他的日記和信件，安靜地生活一段，恢復精神，直到厭倦和孤獨又將他推到路上。

在寫作一本書和另一本書的空隙里，凱魯亞克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歷險。他將再次回到紐約、舊金山或者墨西哥城垮掉派那種狂熱的生活中，達到偉大狂歡的 頂點。他將日益酗酒、嗑藥，以獲得創(chuàng)作“狂野散文”的 。他會變得易怒、痛苦、多疑，跟艾倫·金斯堡這類朋友翻臉，因為他們會批評凱魯亞克的作品。

二十多歲的凱魯亞克曾經(jīng)獲得過一張讓他過上公共生活的處方，也許那種生活 適合他。在很多年當中，他都幻想著跟尼爾·卡薩迪以及其他垮掉派朋友一起分享某座自給自足式的大農(nóng)莊。（杰克的母親就像是他 的妻子——“野性、瘋狂、但卻是一個快樂的家庭主婦”——也許也被包括在這個“喧嘩的”計劃之內(nèi)，在那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fā)生。）“獨自呆在一間房子里或家里是 的一種不幸�！眲P魯亞克1949年在給卡薩迪的信里曾這樣說。但當他的朋友們年逾三十，生活日趨穩(wěn)定，能提供給凱魯亞克的 也越來越少：呂西安·卡爾和尼爾·卡薩迪都已結婚生子，要承擔家庭責任；1955年甚至連艾倫·金斯堡都已經(jīng)跟他的新情人彼得·奧爾洛夫斯基定居下來。只有凱魯亞克仍然孑然一身，處于無根的孤獨之中，“失敗和厭倦”令他發(fā)狂。“安靜生活”成為他的階段性目標，但他不知該如何去實現(xiàn)它。

1954年，他開始研究 ，期望能從中得到生活的答案。威廉·巴勒斯以他敏銳的洞察力看到了凱魯亞克 望的根本，告誡他說：“一個人如果只是為了避免傷害，就想用 或者其他任何手段從自己的生活里排除愛的話，那么，在我看來，他已經(jīng)犯了瀆神罪，就像犯下了閹割的罪行一樣。”

盡管凱魯亞克對 有了深切而智慧的理解，也學會了坐禪，但他對安寧的追求卻帶有一種瘋狂，因而只能導致自我挫敗的結局。通過 ，他可以在思想上克服自身的“空”，把它合理化，但他永遠也接受不了它。“‘空即是空’是我所了解到的 悲哀的事實�！痹谒�前往孤獨峰度過63天孤獨生活的前夕，他曾經(jīng)跟尼爾·卡薩迪吐露心聲。

“我的生活就是一首自相矛盾的長篇史詩。”到達孤獨峰之后，凱魯亞克在日記本里寫道。他甚至都不想再動筆寫小說——盡管他擁有了世界上的全部時間。他只能每日凝視霍佐敏峰，然后日復一日地記下他的感受——他以冷酷的清醒和無情的誠實進行記錄�！肮陋毞宓膯栴}在于，”他寫道，“沒有他人，孤單，隔 。”凱魯亞克很快就意識到，他必須讓自己重新淹沒于生活的洪流——去“生活、行走、冒險、祈禱，并不為任何事感到內(nèi)疚”——在《孤獨天使》中，再也沒有什么比“沒有他人” 悲哀和 自我揭示的言詞了�！八�人”，如果他能從混合的記憶或靈感中把他們喚醒，那么，也許他將愿意與他的孤獨相伴。但“沒有他人”同時也暗示著凱魯亞克已經(jīng)感覺到，在他和其他人之間，距離越來越遠。他仍然能夠才華橫溢地觀察他們，但他再也無法觸及到他們的生活。

1956年的那個夏天，凱魯亞克在孤獨峰頂對“空”的深思與對質揭示了這個男人的生存狀態(tài)：他尚未 意識到自身的消耗和倦殆，但至少，他還沒有喪失跟隨想象去往任何地方的勇氣和自由。他擔任山火瞭望員將是他“在路上”冒險的 一站。1957年，他得到了他所不想要的惡名：“垮掉一代的化身”，同時也永遠結束了他無名的生活。

在《孤獨天使》中，杰克·杜勞斯，像凱魯亞克一樣從山頂上下到人間，進入到激動人心的舊金山文藝復興之中，為他遲遲未能得到的名聲找到了一個舞臺。他經(jīng)常心情騷動地漫步在伯克利和舊金山的街道，跟歐文·加登（金斯堡）、科迪·珀姆雷（卡薩迪）和拉菲爾·烏爾索（格里高利·科爾索）一起廝混，那時他已經(jīng)預感到越來越迫近的喪失。一年之后，當他的 部小說《在路上》的樣書終于面世時，科迪在杰克·杜勞斯面前以一種“不一樣的方式”轉過臉去�！拔铱吹搅怂�有的文學成就背后的一種新的荒涼�！苯芸恕ざ艅谒惯@樣告訴《孤獨天使》的讀者。

如果這是小說里一個虛構的瞬間——那么，這也是一個毫無惡意的謊言，它旨在揭示一種結束感——它終于走到了盡頭。在此之后，他跟他母親住在一起，“遠離城市”；杰克·杜勞斯用“寧靜”描述他感到的悲哀：“一種寧靜的悲哀就是我能奉獻給這個世界的 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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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出版前后，跟凱魯亞克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里，我總是能感受到凱魯亞克靈魂疼痛的陰影。但我記得，我本能的抗拒他“齊生死”的論點（他似乎以此來證明，他對父性的拒 以及對女人的不信任是合理的）。我討厭被人提醒，萬有皆空，但我從來沒有明確地表達過自己的觀點，以免傷害他的感情�？宓襞勺骷议_啟了我這一代人的革命�？僧斘业纳�活如此豐滿之際，我又如何能夠去信仰“空”？我曾經(jīng)設想過，也許我能夠通過愛去救贖杰克·凱魯亞克，但我錯了，沒有人能救贖他。

時間不斷流逝。1982年，我16歲的兒子好奇地注意到我的書架上有一本用黑黃絲帶系著的小冊子——阿蘭·瓦特的《禪之肉，禪之骨》。我想，那肯定是在我遇到凱魯亞克之后不久買的，努力接觸 而去取悅他。當我兒子打開那本書時，一張折疊起來的綠色紙條飄落在地。那是鷹牌打字紙的一張標簽。在它的背面，是凱魯亞克隨手用鉛筆寫下的一段對話碎片。這說明他意識到了我們之間的根本哲學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