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憤怒的葡萄》是美國現(xiàn)代小說家約翰·斯坦貝克(19021968)的作品，發(fā)表于一九三九年。這部作品描寫美國三十年代經濟恐慌期間大批農民破產、逃荒的故事，反映了驚心動魄的社會斗爭的圖景。小說飽含美國農民的血淚、憤慨和斗爭，可以說是美國現(xiàn)代農民的史詩，也是美國現(xiàn)代文學的一部名著。

斯坦貝克是加利福尼亞人，生于薩利納斯谷地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他自小生活在鄉(xiāng)野，在牧場勞動過，對于山區(qū)的自然景色和貧苦的農民十分熟悉。他還當過助理藥劑師和筑路工人。他家里有不少藏書，他喜歡看歐洲和美國現(xiàn)代作家的作品。他斷斷續(xù)續(xù)讀完大學之后，依靠自學進行創(chuàng)作，最早的小說描寫英國歷史傳說中的故事，但并不成功。后來他以他所熟悉的山區(qū)農民的生活為題材，走上了創(chuàng)作的道路。
斯坦貝克的成名作是《煎餅坪》(1935)。作品突出流浪農民無憂無慮的心情。這些農民喜愛寧靜的生活方式，并不向往財富，不愿意為所有制的責任感所壓倒，討厭背上有財產的壓力。斯坦貝克還歌頌流浪漢之間互助友愛的情誼。這一切與貪婪傾軋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成對照。屬于這一類的小說還有《小紅馬》和《人與鼠》�！缎〖t馬》于一九三七年發(fā)表，包括三個短篇，一九三八年收入短篇小說集《長谷》時增加了第四篇。這個中篇小說以少年兒童喬迪為主人公，描寫西部的牧場生活。小說始終從孩子的角度去觀察世界；通過對馬的生、病、老、死的描寫，表現(xiàn)一個少年兒童的成長。小說中對喬迪的父親、母親和牧場工人貝利等三個人物的描寫也十分逼真，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人與鼠》發(fā)表于《小紅馬》的同年，是一部優(yōu)秀作品。兩個流浪農業(yè)工人萊尼和喬治是一對相依為命的朋友。萊尼力大無比，但智力不全，飲食起居全靠喬治的幫助。他們夢想將來能有自己的小農場，有一間房子，養(yǎng)幾只小動物。斯坦貝克說這不是精神失常，而是代表所有的人的模糊而強烈的愿望，但這樣低微的要求，也沒有得到滿足。農場主的兒子多次侮辱萊尼，他的妻子又去勾引他，萊尼無意中掐死了農場主的兒媳。喬治含著眼淚親手打死萊尼，不讓他慘死在壓迫者的槍下。《人與鼠》突出下層人民的夢想和他們之間真摯的情誼，又把他們的不幸放在階級對立的背景之中，增加了作品的悲劇效果�！度伺c鼠》像《小紅馬》一樣，人物的思想極其單純善良，情緒和愿望都是單一的，對自然景色懷有深深的眷戀，這一切散發(fā)出濃郁的鄉(xiāng)土氣息，構成斯坦貝克早期創(chuàng)作的藝術風格。
《相持》(1936)描寫農業(yè)工人的罷工斗爭。某蘋果園條件惡劣，工資低廉，工人十分不滿。共產黨員麥克前去領導工人進行斗爭。果園主使用種種手段破壞罷工，麥克等人商量對策，使斗爭堅持下去。小說結尾時雙方勝負未決。小說表現(xiàn)的斗爭是激烈的，對統(tǒng)治者的揭露也是充分的，但對共產黨人的描寫很有保留。麥克被寫成一個粗暴的、不關心群眾疾苦的罷工組織者，惟以煽動群眾情緒為樂事。作者把人道主義的同情與罷工斗爭對立起來，通過一個醫(yī)生的口聲稱我關心的是人，不是事業(yè)。這多少削弱了主題思想的鮮明性。這一缺陷在《憤怒的葡萄》中有所克服。
