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統(tǒng)帥力

在其大部分歷史中，拜占庭人并非以名將輩出著稱——畢竟，他們也遭受了許多失利（參見第一章），他們突出的是綜合統(tǒng)帥能力，憑此才能蒙受挫敗，依舊力挽狂瀾。雖然拜占庭并無與西點（West Point）類似的軍校（士兵們可在此學習軍事科學，汲取他人的教訓），但拜占庭人和多數鄰居不同，他們會記載戰(zhàn)爭科學方面的思想。帝國漫長歷史中的確存在許多例外，不過指揮官常為具備一定軍事素養(yǎng)的職業(yè)戰(zhàn)士。考慮到所托付人力、物力的價值，他們保持了一種高水準。

當一種軍事慣例、戰(zhàn)爭文化發(fā)展了超過千年，歸納它就必須謹慎小心。最基本的領導力意味著對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領悟，以及權衡利弊得失與勇氣的結合。維蓋提烏斯（Vegetius，4-5世紀）的著作 或摩里士皇帝（Maurice，582-602年在位）的《戰(zhàn)略》（Strategikon）均未詳細討論一名將領的品質，不過，書中呈現出的那些必要的學識和天性表明了除個人勇武之外，對后勤學的掌握也十分關鍵。對軍隊狀態(tài)、士氣的清晰把握十分重要。在利奧六世（Leo VI，886-912年在位）皇帝《戰(zhàn)術》一書中列舉的將領特質絕大部分都不會令現代讀者感到陌生。一位指揮官應當擁有自制力，莊重，清醒并且清廉。此外，他還應具備聰慧頭腦，年齡適中。身體強健及耐受力也是被看重的。他必須能夠贏得部下的尊重，是一名優(yōu)秀的演說家。對當今讀者而言，令人更為訝異的對其宗教虔誠與子女情況的格外要求：利奧認為擁有子女的男人更有干勁，同時也更青睞出身貴族而非寒門之人。

以上特質被認為是成為“將軍” （希臘人稱strategos，復數形式strategoi）或其它次級指揮官的關鍵。我們手中的史料很少談及下層軍官和普通士兵在戰(zhàn)場上的作用，更遑論類似今日軍士（NCO）或其他扮演關鍵角色的低階人士了。對專業(yè)素養(yǎng)和軍事操練的強調令戰(zhàn)士們具備戰(zhàn)術上的才能和靈活性，不過，下級軍人似乎缺乏主動性。這里并沒有拜占庭的“長征” ——一支軍隊失去了領袖仍能殺出血路，亦無拜占庭“士兵戰(zhàn)役”——部隊脫離指揮仍取得勝利。失去坐鎮(zhèn)指揮的將領或皇帝往往意味著戰(zhàn)敗、潰散。這種印象部分要歸于我們手中資料的性質——其作者突出了自身所屬精英階層人物的事跡與英雄氣概。軍隊在核心層面依舊保持了專業(yè)性（雖然這一點上，黑暗時代的軍區(qū)部隊存在爭議），因此，拜占庭軍隊臨陣折將后無力重振旗鼓，便不能歸咎于軍隊的組織。就中世紀而言，拜占庭的軍官制度具有相當的深度和先進性（參見第三章）。既然下級軍官似乎主要依靠經驗、戰(zhàn)功來贏得晉升，那么表面上對戰(zhàn)場危機缺乏應變恐怕是由其他因素導致的。

社會影響清晰地塑造了戰(zhàn)士們的態(tài)度與反應。人與人并不平等，一名窮苦的新兵甚或最優(yōu)秀的低階戰(zhàn)士也無法和出身名門的將領相比。人的出身、財富、社會地位給予精英的不僅是飛黃騰達的門徑，還包括生活方方面面的優(yōu)越感。世人皆有角色，盡管并非所有貴族都曾實現豐功偉績，但這種預期有助于解釋，在隨后失利的混亂中，為何軍中低階戰(zhàn)士沒有奪過將旗，重整潰兵，反敗為勝——即使這番英雄壯舉是完全可能的。誠然，部分普通士兵的確也晉升高位，但拜占庭社會依舊是高度階級固化的。許多早期拜占庭時期的將領都來自精英階層，到了拜占庭帝國中后期，大部分高級軍官則屬于盤根錯節(jié)的軍事貴族。當然，這樣的人士不乏亮點。例如，達米安·達拉瑟諾斯（Damian Dalassenos，去世與998年）便是許多優(yōu)秀并且后來子承父業(yè)的指揮官之一，可能是因為他們被帝國官場和重臣所熟知，在獲取高級指揮權方面有著近水樓臺的便利。 不過，贏得皇帝寵信、維持指揮權對職務同樣關鍵；盡管拜占庭也出現過一批拙劣的將領，其無能導致了災難，但總體而言，在帝國存續(xù)期間，軍隊得到了妥善的領導。

