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dǎo)論
　　《莊子》是中國古老的哲學元典之一，與《老子》共同構(gòu)成道家思想的主體。目前，海外有多種關(guān)于該書的譯本在流傳，國內(nèi)也不斷地掀起讀莊的熱潮�！肚f子》在當代大學的人文講堂上始終不可或缺，民間相關(guān)的讀書社也越來越多，這些都顯示出這部經(jīng)典經(jīng)久不衰的生命力。它不僅在歷史上有過深遠的影響，對當代文化的建構(gòu)也有巨大作用。作為道家元典，它與儒家元典一樣參與塑造了中華民族獨特的性格、中國人獨特的思維方式和處世方式，是我們今天了解自己、走向世界需要參考的寶貴資源。
　　本書是我們多年閱讀《莊子》的產(chǎn)物，在書寫上盡量平實易懂、深入淺出、貼近現(xiàn)實。我們在前人所作的大量注譯、研究的基礎(chǔ)上，對其主要篇章作了注釋、翻譯和解讀。這里，先對《莊子》的總體面貌及主要思想作簡單的介紹。
　　莊子是個謎一樣的人物，他的思想宏大深邃，源遠流長，但作為歷史上的一個客觀人物，其人其書的真實面貌我們卻知之甚少。他的生卒年、故里以及該書究竟哪些出自其本人之手等重要問題，至今都沒有完全考證清楚，爭議性的說法很多。至于他的生平事跡、興趣愛好、家族背景以及寫作過程等等，史書留下的客觀記錄就更少了。
　　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記載：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余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shù)。……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yǎng)食之數(shù)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司馬遷：《史記》，第七冊，2143~214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2。由此可以確知的是，莊子名為莊周，戰(zhàn)國時期人，很有學問，思想根植于老子，對孔子思想多有批評，其書以“寓言”為主，《漁父》、《盜跖》、《胠篋》三篇是他所作。此外，他淡泊名利、個性獨特、終身不仕，過著簡單的生活。但是，“蒙地”究竟是今天的哪里，他生活在戰(zhàn)國時期的哪一時段，《漁父》等外、雜篇是否出自其本人之手等問題都很復(fù)雜。
　　關(guān)于莊子的故里蒙地，目前有兩種最為主流的說法，一說屬宋國，即今天的河南商丘境內(nèi)；一說屬楚國，即今天的安徽蒙城境內(nèi)。以下宋國說、楚國說的介紹參考康中乾：《從莊子到郭象——〈莊子〉與〈莊子注〉比較研究》，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另有莊子是齊人說、魯人說等觀點，參見崔大華：《莊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宋國說，有三個比較明顯的古代文獻證據(jù)：《史記?莊子列傳索隱》說莊子乃“宋之蒙人也”；《淮南子?修務(wù)訓(xùn)》高誘注“莊子名周，宋蒙縣人”；《漢書?藝文志》班固說莊子“名周，宋人”。馬敘倫在《莊子義證》之附錄《莊子宋人考》中又提出兩個有力的證據(jù)，一是《史記?宋世家》所據(jù)《左傳?莊公十二年》的“宋萬弒湣公于蒙澤”；一是《史記?宋世家索隱》所據(jù)莊子佚文：“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qū)呼辟［按：辟乃宋桓侯名字］，蒙人止之，后為狂也。”以上都證明了莊子是宋國人。當代持這一看法的學者相對比較多。
