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的教訓

　　今年，假如我們不太健忘的話，正好是明代亡于外族的三百周年紀念。

　　歷史是一面鏡子，三百年前，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們追念。

　　三百年前，當明思宗殉國以后。李自成西走，清人借吳三桂的向?qū)�，占領(lǐng)北平分兵南下的時候，南京小朝廷領(lǐng)袖弘光帝，正在粉飾升平，興建宮室，大備百官，征歌選舞，夜以繼日。他的父親死于非命，原配離散不知下落，國君殉國，國土一部分淪于“流寇”，一部分被異族兵威所蹂躪，人民流亡離散，被戰(zhàn)爭所毀滅，被饑餓瘟疫所威脅，覆巢之中無完卵，即使是禽獸也該明白當前危機的嚴重。然而這位皇帝還是滿不在乎，人生行樂耳，對酒當歌，南京淪陷的前夕，他還在排演當代有名的歌劇《燕子箋》！

　　三百年前，當南京小朝廷覆亡的前夕，清兵迫近江北，流寇縱橫晉陜，民窮財盡，內(nèi)憂外患交迫的時候。宰相馬士英憑了一點擁立的私恩，獨擅朝權(quán)，排斥異己，擯史可法于江北，斥劉宗周、黃道周于田野，迎合弘光帝的私欲，濫費國帑，搜括金帛，賣官鬻爵，鬧得“職方多似狗，都督滿街走”！左良玉舉兵東下，以清君側(cè)為名，他才著了急，盡撤防江的軍隊來堵住西兵，給清軍以長驅(qū)深入的機會，他寧可亡國于外族，不肯屈意于私爭。到南京淪陷以后，他卻滿載金帛，擁兵到浙江，準備再找一個傀儡皇帝，又富又貴，消遣他的余年。

　　三百年前，當國家民族存亡系在一發(fā)的嚴重關(guān)頭，過去名列閹黨，做魏忠賢干兒子，倒行逆施，為士大夫所不齒的阮大鋮勾結(jié)了馬士英，奉承好了弘光帝，居然做了新朝廷的兵部尚書，綜全國軍政，負江防全責，在大權(quán)在握的當兒，他的作為不是厲兵秣馬，激勵士氣，也不是構(gòu)筑工事，協(xié)和將帥，相反地，他提出分別邪正的政策，他是多年來被擯斥的閹黨，素來和清流對立的，趁時機把所有在朝的東林黨人一一擯斥，代以相反的過去名在逆案的閹黨。他造出十八羅漢五十三參的黑名單，把素所不快的士大夫留在北都不能出來的，和已經(jīng)逃亡南下的，都依次順列，定以罪名。對付一般讀書人，他也不肯放松，咬定他們與東林和左良玉有關(guān)，開了名單，依次搜捕。天不如人意，這些計劃都因南都傾覆而擱淺。他只好狼狽逃到浙江，清軍趕到，叩馬乞降，不久又為清軍所殺，結(jié)束了他不光明的一生。

　　三百年前，當外族鐵蹄縱橫河朔，“流寇”主力恣張晉豫，國破民散，人不聊生的時候，擁兵數(shù)十萬虎踞長江上游的左良玉，卻按兵不動，坐觀興亡。他看透了政局的混亂，只要自己能保全實力，舍出一點賄賂當局，自然會加官晉爵，封妻蔭子。在這個看法之下，他不肯用全力來消滅“流寇”，卻用全力來擴充隊伍。政府也仰仗他全力對付“流寇”，不肯調(diào)出來對付外敵。駐防在江北的四鎮(zhèn)，又是一種看法，一面用全副精神勾結(jié)權(quán)要，一面用全副力量來爭奪防區(qū)，揚州是東南最繁榮的都會，也就是這些軍閥眼紅的目標。敵人發(fā)動攻勢了，他們自己還發(fā)動內(nèi)戰(zhàn)，殺得驚天動地。好容易和解了，指定了任務(wù)，北伐的一個被部下暗殺了，全師降敵，其他兩個，清兵一到，不戰(zhàn)而降，只有一個戰(zhàn)死。左良玉的部隊東下，中途良玉病死，全軍都投降了清朝，做征服兩浙閩廣的先頭部隊。

