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目的論解釋都要求有意圖，它在達爾文主義生物學中就沒有多少用武之地了，除了那些涉及擁有復雜心理活動的動物的例子。任何設計者不會以視物為目的設計。然而，可能目的論解釋實際上并沒有那么高的要求。假設一個自然選擇過程正作用于一群跑得慢的狼。狼的生存環(huán)境可能是這樣的：如果跑得快，就可能捕捉更多的鹿。這個條件可能導致狼群中出現跑得快的狼。這樣一來，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說，這群狼中存在奔跑速度快的狼是因為奔跑速度快能讓狼抓住鹿。這個解釋是合情合理的，它既沒有用將來的狀態(tài)（即捕捉鹿），也沒有用早就存在的意圖來解釋奔跑速度快的狼的存在。我們仍可以認為這個解釋是目的論的。這樣的解釋不是通過結果來解釋現狀，而是通過條件式事實來解釋：如果存在某種狀況，就可能會有某些后果。有沒有一個設計者負責設計狼的奔跑速度都沒有關系；我們還是可以說狼跑得快是為了抓鹿。從這個例子推論，自然選擇可以被視為這樣一個過程：將關于生物與環(huán)境關系的事實處理成以下模式，“如果物種S的個體擁有性狀T，就可以生存下來并繁殖得更好”，然后，將這些事實轉變成性狀T的出現。因此，達爾文讓我們能夠詢問其他的生物性狀——可能從孔雀尾巴到人類情感的任何性狀——是用來做什么的，他還告訴我們如何尋找問題的答案。(Dennett 1995：chapterS cight and ninc)阿薩·格雷認為變異是為了其攜帶者的福利而產生的，在這點上他是對的，但是，他弄錯了變異產生的原因。7.選擇與總體 讓我們再次回到自然選擇解釋適應的效力問題上。如我們所見，達爾文非常好地論述了證實變異必須具有合適的特征的必要性。但是，他在處理我們稱之為選擇效力的“總體”擔憂時做得不夠好，在1867年出版的《北英評論》一書中，有一篇關于《物種起源》的有力評論提出丁一些“總體”擔憂。這篇評論的作者是愛丁堡大學的工程教授亨利·弗利明·詹金(Henry Fleeming Jenkin)。生物歷史學家、生物哲學家吉恩·加永(Jean Gayon)仔細地研究了詹金的評論，在本節(jié)中將會大量引用加永的作品。(Gayon1998)詹金認為物種內部的變異是真實存在的，但受到了限制。他認為，任何特定物種內的個體特征都有無法超越的嚴格界限。如果這是正確的，那么，達爾文所設想的物種的大規(guī)模變化就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