　　楚國說，始于宋代，多是從莊子的思想風格上來推斷的。朱熹在《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五中說：“莊子自是楚人……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還有很多學者認為其與屈原的風格有相似之處，譬如光怪陸離的想象、恣意放蕩的筆法、意味雋永的隱喻�？抵星瑒t認為：“莊子的文風有楚文化的特色，這確是實情。但不能因此就說莊子為楚人�！笨抵星�：《從莊子到郭象——〈莊子〉與〈莊子注〉比較研究》，5頁。他的思考可謂冷靜、嚴謹，畢竟風格相似的作品未必出于一地，關(guān)鍵還要看思想指向。楊義在《莊子還原》中則提出了一個比較中和的說法，他認為：“莊子為宋國蒙地人，但莊子思想上承老子，乃為楚學，多有楚人的文化基因。”楊義：《莊子還原》，5頁，北京，中華書局，2011。 書中有大量例證，說明莊子的祖脈在楚，其家族為楚莊王后裔，大約在楚悼王、肅王之際流亡于宋，所以他的思想、風格中都有楚文化的基因。莊子有楚國情結(jié)，時常流露故國之思。具體而言，有以下幾個根據(jù)：1.楚悼王死后，宗室發(fā)生暴亂，莊子家族受到牽連。從楚國北境到宋國有一條由墨者把守的通道，對于因吳起之變而逃亡的楚國公族，墨者會給予救濟。莊氏的某一支可能通過這條道逃到宋國。
　　2. 莊子“其學無所不”，可見受過良好的教育。其能與侯王直接對話，楚王還專門派“大夫二人”請他去楚國做官，這都說明莊子不是一般的平民，而很可能是“破落貴族后裔的身份”。
　　3. 《莊子》中描寫的楚人多聰明、智慧、修養(yǎng)很高（如郢人運斤、漢陰丈人、佝僂承蜩等故事），而宋人則多鄙陋（如宋人資章甫而適越等故事）。
　　4.《莊子》中流露出濃厚的思鄉(xiāng)情結(jié)，如《徐無鬼》中的“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則陽》中的“舊國舊都，望之暢然”。
　　5.《莊子》中諸多意象顯示出楚民俗信仰，如《逍遙游》中的“鯤鵬”意象與楚人的“神鳥情結(jié)”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同上書，15、17、19、21、24頁。這些說法確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深入理解《莊子》的視角，但其中也或多或少有些推測的成分，并無鐵證�？偟膩碚f，以上兩種說法各有道理，至今還有很大的爭論，隨著出土文獻的不斷增加，還有進一步考實的空間。其對我們理解《莊子》的哲理思想并不起到?jīng)Q定性的作用，而只是提供一個更好地理解《莊子》的背景。
　　關(guān)于生卒年，《史記》只說“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具體年份可能在司馬遷的時代就已經(jīng)模糊不清了，所以他沒有具體說。目前學界比較一致認可的是馬敘倫的考證結(jié)果，即莊子生于公元前369年（周烈王七年，即魏惠王二年、楚宣王元年），卒于公元前286年（周赧王二十九年）。參見崔大華：《莊學研究》，5頁；康中乾：《從莊子到郭象——〈莊子〉與〈莊子注〉比較研究》，2頁。
　　《莊子》文本目前流行的是郭象本，共三十三篇，其中內(nèi)篇七篇，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一般認為，內(nèi)七篇是莊子本人所著，代表莊子思想，寫于戰(zhàn)國中期。外、雜篇是莊子后學所著，不晚于戰(zhàn)國末期，可能摻入了一些后代文字。劉笑敢在《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一書中對此作了嚴謹?shù)目甲C。其概念方面的重要證據(jù)是：“內(nèi)篇雖然用了道、德、命、精、神等詞，但沒有使用道德、性命、精神這三個復(fù)合詞（由詞根和詞根合成的詞），而在外、雜篇中，道德、性命、精神這三個復(fù)合詞都反復(fù)出現(xiàn)了。”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修訂版），26~27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例如，內(nèi)七篇中“道”字出現(xiàn)四十二次，“德”字出現(xiàn)三十四次，但沒有二字連用的“道德”一詞，而漢語詞匯發(fā)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在漢語詞匯中首先出現(xiàn)的是單純詞，隨著社會生活的發(fā)展，復(fù)合詞才逐步出現(xiàn)。這樣的例子很多，因此劉笑敢斷定內(nèi)篇早于外、雜篇。當然，還有一些次要證據(jù)。