　　三百年前，當前方戰(zhàn)區(qū)的民眾，在被敵人殘殺奴役，焚掠搶劫，輾轉(zhuǎn)于槍刀之下，流離于溝壑之中的時候，后方的都市，后方的鄉(xiāng)村，卻像另一個世界，和戰(zhàn)爭無關(guān)，依然醉生夢死，歌舞升平。南京的秦淮河畔，盛極一時，豪商富賈，文人墨士，衣香鬢影，一擲千金，畫舫笙歌，窮奢極欲。杭州的西湖，蘇州的閶門，揚州的平山堂，都是集會的勝地，文人們結(jié)文社，談八股，玩古董，捧戲子，品評妓女，研究食譜，奔走公堂，魚肉鄉(xiāng)里。人民也在歡天喜地，到處迎神賽佛，踏青賞月，過節(jié)過年，戲班開演，萬人空巷。商人依舊在計較錙銖，拿斤拈兩。在戰(zhàn)區(qū)和圍城中的，更會居奇囤積，要取厚利。大家似乎都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當前是什么日子，會發(fā)生什么變局。他們不但是神經(jīng)麻木，而且患著更嚴重的痿痹癥。敵人一到，財產(chǎn)被占奪了，妻女被糟蹋了，伸頸受戮，似乎是很應(yīng)該的事情�！稉P州十日記》和《嘉定三屠記》所描寫的正是這些人物的歸宿，糊里糊涂過活的結(jié)局。

　　三百年前，從當局到人民，從將軍到文士，都只顧自己的享受，兒女的幸福，看不見國家民族的前途。個人的腐化，社會的腐化，宣告了這個時代的毀滅。雖然有史可法、黃道周、劉宗周、張煌言、瞿式耜、李定國、鄭成功，一些代表民族正氣的人物，卻都無救于國家的淪亡，民族的被奴化！

　　三百年后，我們想想三百年前的情形，殷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

　　歷史上的君權(quán)的限制

　　近四十年來，坊間流行的教科書和其他書籍，普遍的有一種誤解，以為在民國成立以前，幾千年來的政體全是君主專制的，甚至全是苛暴的、獨裁的、黑暗的，這話顯然有錯誤。在革命前后持這論調(diào)以攻擊君主政體，固然是一個合宜的策略，但在現(xiàn)在，君主政體早已成為歷史陳跡的現(xiàn)在，我們不應(yīng)厚誣古人，應(yīng)該平心靜氣地還原其本來的面目。

　　過去兩千年的政體，以君主（皇帝）為領(lǐng)袖，用現(xiàn)代話說是君主政體，固然不錯，說全是君主專制卻不盡然。至少除開最后明清兩代的六百年，以前的君主在常態(tài)上并不全是專制�？帘┑�、獨裁的、黑暗的時代，歷史上雖不盡無，但都可說是變態(tài)的、非正常的現(xiàn)象。就政體來說，除開少數(shù)非常態(tài)的君主個人的行為，大體上說，一千四百年的君主政體，君權(quán)是有限制的，能受限制的君主被人民所愛戴。反之，他必然會被傾覆，破家亡國，人民也陪著遭殃。

　　就個人所了解的歷史上的政體，至少有五點可以說明過去的君權(quán)的限制，第一是議的制度，第二是封駁制度，第三是守法的傳統(tǒng)，第四是臺諫制度，第五是敬天法祖的信仰。

