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誠然，沒有任何一個歷史事件會重復，但是由無盡的事件編織的歷史地毯卻充滿大量且重復的模式。本書正是強調了這種模式，并假設從宏觀歷史和比較的視角入手，來看待過去兩個世紀的全球歷史。但是，本書并不是一本傳統(tǒng)的歷史書。它沒有像邁克爾曼（Michael Mann）的皇皇巨著《社會權力的來源》（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1993）那樣敘述西方與日本帝國主義的興起、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沖突、共產主義的擴散、蘇聯(lián)的解體、東亞經濟的興起以及當前多極世界中的政治緊張局勢。相反，它試圖發(fā)現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中都重復出現的模式。
以下各章對模式的闡述是相對簡潔的:在現代階段的起始點，大約是法國和美國的革命開始的時候，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qū)都是由龐大、多族群的帝國（中國、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地、奧斯曼帝國等）或者王朝國家（如托斯卡納大公國或者泰國）進行統(tǒng)治的。今天，幾乎世界上的每一個地區(qū)都是由民族國家來治理的，以民族而非神意或者朝代的名義進行統(tǒng)治。這一轉變是由民族主義在全球的擴散并最終形成霸權所導致的，其理論根據是統(tǒng)治精英與民眾應該源自相同的民族背景，這些精英應該根據民族的利益而不是他們的宗族、等級或者信仰來治理國家。
向民族國家的轉型伴隨著一波又一波的戰(zhàn)爭。在這一進程開始的時候，許多帝國或者王朝國家都在抵制日漸壯大的民族主義力量。正如民族主義者喜歡說的那樣，許多國家都是在經歷了血腥的，有時甚至是長期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后才從帝國中分離出來，或者推翻了王朝政權。一旦進入后帝國時代或者取得獨立，新國家面臨的問題便是以哪個民族的名義進行統(tǒng)治。因此，誰才是控制后殖民國家的實體？應該在哪里劃定國家的界限？究竟哪些語言群體、宗教或者按種族定義的群體才是國家的一部分？誰又是對合法統(tǒng)治很少提出要求，最終成為新成立國家外圍人群的少數族群，甚或異族，對未來沒有任何發(fā)言權？
在這里，故事展開的情節(jié)開始出現分岔。在諸如瑞士、博茨瓦納或中國這樣的國家中，形成了在人口與語言上占多數的主體族群與少數族群共容的更具有包容性的聯(lián)盟。相應的是，民族被以一種擴展的方式想象，從而擁抱了國家中的大部分公民。在其他的案例中，一個特定的族群通常是多數族群，有時也是少數族群俘獲了國家并且宣布它們自己才是民族，從而將其他族群或者種族排除在權力之外。然而，這造就的政治等級制度侵犯了民族主義的核心原則之自治，即在國家中，每個人所屬的群體都有權在政府中擁有一席之地。反過來，對自治理念的侵犯則導致了國家間戰(zhàn)爭與內戰(zhàn)的爆發(fā)。
周邊的國家可能會代表被排斥的群體來介入這些沖突，這通常是因為它們彼此都屬于相同或者相近的族群共同體。由此導致的兩國間的緊張關系可能升級為國際戰(zhàn)爭。政治排斥與相應的合法性缺失可能導致在政治上不利的群體拿起武器，為分得更多的政治權力而斗爭。這些叛亂通常表現為恐怖襲擊或者游擊戰(zhàn)的形式，但是有時也會升級為武裝部隊之間的全面對抗。一旦族群政治不平等的問題得以解決，那么民族國家的形成就進入了最后一個階段。這一階段的實現方式多種多樣，它既可以通過驅逐少數族群（像在希臘和土耳其那樣），也可以通過強迫接受主體族群的同化（像在法國或博茨瓦納那樣），還可以通過更溫和的共容與權力分享（像在加拿大那樣）方式加以推動。
由此形成的歷史模式看起來就像一個倒U形曲線，對此，第四章將給出更具體的經驗分析。在從帝國轉向民族國家的 20 年中，我們看到了分離主義性質、反帝性質的戰(zhàn)爭數量的上升。在轉型后，戰(zhàn)爭爆發(fā)的可能性達到了巔峰，它們多是內戰(zhàn)、與鄰國的戰(zhàn)爭，然后戰(zhàn)爭爆發(fā)的可能性逐漸下降，并大約在50 年后回歸到平均水平。
