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采的所有著作中，《道德的譜系》（1887年）可能是最難懂也最具獨創(chuàng)性的。 《道德的譜系》的主旨并不在于探問道德的未來，而是探問道德的過去，道德的來源與歷史，即那依然籠罩在黑暗之中，或者至少是向黑暗深處延伸的來源與歷史�！兜赖碌淖V系》為道德制定了一個家譜，而其副標題“一篇論戰(zhàn)檄文”則暗示著，尼采將在這里探討一些頗具挑釁性的東西，讀者很快就會知道，被我們今天視作高貴正派的那些價值卻有著粗俗鄙陋的起源，而善與惡則有著非�？梢傻淖嫦�

　1.《尼采注疏集：道德的譜系》是尼采所有作品中最難懂也最具獨創(chuàng)性的著作，是尼采后期創(chuàng)作的代表作。
　　2.閱讀《尼采注疏集：道德的譜系》，讀者也許會發(fā)現(xiàn)，被今天視作高貴正派的價值卻有著粗俗鄙陋的起源。

　　譯事三難，信為最難。難就難在謬誤之不可避免。無數(shù)譯者在序言或后記中說自己水平有限，錯誤在所難免，其實并非謙辭，畢竟我們不過都是凡人。首先是理解的偏差。如果說文學閱讀時，人們尚且會說“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那么哲學翻譯時，作品內容之深刻，語句之繁復，皆是妨害譯者修成正果的業(yè)障。至于有些段落連母語人士都感覺佶屈聱牙、令人費解，身為譯者的我們就只能見仁見智了。所以譯者的視野直接決定了原作與譯者“視野融合”的質量，而文本意義的實現(xiàn)正有賴于此。然則書籍翻譯又是個十分漫長的過程，譯者不是機器，很難一直保持相同的狀態(tài)，有時或許下筆如有神助，有時則是旬月躊躇，難見寸功。而譯者的身體條件更是譯本質量的保證。再則德語乃是表音文字，語言之基即在字母的排列順序，往往一個字母的增減竟成意義之迥異與語法之殊別。謹舉兩例，Bürgen（擔保）與Bürger（公民），兩者的差別只在最末的字母；而konnten（能夠的過去時）與k？nnten（能夠的虛擬式）則僅僅是通過兩個點來承載一個很重要的語法信息。西方哲學長于分析其實與其語言大有關系，而譯者雖然均在目的語上浸淫多年，但仍需克服自傲心理，面對西文文本時必須慎之又慎，不可想當然耳。謹慎也是譯者克服上述所有問題必有的態(tài)度。縱然謬誤如物理學上的誤差般不可避免，譯者仍要認真做好每個細節(jié)，爭取最大限度接近真值。
　　尼采此書文字恣肆，才情非凡，嬉笑怒罵，詞深人天，細讀來竟有些“非湯武而薄周孔”的意思。然則其人生于西方“原罪”文化之中，每受德國唯心主義與辯證法熏陶，兼采英國心理學與進化論之長，以語源學為解牛之刀，更有卓然不群之志，遂成此鞭辟入里之文字。譯者本人才氣不足，不敢存并駕齊驅之奢望，唯愿勤能補拙，為我國讀者奉獻一誠意之作。所幸對于翻譯者而言，當今時代正是最好的時代。以前從事翻譯的老先生，經(jīng)常為查找一個人名地名而耗去很多光陰與精力，而如今全球化與網(wǎng)上電子資源的發(fā)展，卻讓這一切都變得很容易，所以如今的我們沒有理由不翻譯得比前人更準確更詳實。是故凡是本書所涉人名和地名，若Pütz版已給出注釋，則按Pütz版翻譯，若沒有，則認真求索，全部給出相關注釋，尤其注重與尼采本人以及上下文之關聯(lián)。而所涉引言，則首先一定先去尋找已有的中譯本，找到相關文字出處，并參照德文譯出，特別是相關的章節(jié)目次按已有中譯本的構架給出，方便中國讀者按圖索驥。至于尼采本人的引言，則全部依照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箋注本尼采著作全集”的翻譯，略有修改。另外，本書的翻譯同時還參考了三聯(lián)版周紅老師與漓江版謝地坤老師的譯本，周老師文字輕快流暢，謝老師平實質樸，均給了我很多啟發(fā)，在此謹表謝忱！同時也向尼采所引文獻的所有中譯本譯者表示感謝！
　　承蒙劉小楓與倪為國兩位先生錯愛，委托我翻譯此書。不料這樣一本小冊子，竟然一拖再拖，實在汗顏。而兩位先生未曾有過苛責，如此寬容厚意，不能不讓人拿出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氣力，力求做出目前中國最好的譯本與箋注，奉獻給兩位先生。唯有如此，才能稍解我內心之慚愧。同時還要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彭文曼女士對整個工作的支持與幫助。如果海德格爾所言不差，那么“謝”（danken）與“思”（denken）當是同源，我們有了感激之思方有感激之言。其實在我們說出謝意之前，就已經(jīng)先行謝過了。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本極耗心血與思考的譯作，其實正是為感激而生的。
　　梁錫江
　　經(jīng)年累月足不出戶之日于上海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國著名哲學家，西方現(xiàn)代哲學的開創(chuàng)者，語言學家、文化評論家、詩人、作曲家、思想家，他的著作對于宗教、道德、現(xiàn)代文化、哲學、以及科學等領域提出了廣泛的批判和討論。他的寫作風格獨特，經(jīng)常使用格言和悖論的技巧。尼采對于后代哲學的發(fā)展影響極大，尤其是在存在主義與后現(xiàn)代主義上。其經(jīng)典著作有《道德的譜系》、《善惡的彼岸》、《不合時宜的沉思》、《重估一切價值》、《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朝霞》、《肅劇誕生于音樂精神》等。
　　梁錫江，譯者，1978年生，現(xiàn)為上海外國語大學德語系副教授，著有《神秘與虛無——布洛赫小說<維吉爾之死>的價值現(xiàn)象學闡釋》，編著（合編）《朗氏德漢雙解詞典》，翻譯出版《道德的譜系》、《緩慢的歸鄉(xiāng)》、《罵觀眾》、《拿破侖傳》、《魔女莉莉偵破木乃伊之謎》、《赫魯曉夫與肯尼迪》等多部作品。曾獲獎項有“戈寶權全國翻譯文學獎”、“馮至全國德語文學研究獎”、“海富通學術專著獎”等。