雖然訓練有素、紀律嚴明，并且正如手冊和史實展現的那樣，拜占庭士兵通常能夠積極支援戰(zhàn)友以及執(zhí)行復雜的戰(zhàn)場戰(zhàn)術，但沒有跡象表明拜占庭人鼓勵自下而上的“主觀能動性”。從古代到中世紀的戰(zhàn)爭，下級軍官重整軍隊或取代陣亡的上級指揮的情況極其罕見。帝國在其漫長歷史中面對的是咄咄逼人、詭計多端的敵人。游牧的草原勇士，諸如匈人、阿瓦爾人、庫曼人（Cumans）以其機動性、戰(zhàn)術和武備挑戰(zhàn)著這支最老練的軍隊。弓騎兵集攻擊力、射程、機動性于一身，并且融合了古老的草原戰(zhàn)爭謀略，對拜占庭軍隊而言，可謂兵兇戰(zhàn)危。拜占庭將領深諳勝負只在一線之間；一股顯然已經戰(zhàn)敗的敵人可以迅速重組并對追擊中陷于混亂或駐足搜刮尸體上戰(zhàn)利品的軍隊發(fā)起反撲。對紀律性的強調以及遵守章程的需求令下層戰(zhàn)士的主動性變得顯然不合時宜。無論勝敗，作為士兵的個人主義會妨礙部隊的凝聚力，并讓戰(zhàn)友身處險境。

當我們了解了普通軍人的期待，領袖及其部屬的角色便更加清晰了。拜占庭人和其他前工業(yè)時代的人一樣，熱衷于預兆。任何努力的最終結果均歸于上帝。戰(zhàn)役不過體現了上帝的旨意：士兵死戰(zhàn)因為職責如此，其勇武和技藝未必對戰(zhàn)局產生決定作用。當然這有些簡單化，然而，拜占庭文化中的這種宿命論在軍事沖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指揮官可見的才能、虔誠和健康構成了軍隊士氣的主要部分。維蓋提烏斯寫道，戰(zhàn)前遠離陣線的將領對軍隊的信心會造成重創(chuàng)。 917年，利奧·�？ㄋ篃o人的坐騎從陣中跑過時，軍隊誤以為主將殞命，引發(fā)了恐慌。 大戰(zhàn)之前往往會浮現上帝眷顧或不悅的征兆，預示了最終的戰(zhàn)果，而將領的英勇事跡則成為重要的精神上的“標記”。623-24年間，當希拉克略在薩羅斯河 （Saros River）橋上擊倒魁梧的波斯戰(zhàn)士時，這激起了軍隊獲勝的信念，并非因為皇帝清空了橋梁，而是因為它在精神層面大大鼓舞了部下的信心。

因此，領導力源自高層；將領被認為既為士兵們的上級，又是一名出眾的戰(zhàn)士，他還具備一層精神上的“光環(huán)”。通常，他會較絕大多數部下更精通戰(zhàn)略、戰(zhàn)術�；�本上，將軍和他的高級軍官幕僚團構成了軍隊的神經中樞。指揮權屬于那些嚴格執(zhí)行軍紀并擁有權威的將帥；在帝國歷史中的戰(zhàn)役里，這一點尤為關鍵，因為士兵們易于陷入混亂，而通訊亦不可靠（發(fā)送信號仰仗于信使、旗幟和樂器）。最優(yōu)秀的軍隊也是笨拙的，一旦戰(zhàn)端開啟，指揮與控制幾乎蕩然無存。如果一名將領倒下或失去聯系，既然他身邊的精銳已經陣亡或逃離，指揮、控制的喪失便會很快出現。相反，在那些曠日持久的鏖戰(zhàn)中，如果指揮官尚存，拜占庭軍隊也能表現出自己的韌性，例如971年的杜羅斯托魯姆戰(zhàn)役，不過這樣的情況并不多見。

