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杰羅姆·科恩

如果說美利堅合眾國的衰落從1961年在豬灣(the Bay of Pigs)入侵古巴的失敗算起，那這種狀態(tài)已經持續(xù)五十多年了。在此之前的一個多世紀，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就已經對他所謂的高貴實驗(noble experiment)絕望，當時主要是因為在奴隸制問題上公眾意見形同水火。

如今，所有黨派的政治家、所有政治派別的專家，為了各自的權力，都一致譴責公眾意見的冷漠。但對于人民而言，沉迷于民意調查而不顧其結果如何荒唐，除了意味著沉溺于公眾意見，還能是什么呢？對于熟悉漢娜·阿倫特思考方式的人而言，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她認為民意調查就像毫無意義的捐款呼吁一樣，所意味的要么是失敗，要么是被騙了。1963年在芝加哥與一群學生的談話中，阿倫特說我們每一個人都被迫下定決心，然后與他人交換意見。你們要記住，她說，建國之父們對公眾意見極不信任，因為它有違公共精神。沒有公共精神的地方，就會有公眾意見取而代之。在阿倫特看來，這是一個曲解，對于所有共和國而言都是一種危險，特別是那些自認為是民主國家的共和國。因為(援引麥迪遜的《聯(lián)邦黨人文集》第50頁)當人們在各種截然不同的問題上冷靜、自由地運用自己的理性時，他們不可避免地陷入不同意見……當他們?yōu)橐环N共同激情所支配時，他們的意見，若可以這么叫的話，也會一樣。值得注意的是，阿倫特聽了建國之父們的話，這些話緩和了他們行動中的偶然因素。偶然性是自由行動的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條件)，也是職業(yè)政治科學家和歷史學家多重解釋的必要條件。因此，阿倫特指出沒有言說的行動是徒勞的。

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是個一人黨，盡管這不是在《孤獨者宣言》(The Loners Manifesto)的意義上說的，他把孤獨者，無論是政治上的孤獨者還是別的孤獨者，轉變成了一個群體身份！在1789年3月從巴黎寫給弗朗西斯·霍普金森(Francis Hopkinson)的一封信中，杰斐遜寫道：我不是一個聯(lián)邦黨人，因為在我能夠獨立思考的地方，我從未讓自己的整個意見體系服從于任何黨派的信條，無論這個黨派的人們擁有何種宗教、哲學、政治或者其他方面的內容。這樣一種沉溺是一個自由的道德能動者的最后墮落。如果我不能去天堂，而只能參與一個政黨，那我就根本不會去那里。因此，我要向你抗議，我不是聯(lián)邦黨人。但我離反聯(lián)邦黨人更遠。

如果美利堅合眾國失敗了，誰來承擔責任？這個問題可以從經濟上解釋，或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從心理學上解釋，在阿倫特看來，這只會帶來社會性的回答，而不會有政治性的答案。要在政治上給出回應，就需要有一個觀察者，他與男男女女那個確定又含混的社交圈保持一定距離。政治性的回應所針對的是一個稍有不同，但更為準確的問題：合眾國的公民是如何耗盡共和國的權力的？阿倫特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即1975年，發(fā)表的那個公開演講，就是為了慶祝即將到來的美利堅合眾國二百周年，其中就包含了她在今天可能會說些什么的線索。在那里她強調了這個國家的權力受侵蝕，以及自信心的最低點，當對一個最弱小的、最無助的國家的勝利就能讓這個國家的居民歡呼雀躍，而僅僅在數(shù)十年前，它確實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 (指的是二戰(zhàn)中盟軍勝利后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的美利堅合眾國)。緊接著，她(1975年)提到了50年代由喬·麥卡錫(Joe McCarthy)引發(fā)的小型危機，它預示了一支可靠忠誠的公務員隊伍的敗壞……這可能是漫長的羅斯福政府最重要的成就。從那時起，事件如同災難一樣此起彼伏，用常被引用的話來說，就像歷史的尼亞加拉瀑布一樣傾瀉而下，其橫掃一切的力量讓每一個人，無論是力圖加以反思的旁觀者，還是試著讓它慢下來的行動者，都同樣地麻木不仁、癱在原地。在阿倫特發(fā)表這一演講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們還能經常聽到這個國家被譽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或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嗎？其正當性甚至還比不上1975年。更令人困惑的是，今天這種炫耀自夸伴隨著政治上空洞的經濟警告，即美國必須通過某種方式恢復往日的富足和偉大。

不管怎樣，阿倫特政治思想和言說的基礎、滋養(yǎng)它的土壤，都異常肥沃。在今天，她幾乎一定想要去處理的事情，涉及的是美國政府最高行政部門當然不只是行政部分看似頑固的政治謊言。就像把我們的時代描述為后真相時代這種自相矛盾的不當用語所暗示的那樣，盡管這種謊言不會危及真相，但會抽掉我們相信政治事務本身的實在性的能力。如果實在感的喪失也會導致了政治權力的喪失，那么公民如何運用自由來產生權力就是更關鍵的問題。正如在本文集中強有力地表明的那樣，在阿倫特看來這就是變得自由的自由(freedom to be free)是政治革命的目的或終極目的的原因所在。當然，這一切都不能否認自我驅動的金融失衡、致命的種族不平等，以及其他形式的殘酷、官僚腐敗和社會不公正，以越來越明顯的方式剝奪我們的自由。這些都是一種不斷逼近的社會總體論(totalism)的信號，比如，一個官僚體制的共和國或多或少都會完全壓制政治自由。這種總體論無需達到或導致被阿倫特理解為20世紀總體主義(totalitarianism)本質的那種恐怖，但我認為，它的信號正是她提醒我們要謹防的我們時代以本真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的真正困境的東西。