有鑒于此，本書試圖去發(fā)現并解釋這種模式。本書指出，從拿破侖帝國的覆滅到蘇聯(lián)的解體，這種模式一次又一次地出現，當然它在不同時期也存在不同的變化。本書提供了有關一波又一波民族國家的建立推動現代歷史進程的廣義理論，并解釋了這一進程在何時以及為何伴隨著戰(zhàn)爭。之前的政治學研究幾乎完全忽略了民族主義在現代戰(zhàn)爭史中發(fā)揮的作用。國際關系學者將民族主義視為國家如何為生存與安全而競爭的一種意識形態(tài)副產品，它雖然有助于動員大眾，但是兩者之間并沒有什么因果關系（如Mearsheimer 1990:21）。而比較政治學者則關注引發(fā)內戰(zhàn)的物質激勵（比如掠奪或自然資源）或者放大了弱國家無法阻止年輕人組建叛亂組織并拿起武器的能力。不滿諸如對缺乏政治代表性以及由此產生的合法性等問題的抱怨則被他們視為次要的。相比之下，本書旨在將民族主義以及合法性的問題更廣泛地置于有關戰(zhàn)爭與和平的研究當中。
我對現代歷史的研究路徑與馬克思主義有一些相似之處，大部分中國讀者對后者應該并不感到陌生。與卡爾馬克思相似的是，我試圖發(fā)現歷史中的規(guī)律與重復出現的模式，正如我反復提及的那樣。就像馬克思主義說的那樣，這些模式的產生是由擁有不同利益的行動者之間的沖突所導致的。但是，與馬克思不同的是，我并不把從經濟上定義的階級以及他們之間的斗爭視作歷史的主要推動力，即通過階級斗爭推動從一種生產方式到下一種生產方式的過渡。相反，本書關注的是圍繞國家權力的政治沖突，而這恰恰是經典馬克思主義很少關注的話題。相應的是，我將這一因果關系歸為意識形態(tài)特別是民族主義以及政治權力，而不是將它們簡化為特定的階級利益。誠然，從帝國向民族國家轉型的故事是由不同的階級和階級派別來推動的。舉例來說，一些早期的民族主義者是牧師，他們的追隨者則是商業(yè)精英（用馬克思的術語來說就是資產階級），有些時候則是學生和知識分子。有些時候，農民在這一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有些時候發(fā)揮作用的則是怨聲載道的貴族[比如，請參見Hroch 2000（1968）]。一些少數族群的民族主義形成于農業(yè)生產模式，一些形成于資本主義經濟，一些則形成于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國家。換言之，民族主義的政治歷史通過各種階級構型與生產模式來編纂自己。在此，我將這一話題交給別的作者，讓他們來探索這些構型與模式會不會影響以及如何影響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政治的進程。
那么本書的這些宏觀歷史理論對我們而言又有何種啟示呢？誠然，過去的模式對未來的預測并不如人意，尤其是因為存在著眾多的偶然性、不可預見的事件，它們可能改變甚至完全打亂這種模式。歷史不會重演，但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歷史情境中，歷史也可能存在相同的運作機制。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于東歐從帝國向民族國家轉型的階段，此時的少數族群已經接納了民族主義信條，并且開始動員人們反對他們眼中作為人民監(jiān)獄的多族群的哈布斯堡王朝。而當希特勒試圖在已經從哈布斯堡王朝和羅曼諾夫帝國分離出來并轉向民族國家的地區(qū)中重建帝國時，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也就爆發(fā)了。我們希望，為了人類的福祉，我們的領導人和世界各國的同胞們能從過去至少吸取一些教訓并阻止悲劇的再次發(fā)生。

安德烈亞斯威默
紐約，2022年3月
【參考文獻】
Hroch, Miroslav. 2000(1968).Social Preconditions ofPatriotic Groups Among the Smaller European N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nn, Michael. 1993. The Sources ofSocial Power,Vol.2:The Rise ofClasses and Nation-States，176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arsheimer, John J.1990.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1):5-56.
Wimmer, Andreas. 2018. Why Some Countries Come Together While Others Fall Apart.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