一九三七年，斯坦貝克訪問過一次北歐和蘇聯(lián)，回國后，繼續(xù)在西部活動。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他作為記者，到過歐洲戰(zhàn)場，后來擔任過國防部顧問。一九四七年又訪問了一次蘇聯(lián)。四十年代，他除了通訊報道之外，發(fā)表的小說主要有《月亮下去了》(1942)、《罐頭廠街》(1945)和《珍珠》(1947)等。《月亮下去了》是反法西斯作品，寫北歐一城市被德國占領后的故事，小說在北歐獲得好評，雖然美國批評界有所保留。《罐頭廠街》和它的續(xù)篇《美妙的星期四》(1954)回到他早期的鄉(xiāng)土風格。麥克等一伙流浪漢身無分文，日子卻過得比總統(tǒng)還愜意。小說頌揚那種開朗、樂天的生活方式，以對照社會的傾軋與狹隘，但小說渲染的詼諧、抒情氣氛顯出夸飾的痕跡。
《珍珠》是一部優(yōu)秀的中篇小說，根據(jù)墨西哥一個民間傳說改編。印第安漁民奇諾在海里撈到一顆晶瑩明亮、光彩奪目的珍珠。他滿以為他的一切愿望(孩子有錢治病，穿著新衣服去上學，他自己買一把新的魚叉等等。)都可以實現(xiàn)，結果是商人們串通一氣，說它不是真貨。晚上他家里受到襲擊，房子被燒掉。他與追捕者搏斗時，他的兒子中彈而死。珍珠不僅沒有給他帶來幸福，反而招來橫禍。他和妻子回到海邊，把珠子扔進大海。奇諾剛毅不阿的性格、他斗不過強大的惡勢力但決不向他們低頭、他拋卻財富但求安寧……像是清新的空氣，驅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污濁氣味。
五十年代初，斯坦貝克離開他熟悉的加利福尼亞，遷居紐約。他五十年代的創(chuàng)作不甚成功。晚年的重要作品有《煩惱的冬天》(1961)，描寫社會道德的淪喪。從這部作品里，看得出作者對美國社會精神面貌的憂慮。正如斯坦貝克在一部游記里所說，戰(zhàn)后的美國社會是富有了，見不到三十年代那種咄咄逼人的、可怕的貧窮，但產生了一種厭倦的情緒，一種消耗性的病癥。
一九六二年，斯坦貝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九六四年，獲總統(tǒng)自由獎章，以表彰他在和平時期的貢獻。他于一九六八年去世，去世后他的《書信集》等遺作相繼出版。

一九三七年秋，他跟隨俄克拉何馬州的農民流浪到加利福尼亞。他沿途見到流浪的農民處于絕境，感到非常震動：有五千戶人家快餓死了，不光是挨餓，是快餓死了，問題非常尖銳。這時他覺得他過去寫的書是多么拙劣，多么渺小。他要描寫農民的悲劇，要為他們說話。這是他創(chuàng)作《憤怒的葡萄》的動機。
《憤怒的葡萄》以經濟危機時期中部各州農民破產、逃荒和斗爭為背景。俄克拉何馬和鄰近的得克薩斯、堪薩斯、阿肯色各州的農民負債累累，土地被大公司沒收，無家可歸，只得向西遷移，想在加利福尼亞州尋找出路。但是，加利福尼亞州并不像宣傳的那么美好，等待他們的仍然是失業(yè)、饑餓和困苦。那里的農場主利用過剩的勞力壓低工資，各種地方勢力又橫加勒索和迫害。
作者描寫的喬德一家是其中的一戶。這家人被拖拉機趕出祖祖輩輩耕種過的土地之后，將家中一切變賣掉，換來一輛破舊汽車，一家十三口人坐車向西逃荒。途中年老的相繼去世，年輕的離散。到達加利福尼亞州時，一家只剩八口，處于貧窮無業(yè)的境地。
小說突出描寫這些破產農民的互助友愛的精神。互不相識的難民只要走在同一條逃荒路上，就有了共同的語言，就可以在同樣困苦的人們中間得到支援和接濟。作者通過人物的口強調說：你如果遇到困難或者受了委屈，你就找窮人去。除了窮人，誰也幫不了你的忙。這與奢侈的有產者扔出來的一點點布施有著本質的區(qū)別。
斯坦貝克筆下的農民并不停留在互相支援這一點上。他們以切身的經歷表現(xiàn)出階級覺悟的提高，體會到團結戰(zhàn)斗的重要。小說有三個人物形象顯示出農民身上閃著一股越來越強烈的怒火。
