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史研究也是一種過程學，而且是一種相對純粹的過程學。不具備一定的學術史視野，哪怕是潛在的學術史視野，任何經(jīng)典作家作品研究幾乎都是不能想象的。
　　然而，后現(xiàn)代主義解構的結果是絕對的相對性取代了相對的絕對性。于是，許多人不屑于相對客觀的學術史研究而熱衷于空洞的理論了。在一些人眼里，甚至連相對客在的真理觀也消釋殆盡了。于是，過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語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眾生喧嘩，且言必稱狂歡，言必稱多元，言必稱虛擬和不確定。這對誰最有利呢？也許是跨國資本吧。無論解構主義者初衷如何，解構風潮的實際效果是：不僅相當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與假惡丑的界限，甚至對國家意識形態(tài)，至少是某些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和民族凝聚力都構成了威脅。然而，所謂的“文明沖突”歸根結底是利益沖突，而“人權高于主權”這樣的時鮮謬論也只有在跨國公司時代才可能產(chǎn)生。
　　且說經(jīng)典在后現(xiàn)代語境中首當其沖，成為解構對象，它們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橫遭肢解。所謂的文學終結論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它與其說指向創(chuàng)作實際，毋寧說是指向傳統(tǒng)認知、價值和審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顛覆。因此，經(jīng)典的重構多少具有撥亂反正的意義。
　　正是基于上述原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于2004年著手設計“外國文學學術史研究工程”計劃，并于翌年將該計劃列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十一五規(guī)劃”。這是一項向著重構的整合工程，它的應運而生，標志著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叢書”（即20世紀60至90年代——“文革”時期中斷——的“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外國古典文藝理論叢書”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等工作的基礎上又邁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著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已開始對解構風潮之后的學術相對化、碎片化和虛無化進行較為系統(tǒng)的清算。
　　于是，關乎經(jīng)典的一系列問題將在這一系統(tǒng)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為經(jīng)典？經(jīng)典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經(jīng)典重在表現(xiàn)人類的永恒矛盾（用錢鍾書的話說是“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呢，還是主要指向時代社會的現(xiàn)實矛盾？它們在認知方式、價值判斷、審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經(jīng)典及經(jīng)典批評與時代社會的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系、經(jīng)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等關系何如？批評及批評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場、觀點、方法及其與時代社會的一般和特殊關系）又如何？此外，經(jīng)典作家的遭際與性情、閱歷與稟賦，經(jīng)典的內容與形式、繼承與創(chuàng)新，以及文學的一般規(guī)律和文學經(jīng)典的特殊性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將是本工程需要展示并探討的。
　　且說世界文學一路走來，其規(guī)律并非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童年的神話、少年的史詩、青年的戲劇、中年的小說、老年的傳記是一種概括。由高向低、由外而內、由強至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為一種軌轍。如是，文學從摹仿到獨白、從反映到窺隱、從典型到畸形、從審美到審丑、從載道到自慰、從崇高到渺小、從莊嚴到調笑……終于一頭扎進了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死胡同。小我取代了大我，觀念取代了情節(jié)；“阿基琉斯的憤怒”變成了麥田里的臟話；“路漫漫兮其修遠，吾將上下而求索”變成了“我做的餡餅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是謂下現(xiàn)實主義。當然，這不能涵蓋文學的復雜性和豐富性。事實上，認知與價值、審美與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規(guī)避所在皆是。況且，無論“六經(jīng)注我”還是“我注六經(jīng)”，經(jīng)典是說不盡的，這也是由時代社會及經(jīng)典本身的復雜性和豐富性所生發(fā)的。
　　二
　　眾所周知，文學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典作家向來重視文學，尤其是經(jīng)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會本質方面的作用。馬克思在分析英國社會時就曾指出，英國現(xiàn)實主義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會真理，比一切職業(yè)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還要多”。恩格斯也說，他從巴爾扎克那里學到的東西，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yè)的歷史學家、經(jīng)濟學家和統(tǒng)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列寧則干脆地稱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這并不是說只有文學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說偉大作家所描繪的生活、所表現(xiàn)的情感、所刻畫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數(shù)據(jù)的統(tǒng)計。文學更加具體、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傳神。其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載道與傳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紀的高度和民族立場上重新審視外國文學，梳理其經(jīng)典，展開研究之研究，將不僅有助于我們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動和了解不同民族的個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從而為我們借鑒和吸收優(yōu)秀文明成果、為中國文學及文化的發(fā)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胡錦濤前不久說過，“我們必須準確把握當代世界和中國發(fā)展變化的大勢，堅持立足國情，同時又吸收世界文化的優(yōu)秀成果；堅持立足當代，同時又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這和“洋為中用”、“古為今用”思想一脈相承。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學作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礎和介質，既是人類文明的重要見證，同時也是一時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最具體的體現(xiàn)，而外國文學則是建立在外國各民族無數(shù)作家基礎上的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認識觀、價值觀和審美觀的形象反映。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簡單抽象的理念上，因此，走進經(jīng)典永遠是了解此時此地、彼時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徑。換言之，文學創(chuàng)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變化著的活的靈魂，而其中的經(jīng)典（包括其經(jīng)典化或非經(jīng)典化過程）恰恰是這些變化著的活的靈魂的集中體現(xiàn)。