確實存在下層中缺乏領導而成事的例外，尤其是在早期。低級軍官于軍事危機中攫取控制權的最佳范例恐怕當屬�？ㄋ� 了，據說他只是菲利皮科斯（Philippikos）將軍麾下一支塔格瑪 （tagma，編制約300人）中一名卑微的百夫長 （kentarchos）。面對因欠餉、惡劣服役條件引發(fā)的兵變，菲利皮科斯無力平息士兵的怒火，逃離了軍營。出身貧寒的百夫長福卡斯此刻獲得了權力，被軍隊舉在一面盾牌上擁立為帝。�？ㄋ孤暑I叛軍挺進君士坦丁堡，最終奪取了城市，殺死了摩里士皇帝。除了軍事動亂的特殊時期，上述“以下克上”的奪權幾乎是不存在的。

作戰(zhàn)領導能力通常依靠經驗積累。6世紀歷史學家普羅科匹厄斯 （Prokopios）記載道，許多領袖都是因為其能力從普通行伍中提拔的。但到了拜占庭帝國早期，很多指揮官都來自軍事世家，它們的成員追隨著成功前輩的腳步，例如后來反叛的維塔利安（Vitalian，去世于520年）的侄子約翰 ；抑或出身于為帝國服役的蠻族精英。例如格皮德王子蒙杜斯（Mundus），他在巴爾干和東部邊境為查士丁尼效命，忠心耿耿。

早期（4-7世紀）

直到378年阿德里安堡的災難發(fā)生，皇帝們常常御駕親征。在出身低微的皇帝中，這種情況更為普遍：戴克里先來自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家族，通過行伍生涯登上了皇位。君士坦丁一世的父親君士坦提烏斯·克洛魯斯（Constantius Chlorus，約250-306）血統(tǒng)亦不高貴 ，像他那樣的男人是通過軍事服役而獲得了機遇、榮耀以及權力。君士坦提烏斯之子君士坦丁一世與他的侄子尤利安堪稱活躍的戰(zhàn)士，能夠身先士卒。進入6世紀，普通軍人依然有機會獲得高位。到了5、6世紀，皇帝不再親自領兵，而將領的選擇似乎更看重忠誠而非才華。不過，功績依然是關鍵的考量。普羅科匹厄斯提及的許多指揮官顯然家世平平，通過服役而獲得了職權。皇宮又一次提供了佳話：目不識丁的農民查士�。↗ustin）離開位于伊利里亞的農莊加入了軍隊，此后擢升為禁衛(wèi)軍一員，最終披上了紫袍 。

在4世紀，禁衛(wèi)軍（protectores）組成了處于執(zhí)事長官 （magister officiorum）控制下的數量不明的軍隊。以上這些規(guī)模、部署未知的部隊由一位伯爵 （comes）統(tǒng)領。多梅斯蒂奇 （domestici）如其名字的含義那樣，構成了皇帝的親衛(wèi)，除此以外，也有普通的禁衛(wèi)軍。通常那些早年生涯證明其前途無量、忠心耿耿的人才會被選入禁衛(wèi)軍。提拔以資歷為基礎。普通禁衛(wèi)軍和多梅斯蒂奇都供應參謀——通常作為元帥 （magistri militum）們的副手，他們被賦予了許多特殊的任務，例如征兵，監(jiān)管軍需庫，視察要塞等�；实弁ㄟ^一種效忠儀式親自任命禁衛(wèi)軍，因此，他們?yōu)榻y(tǒng)治者及其統(tǒng)帥部所熟知。忠誠與才華兼?zhèn)洌�難怪時�！磅庺~跳龍門”了。瓦倫提年一世（Valentinian I）皇帝的父親格拉蒂安（Gratian）便曾是一位專業(yè)的摔跤手，后來被提拔成了禁衛(wèi)軍軍官。

在6世紀，皇帝的侍衛(wèi)與高級將領的家丁依舊是軍官的重要“溫床”。利奧一世皇帝（457-74年在位）組建的為數300的禁衛(wèi)軍（Excubitors），因其忠誠、抱負與戰(zhàn)力而輸出了許多軍官。“部曲軍”（Boukellarioi，得名于他們所食用的面包）構成了地方官與豪強的私人衛(wèi)隊。一旦527年查士丁尼登基為帝，他擔任元帥（520-27年間）時的私兵被提拔進入統(tǒng)帥部也就不足為奇了。其中包括貝利撒留（Belisarios）和西塔斯 （Sittas）。查士丁尼繼位時創(chuàng)建了一支亞美尼亞人執(zhí)掌的新軍，讓西塔斯擔任其統(tǒng)帥。在歷經一段漫長、輝煌而又忠心耿耿的軍旅生涯后，539年西塔斯于亞美尼亞一場戰(zhàn)役中陣亡。