凱西是一個牧師，隨喬德一家人流浪到加利福尼亞州。他在大批農民破產、逃難的形勢下，思想發(fā)生變化。他口頭上雖說人人都有罪，心里卻感到這是一件連自己都弄不明白的事情。他代人受過、被捕入獄之后，懂得只有團結斗爭才能取得勝利。他成了一個罷工組織者，教育新老工人團結起來，警惕資本家的分化瓦解。凱西雖然不久被警察打死，但他所宣傳的道理、表現(xiàn)出來的英勇的行為使許多人受到教育。喬德便是其中之一。他因為不慎打死了人，蹲過監(jiān)獄。出獄之后，他隨家里人西遷，成了全家主要的勞動力。他性情耿直，見義勇為，敢于同欺壓人的現(xiàn)象進行斗爭。凱西被警察打死，他打死了那個警察。他經過幾次斗爭，總結出一條真理：一個人并沒有自己的靈魂，只是大靈魂的一部分。最后他走上凱西的道路，表示凡是有饑餓的人為了吃飯而斗爭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
第三個人物形象是喬德的母親，她是家庭的主婦，也是一家人的靈魂。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許多人發(fā)生動搖，她卻始終滿懷希望。她不僅照顧好家里人，而且從不拒絕別人的請求。她同意凱西隨一家人逃難，幫助比他們更饑餓的鄰居的孩子，表現(xiàn)出勞動婦女無私的高尚品質。這位勞動人民的母親不僅善于體諒別人，而且具有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她勸說喬德，不要單槍匹馬去對付警察，要參加集體行動。喬德打死警察、準備外逃時，她堅決支持他的行動。她認為，窮人的路越走越寬，因為我們干的事情，都是為了朝前走。這個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是本書寫得最好的人物。
斯坦貝克通過這三個人物形象充分地表現(xiàn)了從我到我們的主題，反映美國一代破產農民怎樣向工人階級轉化。
《憤怒的葡萄》出版之后，引起美國各州統(tǒng)治集團的恐慌。許多州禁止小說發(fā)行；有的議員出來指責；俄克拉何馬州阻止電影公司去拍電影。有一個人還發(fā)表了一部小說，取名《快樂的葡萄》，內容是說一戶流民初到加利福尼亞時生活很貧窮，后來銀行給他們貸款，農場主歡迎他們，給他們土地，他們經過辛勤勞動，變得富裕起來。據(jù)說這是為了揭穿斯坦貝克的謊言。事實究竟怎樣呢?據(jù)到那里去拍電影的人說，流浪農業(yè)工人的苦難遠遠超過斯坦貝克的描寫。所以，《憤怒的葡萄》的內容是真實可信的，它的積極影響并不因為抵制、禁讀、誣蔑而消失。
《憤怒的葡萄》也是左翼文學一部重要的作品。左翼文學是美國本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學主流。一般說，凡是反映了當時群眾斗爭的作品，都屬于左翼文學之列，包括黨員作家和像斯坦貝克那樣的非黨作家的作品。邁克爾·高爾德的《沒有錢的猶太人》(1930)、亨利·羅思的《稱它為睡眠》(1935)、多斯·帕索斯的《美國》三部曲(19301936)、詹姆斯·法雷爾的《斯達茲·朗尼根》三部曲(19321935)和理查·賴特的《土生子》(1940)，分別反映了二三十年代猶太人、工人和黑人的斗爭。斯坦貝克以其切身的生活經歷描寫了經濟危機期間廣大農民的苦難和斗爭，代表了左翼文學一個重要的方面。
我們說，《憤怒的葡萄》可以列入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的范圍，不等于說斯坦貝克是一位無產階級作家。斯坦貝克同情破產的農民，支持他們團結起來，為改善自己的處境而斗爭，但是他把主要責任推在州政府的身上，并且把州政府與聯(lián)邦政府對立起來，借用人物的口贊揚聯(lián)邦政府的收容所，說那里有洗澡間和熱水，沒有警察，大伙兒自己當警察，因此，流浪的農業(yè)工人喜歡這個地方，大家在一起過得挺好。
