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二先生實在是一個熱心的人，他對誰都是一片赤誠，諄諄善誘，誨人不倦。他知道蘧公孫喜歡作詩，而作詩是做不了官的：

舉業(yè)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yè)。講到戰(zhàn)國時，以游說做官，所以孟子歷說齊梁，這便是孟子的舉業(yè)。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yè)。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yè)。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yè)。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yè)，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第十三回）

馬二先生雖然講得有點粗鄙，口口聲聲就是要做官，但里面不是沒有一點思想。這一番話簡直是一篇舉業(yè)史綱要，從孔子到當今，從猿到人。馬二先生從舉業(yè)史的高度來教育好詩的蘧公孫，道理不能說不深刻。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選舉制度，選舉制度是教育的指揮棒。有什么樣的選舉制度，就有什么樣的教育，也就有什么樣的知識結構的要求。馬二先生對這一點看得非常清楚。他告誡蘧公孫“文章總以理法為主……大約文章既不可帶注疏氣，尤不可帶詞賦氣。帶注疏氣不過失之于少文采，帶詞賦氣便有礙于圣賢口氣，所以帶詞賦氣尤在所忌”。真是“忠言逆耳利于身，良藥苦口利于病”，蘧公孫不能不敬為畏友，這都是涉及知識結構的大問題。

俗謂英雄所見略同，欽點廣東學道的周進最反感的便是所謂“雜覽”。童生魏好古要求學道大人面試他的詩詞歌賦，誰知正犯了忌諱。本來是想顯擺一下，誰知道弄巧成拙，正好撞在槍口上：

學道變了臉道：“‘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他做甚么！況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難道是來此同你談雜學的么？看你這樣務名而不務實，那正務自然荒廢，都是些粗心浮氣的說話，看不得了。左右的，趕了出去！”（第三回）

今天的讀者可能會覺得納悶：《儒林外史》里不時地提到官場上的詩詞唱和，為什么說是雜覽、雜學呢？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取得功名之前，八股是正業(yè)，其他都是雜覽，尤其是詩詞。功名到手以后，可以學學詩，以作應酬之用。如果要描寫當時的那種風氣，我們不妨套用西方人的話：如果你愛一個人，你就叫他學詩吧，因為詩歌能給人帶來快樂；如果你恨一個人，那就叫他學詩吧，因為詩歌能使人貧窮。桐城派的大將劉大櫆就說過：“國家設科名以取天下之士……然其道皆以四書五經之書為八比之時文，至于詩，蓋無所用之，而天下習為舉子業(yè)者，多不能詩。其能詩者，亦不復留意舉子業(yè)。嗚呼，此詩之所以能窮人也�！卑斯煽梢詰�試，可以覓取功名，文人學子都在致力于八股，學詩被認為是荒廢學業(yè)�！度辶滞馐贰防锞吞岬�，天長杜府“他家兄弟雖有六七十個，只有這兩個人（指杜少卿、杜慎卿）招接四方賓客，其余的都閉了門在家，守著田園做舉業(yè)”。喜歡詩歌而尚未獲得功名的人只能偷偷地學習。家里人管著，塾師看著。陳維崧所撰《徐唐山詩序》中引徐氏的話說：“昔予之為詩也，里中父老輒譙讓之，其見仇者則大喜曰：‘夫詩者，因能貧人賤人者也。若人而詩，吾知其長貧且賤矣�！�及遇親厚者，則又痛惜之。以故吾之為詩也，非惟不令人知也，并不令婦知。旦日，婦從門屏窺見余之側弁而哦，若有類于為詩也，則詬厲隨焉，甚且至于涕泣。蓋舉平生之偃蹇不第、幽憂愁苦而不免于饑寒，而皆歸咎于詩之為也。”學詩被認為是荒廢學業(yè)，不務正業(yè)，得志以后才來學習作詩，明代隆慶、萬歷時代就已是如此。

施閏章《汪舟次詩序》中說：“嘗見前輩言，隆、萬之間，學者窟穴帖括，舍是而及它文辭，則或以為廢業(yè)；比其志得意滿，稍涉聲律，余力所成，無復撿括�！蔽覀冎�道了這種情形，也就明白了周進和世人痛恨雜覽的原因。原來學詩是使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宋人早就在嘆息詩能窮人了，但沒有明人、清人這么嚴重。原來詩歌這種東西，業(yè)余時搞搞還不失風雅，但把主要精力投進去，就是不務正業(yè)了。這就好比琴棋書畫，作為業(yè)余愛好還可以，專門干這個就失了身份，至少是玩物喪志。業(yè)余唱唱戲是風流雅興，叫作“票友”，專門干這一行就卑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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