什么是政治自由？獨自在投票亭進行無記名投票是自由嗎？教書、寫作或閱讀是自由嗎？在阿倫特看來，最簡潔的答案顯然如下，即行動和言說有別于純粹閑談的言說能力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條件。因而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行動和言說在何處以及如何一起產生權力的？不同于軍事力量包括持續(xù)至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式的大型軍隊和新型武器，阿倫特所謂的政治權力，至少在消極的意義上并不產生于相互談論著自己、家庭和職業(yè)生涯的男男女女。關涉權力的乃是公民的談論，他們公開雄辯地論爭，以說服其他公民接受自己的意見。那是服從的對立面。公民們用詞語描述那些按定義不屬于他們自己的事件：沒有人說我的事件，因為事件是客觀的，它面對著許多人，其結果影響到許多不同的人。一個事件中所包含的權力就是公民的潛能，他們認識到自己的能力讓事件多多少少變得可處理。這種可駕馭性的條件就是政治平民(commonalty)，人類不平等的印記或模子由此就被抹掉。政治平民是公共空間即阿倫特所謂的自由島嶼的現(xiàn)實化。這樣一個島嶼極為罕見，因為這個世界的絕大部分歷史被比作是一個充滿不信任、不法行為和罪惡的海洋。

本文集收錄了阿倫特寫給羅伯特·哈欽斯(Robert Hutchins)的信，其中有大量她所謂的共同的政治關切的例子。對一些讀者而言，這或許就意味著一個共同世界的可能性。這個世界會如何發(fā)展，最適合它的是什么樣的政府，是力圖理解這樣一個世界所提出的基本問題。對于這樣一個共同世界的實現(xiàn)，阿倫特從不樂觀，而且她也幾乎不討論此前在世界上幾乎從未出現(xiàn)，而后也只是短暫出現(xiàn)的政府形式。此外，有一次，當被問及政府委員會制度的前景時，她回答道：即便有，也是前途渺茫。然而，或許還是有的在下一次革命之后。

她的治理委員會制度概念沒有得到詳細說明，因為它們是無法預先得到充分把握的新開端。盡管如此，她的構想極為廣闊。阿倫特認為總體主義是一種新的政體形式，一種總體摧毀的政體，它沒有積極的對立面，比如君主制是暴政的對立面，貴族制是寡頭的對立面，民主制是暴民政治的對立面。這些對立面自古代以來從未有過實質性的改變，直到阿倫特把委員會制度增列為總體主義乃至于所有形式的總體論(totalism)的積極對立面。她對這種治理制度的最廣泛論述體現(xiàn)在她論匈牙利革命的文章中，這里是它的第一次全文發(fā)表。在基層(這也是權力的基礎)，委員會由這樣一些男男女女構成，他們有共同關心的問題，比如工資公平和充足住房、中小學教育、個人安全和公共安全。然后，這些地方基層的委員會選舉出更高、較小的地區(qū)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的成員將研究解決這些問題的具體措施。處于金字塔塔尖的政府委員會或指導委員會，也是由下面選舉出來的，將在其管轄范圍內指導和組織共同利益集團。

在這里，或許值得一提的是，阿倫特極力反對任何形式的世界政府觀念，認為它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大暴政。在政府委員會制度中，移動、思考和行動的自由可見于每個層面，但只有在基層履行其對上級的義務和承諾時，權力才會得到實現(xiàn)。委員會政府會產生一個共同世界，那里真正充滿了位于世界上多樣的男男女女們之間的利益(inter esse)，它在把行動和言說的個體聯(lián)系在一起的同時，又在他們之間為每一個人保留了充分的空間，以使他們從各自獨一無二的觀點出發(fā)向他人表達自己。這種之間(in between)的空間只存在于委員會制度以及多數(shù)類似的治理制度之中。還可以補充說，在委員會制度中，公民不僅被當作觀念市場的平等者，而且也是消費用品市場上的平等者。政治平等的感性意識不僅通過法律禁止不平等，而且自下而上地確保其不會出現(xiàn)。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那就是治理的委員會制度壓倒了傳統(tǒng)的國家主權觀念。

這部文集的題目，即《無扶手的思考》，是阿倫特在漢娜·阿倫特論漢娜·阿倫特中對自己思考經驗的描述：一種除自己之外無需任何他人同意的從世界退隱的活動。易言之，當在思考的對話中退隱時，主體一分為二，阿倫特稱之為一中之二(two in�瞣ne)。在她看來，經驗這種一中之二就是思考，如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以及她提及的其他人所認為的那樣。就像在黑格爾那里一樣，思考活動使得阿倫特與世界之所是和解。然而，希特勒的總體主義政權史無前例的殘暴和破壞性，前所未有地剝奪了阿倫特從世界退隱、獨自思考所依賴的一切宗教、道德和歷史傳統(tǒng)。正是在反思中，她遭遇到了自己時代最沉重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