　　國有大業(yè)，取決于群議，是幾千年來一貫的制度。春秋時子產(chǎn)為鄭國執(zhí)政，辦了好多事，老百姓不了解，大家在鄉(xiāng)校里紛紛議論，有人勸子產(chǎn)毀鄉(xiāng)校，子產(chǎn)說，不必，讓他們在那里議論吧，他們的批評可以作我施政的參考。秦漢以來，議成為政府解決大事的主要方法，在國有大事的時候，君主并不先有成見，卻把這事交給廷議。廷議的人員包括政府的高級當局如丞相、御史大夫及公卿列侯二千石以至下級官如議郎博士以及賢良文學。誰都可以發(fā)表意見，這意見即使是恰好和政府當局相反，可以反復(fù)辯論不厭其詳，即使所說的話是攻擊政府當局。辯論終了時理由最充分的得了全體或大多數(shù)的贊成（甚至包括反對者），成為決議，政府照例采用作為施政的方針。例如漢武帝以來的鹽鐵榷酤政策，政府當局如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等官都主張繼續(xù)專賣，民間紛紛反對，昭帝時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愿罷鹽鐵榷酤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于是政府當局以桑弘羊為主和賢良文學互相詰難，詞辯云涌，當局幾為賢良文學所屈，于是詔罷郡國榷酤關(guān)內(nèi)鐵官。宣帝時桓寬推衍其議為《鹽鐵論》十六篇。又如漢元帝時珠崖郡數(shù)反，元帝和當局已議定，發(fā)大軍征討，待詔賈捐之上疏獨以為當罷郡，不必發(fā)軍。奏上后，帝以問丞相御史大夫，丞相以為當罷，御史大夫以為當擊，帝卒用捐之議，罷珠崖郡。又如宋代每有大事，必令兩制侍從諸臣集議，明代之內(nèi)閣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六科諸臣集議，清代之議政王大臣會議，雖然與議的人選和資格的限制，各朝不盡相同，但君主不以私見或成見獨斷國家大政，卻是歷朝一貫相承的。

　　封駁制度概括地說，可以分作兩部分。漢武帝以前，丞相專決國事，權(quán)力極大，在丞相職權(quán)以內(nèi)所應(yīng)做的事，雖君主也不能任意干涉。武帝以后，丞相名存職廢，光武帝委政尚書，政歸臺閣，魏以中書典機密，六朝則侍中掌禁令，逐漸衍變?yōu)樗逄频娜�省——中書、門下、尚書——制度，三省的職權(quán)是中書取旨，門下封駁，尚書施行，中書省有中書舍人掌起草命令，中書省在得到君主同意或命令后，就讓舍人起草，舍人在接到詞頭（命令大意）以后，認為不合法的便可以繳還詞頭，不給起草。在這局面下，君主就得改換主意。如堅持不改，也還可以第二次第三次發(fā)下，但舍人仍可第二次第三次退回，除非君主罷免他的職務(wù)，否則，還是拒絕起草。著例如宋仁宗時，富弼為中書舍人封還劉從愿妻封遂國夫人詞頭。門下省有給事中專掌封駁，凡百司奏鈔，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駁正違失，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而請施行，小事則署而頒之，其有不便者，涂竄而奏還，謂之涂歸。著例是唐李藩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制尾批卻之，吏驚請聯(lián)他紙，藩曰，聯(lián)紙是牒，豈得云批敕耶。這制度規(guī)定君主所發(fā)命令，得經(jīng)過兩次審查，第一次是中書省專主起草的中書舍人，他認為不合的可以拒絕起草，舍人把命令草成后，必須經(jīng)過門下省的審讀，審讀通過，由給事中簽名副署，才行下到尚書省施行。如被封駁，則此事便當作為罷論。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審查。如兩省官都能稱職，堅定地執(zhí)行他們的職權(quán)，便可防止君主的過失和政治上的不合法行為。從唐到明這種制度始終為政府及君主所尊重，在這個時期內(nèi)君權(quán)不但有限制，而且其限制的形式，也似乎不能為現(xiàn)代法西斯國家所接受。

　　法有兩種，一種是成文法，即歷朝所制定的法典；一種是不成文法，即習慣法，普通政治上的相沿傳統(tǒng)屬之。兩者都可以綱紀政事，維持國本，凡是賢明的君主必得遵守。不能以喜怒愛憎，個人的感情來破法壞法。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須先經(jīng)法的制裁，然后利用君主的特赦權(quán)或特權(quán)來補救。著例如漢文帝的幸臣鄧通，在帝旁有怠慢之禮，丞相申屠嘉因言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坐府中檄召通到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求救于帝，帝令詣嘉，免冠頓首徒跣謝，嘉謂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預(yù)料丞相已把他困辱夠了，才遣使向丞相說情，說這是我的弄臣，請你特赦他，鄧通回去見皇帝，哭著說丞相幾殺臣。又如宋太祖時有群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宰相趙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于宮門口，久久不去，太祖卒從之。又如明太祖時定制，凡私茶出境，與關(guān)隘不譏者并論死，駙馬都尉歐陽倫以販私茶依法賜死（倫妻安慶公主為馬皇后所生）。類此的傳統(tǒng)的守法精神，因歷代君主的個性和教養(yǎng)不同，或由于自覺，或由于被動，都認為守法是做君主的應(yīng)有的德性，君主如不守法則政治即失常軌，臣下無所準繩，亡國之禍，蹺足可待。

