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現(xiàn)實主義與當今圣戰(zhàn)型的理想主義

離職30年后，基辛格在公眾的心目中依然頗具魅力，在國家對外政策討論中也有一定的學術分量。他的影響力和名人地位歷久不衰，美國當代的政治人物無出其右。他仍然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對外政策泰斗，是公司及政界領軍人物的求教對象。人們通過電視或電臺仍經(jīng)常能聽到他那低沉的聲音，他署名的分析評論也屢屢見諸報端雜志。

他之所以聲名顯赫且歷久不衰，部分是因為他確實才智出眾。不欣賞他的人對此也不得不承認。而今，政策討論往往兩極化，追隨政黨，局限于有線電視節(jié)目上賣座的淺顯論點。即便不同意基辛格的人，也被他的立論嚴謹、細致、有深度、客觀精辟折服。他的著作和言論融合了歷史論述與及時解析，這使他的回憶錄因兼顧大局與細節(jié)而為人稱道。

如今，全球政治已不再像冷戰(zhàn)時期那樣黑白分明，基辛格對均勢的了解和側重就更具現(xiàn)實意義了。同樣，他對世界相互依賴網(wǎng)絡的觸摸感—星球上某一角落發(fā)生的事件會在另一角落引發(fā)什么回響—在當今復雜的全球化時代也越發(fā)重要。

盡管他聲名不減，但是一直未再在政府中正式任職。從他在福特總統(tǒng)離任時去職直至小布什時代，32 年中三任共和黨總統(tǒng)執(zhí)政近20 年，基辛格卻始終未獲一官半職。為什么？

這既得歸因于共和黨和美國經(jīng)歷的政治改變，也得歸因于基辛格�；�辛格所代表的保守國際主義基本上植根于現(xiàn)實主義、現(xiàn)實政治、均勢和務實主義。我在本書中表明，傷害他最深的對手并非鴿派左翼人士或自由派民主黨人，而是新保守主義分子或政治思想極強的共和黨人，這些人把美國的全球斗爭看成是事關價值、道義及感情的一場圣戰(zhàn)。

讀者會看到，羅納德·里根最終成了對基辛格中傷最深的意識形態(tài)勁敵。雖然里根曾數(shù)度考慮與基辛格修好，但最后還是拒他于政府門外。更重要的是，里根的外交對應策略—亦即日后共和黨的主導觀點—打的是為自由圣戰(zhàn)的旗號，而并非為尋求穩(wěn)定的均勢。

2001 年，小布什任內(nèi)發(fā)生“9·11”事件后尤其如此。一些基辛格派人士，其中最知名的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就曾公開表明圣戰(zhàn)形式的對外政策恐怕不合適，在一定程度上勞倫斯·伊格爾伯格也有同感。同樣，基辛格其實也有顧慮，只是他的用語更模棱兩可，更隱晦，更微妙。

這不外乎兩層原因。首先，他的意見向來比較隱晦，而他在談論伊拉克以及大中東的復雜局勢時一般均以用詞微妙、睿智、模棱兩可見稱，往往事后人們才意識到他料事如神的智慧。本來世界就是復雜又危險的所在，基辛格以分析時事見長（故而不能見容于強調意識形態(tài)的保守主義分子），恰恰是因為他不善于將事物簡單化。其次，出于本能，他不愿意公開與當權者叫板。尤其是在保守派共和黨人當權時，他知道，就是因為這些人對他的政治思想熱度缺乏信任才使得他與官府無緣。

這一點與本書所探討的一個核心問題有關，而這個核心問題，我認為，今天更具實際意義。我認為基辛格一方面是塑造美國外交的少數(shù)幾位現(xiàn)實主義者—其對應者是理想主義者—之一。在這方面，他確實是個中能手。對均勢、勢力范圍和現(xiàn)實政治關系，他感覺敏銳。他一手構建了涉及美、俄、中的絕妙三角關系，從而使美國權力及其全球影響能在敗走越南后仍得以保留。另一方面，他對理想主義價值—他稱其為情感—在國內(nèi)外允許民主公開運行并持續(xù)凝聚信心方面的作用則不那么敏銳。在我看來，他也并不完全同意美國民主的公開透明與雜亂無章對其外交政策是強項而非弱點。也可以這么說，經(jīng)尼克松一番陰暗調教后，他對秘密外交情有獨鐘，有些愛不釋手了。

雖然基辛格曾多次接受我的采訪，但是他對我這個論點與本書初次發(fā)行時一樣，并不以為然。我想，當聽到批評的聲音既來自保守派也來自自由派時，他也很吃驚。另外，既然他向來不以臉皮厚見稱，我猜，他若回過頭來再看他的諾貝爾和平獎狀或他自己的回憶錄，或許也會因為它們不夠正面而震怒。