西塔斯的戰(zhàn)友貝利撒留在查士丁尼掌權后同樣異軍突起。至529年，貝利撒留已官至東部元帥（Magister militum per Orientem）。其地位允許他招募7000部曲；這位名將本人負責軍餉和維護。其中一些是證明自己為堪用戰(zhàn)士的普通本地人。部曲常常被派去統(tǒng)領正規(guī)軍的分遣隊或執(zhí)行特殊任務，像貝利撒留這樣的領袖對他們頗為倚重。在他的非洲戰(zhàn)役期間（533-34年），派出了一位名叫戴奧吉尼斯（Diogenes）的親兵與另外22名部曲來到汪達爾人首都迦太基城外偵查。汪達爾人奇襲了這支部隊，幾乎將其摧毀，戴奧吉尼斯也負了傷。549年，當貝利撒留準備離開意大利時，他留下戴奧吉尼斯執(zhí)掌羅馬城的3000守軍。

盡管不如帝國早期那么普遍，有時羅馬貴族也能獲得指揮權（但很少賦予經驗匱乏之人）。502-06年波斯戰(zhàn)爭的爆發(fā)令阿納斯塔修斯（Anastasios）皇帝猝不及防，他派出了四位將領，其中包括自己的外甥海帕提烏斯（Hypatios）。后者顯然在490年代鎮(zhèn)壓伊蘇利亞高地叛亂中汲取了戰(zhàn)爭經驗，然而他缺乏謀略和勇氣，最終令失望的皇帝于503年將其撤換、召回。

除了本國子弟以外，羅馬人也仰仗蠻族血統(tǒng)的軍官。帝國四周散布著尚武的“鄰居”，他們提供了募兵的“沃土”，不僅是普通戰(zhàn)士，也包括其統(tǒng)帥。4至7世紀，擁有日耳曼、亞美尼亞、波斯血統(tǒng)的指揮官是很普遍的。蒙杜斯（Mundus）是一位格皮德人（居住于伊利里肯行省的日耳曼部落）國王之子，另一位國王之侄。在520年代后期他加入羅馬軍隊服役，并成為伊利里肯元帥（Magister militum per Illyricum），表現卓越。531年，羅馬人于卡利尼古姆(Callinicum) 潰敗后，蒙杜斯接替了貝利撒留東部大元帥的職位。

黑暗時代，中期與后期（8-15世紀）

希拉克略復興了皇帝御駕親征的慣例。盡管并非全部，但他的許多繼任者都將親帥大軍進入戰(zhàn)場。在阿拉伯入侵的危機之后，軍人控制了王座，皇帝親征可謂司空見慣。高級軍官多來自構成皇帝衛(wèi)隊的劍士（spatharii）。利奧三世（717-41年在位）皇帝曾為查士丁尼二世皇帝麾下的劍士。國家要求領導人知兵、掌軍。711年，希拉克略王朝末代皇帝查士丁尼二世（685-95,705-11兩度在位）被一位軍區(qū)統(tǒng)帥、亞美尼亞人菲利皮科斯·巴爾達尼斯發(fā)起的軍事政變所推翻。狄奧斐盧斯（828-42年在位） 在安森戰(zhàn)役中和自己的軍隊陷入了包圍，勉強逃出生天。而在863年，米海爾三世皇帝領兵進入安納托利亞以攔截梅利泰內埃米爾的突襲。

這種“軍人皇帝”于10世紀迎來了它的頂峰——尼基弗魯斯二世·福卡斯與約翰·齊米斯基斯（John Tzimiskes）親自領軍取得了一場又一場勝利，勾勒出一幅帝王勇武凱旋的圖景。到了巴西爾二世(Basil II,976–1025年在位)統(tǒng)治時期，軍事精英對權勢的攫取令年輕的皇帝忍無可忍，以至于他不僅通過兩場殘酷、毀滅性的內戰(zhàn)剪斷其掌控，還將自己塑造為理想化的替代品——英勇無畏、上帝眷顧、無往不勝的“軍人皇帝”。巴西爾統(tǒng)治期間，他便時常在老練將領的庇護下親自從軍。