　　為了使君主不做錯事，能夠守法，歷朝又有臺諫制度。一是御史臺，主要的職務(wù)是糾察官邪，肅正綱紀，但在有的時代，御史亦得言事。諫是諫官，有諫議大夫左右拾遺、補闕及司諫正言等官，分屬中書門下兩�。ㄔ獜U門下，諫職并入中書，明廢中書，以諫職歸給事中兼領(lǐng)）。臺諫以直陳主失，盡言直諫為職業(yè)，批龍鱗，捋虎須，如沉默不言，便為失職，史記唐太宗愛子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侍御史柳范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quán)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范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正畋獵，豈可獨坐萬紀乎？又如魏徵事太宗，直言無所避。若諫取已受聘女，諫作層觀望昭陵，諫怠于受諫，諫作飛仙宮，太宗無不曲意聽從，肇成貞觀之治。宋代言官氣焰最盛，大至國家政事，小至君主私事無不過問。包拯論事仁宗前，說得高興，唾沫四飛，仁宗回宮告訴妃嬪說，被包拯唾了一面。言官以進言糾箴為盡職，人君以受言改過為美德，這制度對于君主政體的貢獻可說很大。

　　兩漢以來，政治上又形成了敬天法祖的信條，敬天是適應(yīng)自然界的規(guī)律，在天人合一的政治哲學觀點上，敬天的所以育人治國。法祖是法祖宗成憲，大抵開國君主的施為，因時制宜，著重在安全秩序保持和平生活。后世君主，如不能有新的發(fā)展，便應(yīng)該保守祖宗成業(yè)，不使失墜；這一信條，在積極方面說，固然是近千年來我民族頹弱落后的主因，但在消極方面說，過去的臺諫官卻利用以勸告非常態(tài)的君主，使其安分，使其不做意外的過舉。因為在理論上君主是最高的主宰，只能抬出祖宗，抬出比人君更高的天來教訓他，才能措議，說得動聽。此類的例子不可勝舉，例如某地鬧水災(zāi)或旱災(zāi)，言官便說據(jù)五行水是什么，火是什么，其災(zāi)之所以成是因為女謁太盛，或土木太侈，或奸臣害政，君主應(yīng)該積極采取相對的辦法斥去女謁，罷營土木，驅(qū)誅奸臣，發(fā)賑救民。消極的應(yīng)該避殿減膳停樂素服，下詔引咎求直言以應(yīng)天變。好在大大小小的災(zāi)異，每年各地總有一些，言官總不愁無材料利用，來批評君主和政府，再不然便引用祖宗成憲或教訓，某事非祖宗時所曾行，某事則曾行于祖宗時，要求君主之改正或奉行。君主的意志在這信條下，多多少少為天與祖宗所束縛，不敢做逆天或破壞祖宗成憲的事。兩千年來只有一個王安石，他敢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除他以外，誰都不敢說這話。

　　就上文所說，國有大事，君主無適無莫，虛心取決于群議。其命令有中書舍人審核于前，有給事中封駁于后，如不經(jīng)門下副署，便不能行下尚書省。其所施為必須合于法度，如有違失，又有臺諫官以近臣之地位，從中救正，或諫止于事前，或追論于事后，人為之機構(gòu)以外，又有敬天法祖之觀念，天與祖宗同時為君權(quán)之約束器。在這樣的君主政體下，說是專制固然不盡然，說是獨裁，尤其不對，說是黑暗或苛暴，以政治史上偶然的畸形狀態(tài)，加上于全部歷史，尤其不應(yīng)該。就個人所了解，六百年以前的君權(quán)是有限制的，至少在君主不肯受限制的時候，還有忠于這個君主的人敢提出指責，提出批評。近六百年來，時代愈進步，限制君權(quán)的辦法逐漸被取消，馴至以桀紂之行，文以禹湯文武之言，誥訓典謨，連篇累牘，“朕即國家”和西史暴君同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