本書問世后，有一陣子他都沒跟我說過話。后來，我成了《時代周刊》的主編。一次，他與其他上過《時代周刊》封面的人應邀出席一次周年慶祝會。鈴聲響起，電話那頭傳來了他獨特的聲音：“我說，沃爾特，連史上的30 年戰(zhàn)爭也有結束的時候，所以我原諒你了�！保ú贿^，他承認他的夫人南希，忠心耿耿而又聰明智慧的南希，還是傾向于堅持百年戰(zhàn)爭。）從此，我們一起合作了不少項目，包括在阿斯彭研究所的一個中東項目。

在我們最近的多次交談中，基辛格表示，他向來都肯定價值觀在鑄就可持續(xù)對外政策中的作用，他的話有一定的說服力。但對他來說，必須在國家利益與國家理想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而在求取平衡時最好避免感情用事。

若想全面了解基辛格的論點，讀者可閱讀其離任后的多部著作，特別是1994 年出版的巨著《大外交》一書。該書追蹤了外交政策中的各種平衡，包括現(xiàn)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間的平衡，從樞機主教黎塞留時代一直到現(xiàn)實主義者西奧多·羅斯福以及理想主義者伍德羅·威爾遜，基辛格都有精辟論述。

總的來說，基辛格——熟讀梅特涅勝于杰斐遜的歐洲難民——的書比較傾向現(xiàn)實主義陣營。在《大外交》一書中，他寫道：“沒有其他國家曾將國際領導地位依托在利他主義上�！被蛟S會有美國人對此引以為傲，可是當基辛格說這話時，他卻像個審視某一難定好壞的部落儀式的人類學家。他指出，基于理想而非利益制定政策的做法會讓一個國家看似難以捉摸，會引起風險。

在《大外交》一書及過去20 年的其他著作和論述中， 基辛格可謂是自西奧多·羅斯福以來對國際事務中現(xiàn)實主義及其普魯士版的現(xiàn)實政治提供最充實例證的美國政治家。喬治·凱南曾將浪漫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奇妙結合，協(xié)助決定了冷戰(zhàn)初期美國的態(tài)度。同樣，基辛格側重國家利益而非道德情感，也為與蘇聯(lián)解體后出現(xiàn)的復雜世界交往奠定了基調。

正如他在《大外交》一書的結論中所說：“美式理想主義與以往一樣必不可少，或許猶有過之。然而，在新世界秩序中，它的作用在于給美國的堅持提供信心。歸根結底，在這個不完美的世界里我們會面臨各種各樣的艱難抉擇�！�

其實，早在本杰明·富蘭克林在法國玩均勢游戲并同時宣傳美國獨特的價值觀時，美國的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就已經(jīng)交織在一起。從門羅主義到天命論，再到馬歇爾計劃， 美國一直將其利益與理想掛鉤。在冷戰(zhàn)期間尤其如此，因為對美國來說，冷戰(zhàn)既是一場道德圣戰(zhàn)，又是一場安全斗爭。

當然，基辛格認識到必須在兩者之間求取平衡，同時他也意識到以價值為基礎的理想主義是這一平衡的必需方。但我至今仍肯定我在本書中闡述的觀點，即這一平衡在20 世紀70 年代太過于偏向秘密的幕后操作，超出了民主體制實行現(xiàn)實外交的必需范疇。1999 年，即本書問世多年后，基辛格出版了第三部回憶錄，在敘述福特政府年間的活動時，他對這一偏向并未否認，更多是一種辯解。他說：“美國必須用國家利益的概念來修正其強烈的使命感，在明確其世界責任時心腦并用。”雖然這句話寫于克林頓年代結束時，但它也同樣適用于后來的小布什政府。

20 世紀70 年代，基辛格的現(xiàn)實主義權力路線成功地建立了一個有一定擔當?shù)姆�(wěn)定框架，卻無法獲得政治圖譜兩端任何一方的持續(xù)支持，它與容許在民主氛圍中進行持續(xù)國際接觸的情感不完全相符，并往往因此而鼓勵一種不健康的隱秘行為。

不過，今天美國政界所面臨的問題卻可能來自另一方面：我們是否又太偏向理想主義這一邊了？是否需要多注入一點基辛格的現(xiàn)實主義和技巧？美國的國際路線由于熱衷于傳播自由而被一種道德使命感和圣戰(zhàn)激情所驅動，是到了可以多加一點謹慎、務實、現(xiàn)實主義、冷靜的利益估算以及傳統(tǒng)保守主義的時候了嗎？

在答復這些問題時，我想至關重要的是我們得肯定，基辛格的保守現(xiàn)實政治傳統(tǒng)，在40 年來應對他所認為的—以圣戰(zhàn)型新保守主義者和崇奉道德的自由派為代表—感性理想主義時發(fā)揮了作用。今天，了解基辛格及其對全球力量動態(tài)的感知，正如在越南劫波及冷戰(zhàn)結束后，一樣有現(xiàn)實意義。

沃爾特·艾薩克森

2005年6 月于華盛頓特區(q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