作者把聯(lián)邦政府的收容所理想化，是由于他不懂得造成廣大農民破產、流浪的不是個別的農場主，不是警察，也不是個別政府官員，而是維護少數(shù)人剝削多數(shù)人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正是這個制度給了大公司侵占、沒收個體農民土地的權利。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聯(lián)邦政府多辦一些收容所，農民的處境會得到根本的改善嗎?退一步講，即使這些收容所能容納上百萬破產的農民，這也不是勞動人民應該容忍的生活條件。斯坦貝克目睹這些慘狀后，曾向政府提出給農民分配小塊田地、確定工資標準和不準鎮(zhèn)壓等三項要求，但是資本主義農業(yè)的現(xiàn)代化是以犧牲廣大個體農民的利益為代價的，根本不講什么人道，所以，這些要求無法實現(xiàn)。如果書中描寫的那些農民能夠各自占有小塊田地，他們又何苦流浪?他們破產了，流離失所，也就是說，勞動力過剩，超過市場的需要，這就不可能確定工資標準。斯坦貝克的本意無疑是善良的，真誠的，出自人道主義的同情，但他的解決辦法是調和的，妥協(xié)的。正如有一位批評家所說：仔細讀來，《憤怒的葡萄》的中心意思是要求有產階級放規(guī)矩一些，聰明一些。它不是要工人階級改變自己的狀況。(彼得·里斯卡著《約翰·斯坦貝克的廣闊世界》)或者如另一位所指出的：在斯坦貝克看來，解決的辦法不是革命，而是愛和諒解。(J·R·布賴厄編《美國現(xiàn)代文學十六家》)
在藝術風格方面，《憤怒的葡萄》不同于作者的早期作品，它沒有那么濃厚的泥土氣息，卻滿懷同情和憤慨，充分地、真實地寫出一個饑饉的三十年代，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作者所擅長的抒情描寫變成激情洋溢的文字，在強烈的對照中見出義憤：

腐爛的氣息彌漫了全國。
咖啡在船上當燃料燒。玉米被人燒來取暖，火倒是很旺。把土豆大量地拋到河里，岸上還派人看守著，不讓饑餓的人前來打撈。把豬宰殺了埋起來，讓它爛掉，滲入地里。
這里有一種無處投訴的罪行。這里有一種眼淚不足以象征的悲哀。這里有一種絕大的失敗，足以使我們一切的成就都垮臺。肥沃的土地，筆直的一排一排的樹，堅實的樹干，成熟的果實，全都完蛋了�；疾谄げ】焖赖暮⒆觽兎撬啦豢�，因為農場老板得不到橙子的利潤。驗尸員在驗尸證書上必須填上營養(yǎng)不良致死，因為食物只好任其腐爛，非強制著使它腐爛不可。
人們拿了網來，在河里打撈土豆，看守的人便把他們攔住；人們開了破汽車來拾取拋棄了的橙子，但是火油卻已經澆上了。于是人們靜靜地站著，眼看著土豆順水漂流，聽著慘叫的豬被人在干水溝里殺掉，用生石灰掩埋起來，眼看著堆積成山的橙子坍下去，變成一片腐爛的泥漿；于是人民的眼睛里看到了一場失��；饑餓的人眼里閃著一股越來越強烈的怒火。

而對于勞動人民之間的情誼，卻又寫得這樣親切，這樣富于寓意。這是喬德的妹妹羅莎夏在給一位素不相識的、餓得奄奄一息的人喂奶：

在那響著細雨聲的倉棚里，羅莎夏呆呆地坐了一會。然后她把困乏的身子挺起來，裹上那條被子。她慢慢地走到那角落里，站在那里低著頭，望著那張憔悴的臉，看著那雙鼓得很大的、吃驚的眼睛。隨后她慢慢地在他身邊躺下。他慢慢地搖搖頭。羅莎夏把那條絨被松開了一邊，露出她的乳房來。你得吃一點才行，她說。她扭動著身子靠攏他。把他的頭拉了過來。吃吧！她說。吃吧。她伸手到他的頭下面，把它托著。她的指頭輕輕地搔著他的頭發(fā)。她看看上面，又看看倉棚外面，漸漸合攏嘴唇，神秘地微笑了。一九六二年，斯坦貝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授獎者贊揚他通過現(xiàn)實主義的、富于想像的創(chuàng)作，表現(xiàn)出蘊含同情的幽默和對社會的敏銳的觀察。這一評語點出了《憤怒的葡萄》的特色。

董衡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