　　如是，“外國文學學術史研究大系”立足國情，立足當代，從我出發(fā)，以我為主，瞄準外國文學經(jīng)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進行歷時和共時的梳理。其中第一、第二系列由十六部學術史研究專著、十六部配套譯著組成：第一系列涉及塞萬提斯、歌德、雨果、左拉、龐德、高爾基、肖洛霍夫和海明威；第二系列包括普希金、茨維塔耶娃、康拉德、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索爾貝婁和芥川龍之介。
　　三
　　格物致知，信而有證；厘清源流，以利甄別�！巴鈬�文學學術史研究大系”中的經(jīng)典作家作品學術史研究系列，顧名思義都是學術史研究（或謂研究之研究）。學術史研究既是對一般博士論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文學研究方法，更是一種切實可行的文化積累工程，同時還可以杜絕有關領域的低水平重復。每一部學術史研究著作通過盡可能竭澤而漁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老實實地將有關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關研究家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公之于眾，以裨來者考。如能溫故知新，有所創(chuàng)建，則讀者幸甚，學界幸甚。相配套的經(jīng)典論文翻譯，則遴選有關作家作品研究的階段性和標志性成果，其形式類似于外文所先前出版的“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書”。
　　此次面世的“外國文學學術史研究大系”中的每一部學術史研究著作將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經(jīng)典作家（作品）的學術史梳理。這是相對客觀的，但其中的艱難也不可小覷。首先，學術史梳理既不像平素泛舟書海，拾貝書海，盡意興而為之的俯拾由己和隨心所欲；其次，牽涉語種繁多，而且經(jīng)過20世紀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論和批評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棟來形容經(jīng)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為過。因此，要在浩如煙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觀點和方法，實在是件考驗耐心和毅力的事情。戰(zhàn)戰(zhàn)兢兢，生怕掛一漏萬，自不待言，且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因此，我們只能擇要概述，甚至把側重點放在經(jīng)典作家的代表作上。不然縱使篇幅再大，也難以涵括浩瀚的文獻資料。換言之，去蕪雜的枝蔓和重復的敷衍，留精粹要義和真知灼見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驗我們涉獵的深度和廣度，而且也是檢驗我們學術水準和價值判斷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何啻是一大考驗。都說20世紀是批評的世紀，在經(jīng)歷了現(xiàn)代主義的標新立異和后現(xiàn)代主義的解構風潮之后，在各種思潮、各種方法雜然紛呈的情況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飯，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發(fā)現(xiàn)、有所前進，就更是難上加難。反過來看，正因為文化相對主義的盛行和批評的多元，也才有了我們展示立場、發(fā)表見解的特殊理由和廣闊余地。舉個簡單的例子，解構主義針對二元論的顛覆雖然是形而上學的，卻不可謂不徹底。其結果是相當一部分學者懷疑甚至放棄了二元思維，但事實上，二元思維不僅難以消解，而且在可以想見的未來仍將是人類思維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惡、美丑、你我、男女、東方和西方等等實際存在，并將繼續(xù)存在。與此同時，作為中國學者，面對西方話語，我們并非無話可說�？傊�，從文學出發(fā)，關心小我與大我、外力與內因、形式與內容、反映與想象、情節(jié)與觀念，以至于物質與精神、肉體與靈魂、西方與東方等諸如此類的二元問題，以及經(jīng)典在民族和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可以是我們的著力點。當然，二元論決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辯證法的基礎上融會二元關系及二元之間所蘊藏的豐富內涵和無限可能性。毋庸諱言，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解放思想，廣開言路，但日新月異中不乏矯枉過正、時髦是趨。比如大到存在與意識、物質與精神的辯證關系，小到客觀與主觀、客體與主體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轉、黑洞化吸之勢。至于意識形態(tài)“淡化”之后，跨國資本主義的一元化意識形態(tài)更是有增無已；真假不辨、善惡不論、美丑混淆的現(xiàn)象所在皆是；個人主義大行其道，從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沒了社會性；普世主義勢不可擋，以致文化相對主義甚囂塵上。文學從大我到小我，從外向到內傾，從摹仿到虛擬，從代言到眾聲喧嘩；真實給虛幻讓步，藝術向資本低頭；對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樂道，任帝王將相和無厘頭充斥視閾，能不發(fā)人深��？然而，經(jīng)典作家是說不盡的，以上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是無法窮盡的。用巴爾加斯略薩的話說，偉大的經(jīng)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領。至于何為經(jīng)典，雖然也是個說不盡的話題，但用簡單的方式綜觀前人的觀點，也許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一是它們必須體現(xiàn)時代社會（及民族）的最高認知和一般價值（包括人類永恒的主題、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及審美的高度不會隨著歲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銷蝕。當然這是將復雜問題簡單化的一種說法。而本課題便是關乎經(jīng)典其所以成為經(jīng)典的一種較為復雜的論證方式。需要說明的是，經(jīng)典不等于市場。用桑塔亞那的話說，經(jīng)典不在于一時一地喜歡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歡者的喜歡程度。如果在此基礎上再加上一個歷史的維度，那么這話也就更加全面了。
　　學術史研究的最后部分為文獻目錄。它在盡可能詳盡的基礎上，還要有所選擇。不然，展示一個經(jīng)典作家的學術史，光文獻目錄就可以編輯厚厚的幾大本。因此，去粗存精，是為重要或主要文獻目錄。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外國文學學術史研究大系”的中長期目標是在作家作品和流派思潮研究的同時，進行更具問題意識的學術史乃至學科史研究，以期點面結合，庶乎“既見樹木，又見森林”；若能密切聯(lián)系實際，促進中華學術的繁榮、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則讀者幸甚，我等幸甚。無疑，此工程面向全國高校及科研機構，希望有志于外國文學學術史研究的同仁踴躍加盟、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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