巴西爾之后的皇帝們漸漸遠離了軍營，直到羅曼努斯四世·狄奧吉尼斯(1068-71年在位)統(tǒng)治時期，他在曼齊刻爾特被俘受辱并沒有終結繼任者們身先士卒。阿萊克修斯一世·科穆寧（1081-1118年在位）作為一名篡位者，親自領兵，盡管也遭遇過幾次敗仗，但他在戰(zhàn)場獲得的功績依然是輝煌的。其孫曼努埃爾一世·科穆寧依舊追隨著父輩的腳步，直到此時，拜占庭偉大軍人皇帝的時代才告一段落。雖然巴列奧略王朝（Palaiologan dynasty）時期，皇帝越來越少領軍出征，軍隊規(guī)模日益萎縮，直至這一傳統(tǒng)消亡，但米海爾八世（Michael VIII，1259-82）在1280-82年以50多歲的暮年依舊領軍深入小亞細亞對抗突厥人。

拜占庭帝國中后期的高級指揮官幾乎總是豪門出身。9至11世紀是偉大的安納托利亞軍事貴族的時代。在最高階將領中也有幾位突出的異邦人，包括將領、皇帝約翰·齊米斯基斯（其家族具有亞美尼亞血統(tǒng)）以及生于亞美尼亞的梅利亞斯 （Melias）。來自皇后賽奧法諾 （Theophano，狄奧斐盧斯之妻）家族的將領也是亞美尼亞人。波斯人（或庫爾德人）塞奧福波斯（Theophobos）在狄奧斐盧斯麾下效力，羅塞爾·德·巴約勒（去世于1078年）是諾曼人，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期間的羅馬將軍塔第吉歐斯（Tatikios）反而是個突厥人。不過，公元9至10世紀帝國復興的全盛期間，大部分高級將領為本土“羅馬人”（盡管其中許多是移民的后裔）。諸如阿吉羅伊（Argyroi）、�？ㄋ�、斯科萊魯、馬勒諾伊、祖卡斯、第歐根尼這樣的家族在安納托利亞擁有地產，他們從收復此前三百年來陷于穆斯林之手的大片領土中直接獲益。以上安納托利亞家族孕育出了帝國史上最優(yōu)秀干練的一批將領，尤其是巴達斯·�？ㄋ埂⒛峄�弗魯斯·�？ㄋ埂⒓s翰·齊米斯基斯和喬治·馬尼亞克。最終，他們攫取皇權的野心導致其失勢以及面臨突厥人進犯東部防御的隕落。

在帝國中期，高階軍官常常親自參戰(zhàn)。在一場羅曼努斯一世（Romanos I）皇帝激勵部將作戰(zhàn)的宴會后，其中一員薩克提基奧斯 （Saktikios）在拂曉對扎營于君士坦丁堡外的保加爾人發(fā)動了突襲，后來殉國。 921年，保加爾人圍攻阿德里安堡期間，守軍主將利奧因其魯莽地親身出擊而獲得了“愚人”的綽號。 安納托利亞將領時常與穆斯林交手；953年，巴達斯·�？ㄋ梗�約878-968年）在馬拉什（Marash）附近戰(zhàn)敗后，被賽義夫·道萊 （Sayf al-Dawla）的軍隊圍困，還負了傷。 在槍林彈雨令指揮官退居二線的工業(yè)戰(zhàn)爭之前，戰(zhàn)爭的個人特質與將領的勇武于拜占庭帝國可謂隨處可見。

隨著1204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帝國的分裂，軍隊的指揮權仍然由皇帝與貴族將領掌握。像米海爾八世這樣的代表躬先士卒，甚至表現出一定的戰(zhàn)術、戰(zhàn)略才華。約翰六世·坎塔庫震努斯（JohnVI Kantakouzenos，1347-54年在位）的生涯表明，站在意識形態(tài)角度，皇帝必須積極抵抗土耳其人。約翰本人是一位稱職的軍官，不過，在他之后，由于帝國每況愈下，“軍人皇帝”的重要性也日益削弱了。

傳記

拜占庭帝國將星閃耀，不過，其中多數現代世界鮮有耳聞。他們均顯露出大廈將傾之際力挽狂瀾的才能，并呈現了那些東羅馬領袖們看重的關鍵品質：處變不驚，謹慎對敵，深諳戰(zhàn)略、戰(zhàn)術、作戰(zhàn)與后勤。與周邊社會領袖更為笨拙的謀略相比，拜占庭將領更像外科醫(yī)生而非屠夫，他們精于權衡利弊，掌控軍隊如同鳴奏樂器般優(yōu)雅細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