　　《莊子》內(nèi)七篇為莊子本人所作，這一點基本沒有什么爭議。外、雜篇則比較復(fù)雜，因為其思想有與內(nèi)篇抵牾之處，譬如最明顯的是外、雜篇批評孔子的言論甚多，內(nèi)七篇中則沒有如此。但也有與內(nèi)篇吻合的地方，譬如《秋水》中視野的不斷開顯與《逍遙游》中“鯤鵬”的逍遙境界、《齊物論》中“道通為一”的境界都是一致的。所以，很難說外、雜篇沒有莊子的痕跡，有可能是莊子后學根據(jù)他的意思修改完成的，也有可能偶爾竄入一些另類的思想。劉笑敢在《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中斷定外、雜篇是莊子后學所作，并且將其分為“述莊派”、“無君派”與“黃老派”，具體內(nèi)容如下：
　　“述莊派”以繼承與闡發(fā)莊子思想為宗旨，對莊子的本根論、人生論以及方法論都有比較深入的演繹和發(fā)揮。與莊子不同的是，這一派的思想更為現(xiàn)實，并賦予其更多的合理性，例如把莊子“無心”、“無情”的主張用于現(xiàn)實目的�！哆_生》中“佝僂承蜩”、“梓慶為”等故事都說明了這一點，它們不似內(nèi)篇中莊子追求精神上的超越，而更多地思考如何將精神上的專一用到現(xiàn)實的成功中來。另外，這一派還提出了道家的“性超善惡論”，對道家人性論的建構(gòu)具有不可忽視的貢獻。參見上書，251頁。
　　“無君派”對莊子思想作了很多重要的改造，激烈地抨擊君權(quán)及仁義道德，強調(diào)因順人性之自然，提出人性淳樸、沒有剝削、萬物平等的“至德之世”（《馬蹄》），而不是逃到“無何有之鄉(xiāng)”（《逍遙游》）。春秋戰(zhàn)國時期，仁與義是儒墨顯學所推崇的重要道德觀念，這一派正是把批評的矛頭對準于此。《駢拇》篇開宗明義便說：“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闭J為仁義是道德敗落的結(jié)果，圣人標榜仁義不但無功，反而有過。仁義是重要的傳統(tǒng)道德規(guī)范，無君派卻把仁義與道德對立起來。參見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修訂版），260頁。
　　“黃老派”是莊子后學中年代較晚的一派，其思想與莊子相距最遠。這一派吸收了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兼談道德、仁義、法術(shù)，還提出了君無為而臣有為的觀點。這一派對儒、法思想的容含，最明顯的體現(xiàn)是在《天道》篇。《天道》曰：“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這里明顯容含了法家的刑名思想，又曰：“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這明顯容含了儒家尊卑有序的思想。參見上書，272~274頁。
　　由此可見，《莊子》三十三篇尤其外、雜篇的思想比較復(fù)雜，我們需要對出自莊子本人之手的內(nèi)七篇有深刻、準確的理解，才能分辨出外、雜篇中哪些可能是莊子的思想，哪些可能是莊子后學發(fā)揮的思想，哪些可能是完全與莊子意圖相悖的別派竄入的思想。同時這也提醒我們，不能先入為主地把《莊子》三十三篇看成是一個邏輯謹嚴、內(nèi)容一致、沒有矛盾的哲學體系。畢竟我國古代書寫哲學的方式與西方不同，其多用箴言、寓言，寫作方式本身也荒誕詭譎，并且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門下弟子的記錄與傳承。此外，古代也不像今天這樣有版權(quán)意識，作品不受法律的保護，經(jīng)文常常被任意更改，詮釋者可以主觀地加入自己的思想，并且還常常根據(jù)時代、現(xiàn)實的需要刪修、整理。這些都導(dǎo)致了我們識別孰為莊子本人所作所述的困難，但這不妨礙我們了解《莊子》的主旨，因為貫穿這部經(jīng)典始終的主線、核心精神是清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