KSA版編者說明
Pütz版編者說明
前言
第一章 善與惡、好與壞
第二章 罪欠、良知譴責及相關概念
第三章 禁欲主義理念意味著什么？
Pütz版尼采年表
譯后記

　《尼采注疏集：道德的譜系》：
　　譜系學（Genealogie）一詞在希臘語中指的是有關家庭譜系的研究，是關于家世關系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各種法律的、歷史的、社會的和自然法上的關系的學說。根據(jù)其內容與研究方法，譜系學被認為是從屬于歷史學的輔助性學科。
　　在歐洲中世紀的封建采邑制度當中，譜系學發(fā)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可靠的譜系能夠為某人的貴族出身提供證明。而從16世紀開始，譜系學采用了近代科學的研究方法。其中19世紀上半葉在歷史學內部開始的涉及廣泛的原始資料考察，家庭社會學的誕生，科學研究方法論上的實證主義主流思潮以及遺傳學的發(fā)現(xiàn)分別對于家庭譜系研究具有較大的推動作用。
　　從尼采這本書的題目選擇、研究對象及其分析道德發(fā)生史的方式來看，尼采是有意識地在走譜系研究的傳統(tǒng)路線。他選擇了歷史學方法，并且將道德的產(chǎn)生歸結于 “好”與“壞”，“高貴”與“普通”或“低賤”之間所反映的社會階層的差異。通過他的做法，一種以封建制度為導向的方法與譜系的歷史產(chǎn)生之間的相似性與聯(lián)系也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說尼采此書的方法論是以自上而下的視角俯瞰中世紀的起源，俯瞰封建與貴族社會結構的話，那么尼采通過副標題“一篇論戰(zhàn)檄文”（eine Streitschrift）則表明了此書與歐洲科學院懸賞征求問題答案的啟蒙傳統(tǒng)之間的聯(lián)系。例如，萊布尼茨在他的著作《神義論》（Theodicée）試圖通過頗有爭議的論據(jù)，即“我們生存的世界乃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個”，來回答“惡”的起源的問題。著名的論文還有盧梭參與有獎征文論戰(zhàn)的作品《論科學與藝術》（1750年）與《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1755年）。在論戰(zhàn)文章與有獎征文傳統(tǒng)中，還有一篇文章占據(jù)重要位置，而且對于理解尼采的道德哲學立場非常重要，那就是叔本華的論文《論道德的基礎》（über die Grundlage der Moral），該論文于1840年1月30日參加丹麥皇家科學院（哥本哈根）的有獎征文，可惜未能獲獎。在本書前言第5節(jié)，尼采特別提到了叔本華的這篇論文，表示反對叔本華的道德譜系，并與之劃清界限。而在本書第一章的結尾部分，尼采也提出了一個有獎征集答案的建議，希望有人回答下面的問題：“語言學，尤其是語源學的研究，將會為道德概念的發(fā)展史給出怎樣的提示？”在這里我們還要提到尼采那篇教育詩，即《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雖然該書在形式上似乎與啟蒙運動的傳統(tǒng)保持一致，但在內容上卻是反道德的，是反對18世紀那種歷史與教育的樂觀主義的。
　　由于尼采的認知興趣集中在了譜系學和誕生史上，所以對他而言，“形成”（das Werden）比“已是”（das Sein）更為重要。同時也請參考尼采關于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的區(qū)分（《悲劇的誕生》，1872年），以及《瞧這個人》一書的扉頁警句“人如何成為人自己的”（Wie man wird， was man ist。此處套用了品達的詩句“成為你自己”[Werde， was du bist]）。在本書的扉頁背面上，尼采指出這篇論戰(zhàn)檄文乃是對他1883年開始撰寫并于1885年完成的《善惡的彼岸》一書所作的的補充和解釋。1885年的夏天，他也完成了《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第四卷，即最后一卷，那是關于超人的神話�！兜赖碌淖V系》出版于1887年。在第一版的扉頁上有一句格言：“Tout comprendre c'est tout – mépriser？”[法語，明白一切就意味著蔑視一切？]在這里，尼采模仿的是斯太爾夫人（1766-1817年，法國女作家）的名言：“Tout comprendre c'est tout pardonner.”[明白一切就意味著原諒一切。]尼采在句末加了一個問號，將“原諒”改成了“蔑視”，其目的是要強調其文章的斗爭特點，該文章的起點直接就在“善惡的彼岸”，就在基督教與平等主義式的道德和寬恕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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