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學：從顧頡剛到劉起釬
　　現(xiàn)代《尚書》學的研究與整理，由顧頡剛發(fā)其端，示其例，而這一研究之告一段落，則端賴劉起舒。顧頡剛和劉起舒的名字可以說是整個二十世紀《尚書》學研究的標志。
　　《尚書》學研究，是貫穿顧頡剛漫長學術生涯的一條主線，也是他晚年與弟子劉起舒師徒相承的一段學林佳話�，F(xiàn)代《尚書》學的研究與整理，由顧頡剛發(fā)其端，示其例，而這一研究之告一段落，則端賴劉起釬。顧頡剛和劉起舒的名字可以說是整個二十世紀《尚書》學研究的標志。師徒二人薪火相承，第一次廓清了籠罩著《尚書》的兩千余年的重重經(jīng)學霧障，不僅使這部曾經(jīng)的“圣經(jīng)”真正恢復了它古文獻匯編的性質與面貌，還在徹底整理與全面總結前人兩千余年問成果的基礎上，對這部歷史文獻匯編做出了新的考索與釋讀，從而為現(xiàn)代《尚書》學與其他經(jīng)學研究樹立了樣板與標本，現(xiàn)代經(jīng)學研究由此步入新的歷史階段。顧頡剛對《尚書》學的貢獻
　　《尚書》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保存了我國古代珍貴的人文、自然科學資料。在古代社會，它被尊為“六經(jīng)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其《堯典》篇立上古史敘事之骨架，《禹貢》篇開后世地理之學，《洪范》篇創(chuàng)后世五行之學，《大禹謨》之“十六字心傳”，為宋儒理學之宗。作為群經(jīng)之首的《尚書》，不僅被奉為歷代統(tǒng)治者牧民治國之軌范，還是中國占代社會道統(tǒng)、政統(tǒng)、學統(tǒng)的根基所在，對于古代社會的政治、社會、思想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尚書》學因關涉整個上古史敘事，并作為“封建意識形態(tài)”的“總堡壘”，而進入顧頡剛的研究視野，又岡其為研究夏、商、周史事的第一手文獻資料，而成為顧頡剛畢生所從事的研究領域之一。無論“疑古”還是“重建”，《尚書》學自始至終都是顧頡剛全部學問的核心。
　　顧氏對《尚書》學研究的最杰出貢獻，是對其中主要篇章成文年代的考訂�！渡袝�·虞書》中的《堯典》、《皋陶謨》，以及《夏書》中的《禹貢》、《甘誓》篇，一直被認為是虞夏時代的文獻，顧頡剛率先對此提出質疑。徐旭生認為，把“《尚書》中的《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的寫定歸還在春秋戰(zhàn)國的時候（初寫在春秋、寫定在戰(zhàn)國）”，是“古史辨派…‘最大的功績”，而顧頡剛考訂《禹貢》非禹時書，所述非禹時事，《禹貢》篇實際成書于戰(zhàn)國時期，尤為“一大發(fā)明”（呂思勉語），影響學界至深至遠。轟轟烈烈的“古史辨”運動由此發(fā)端！
　　《大誥譯證》是顧頡剛為整理《尚書》所做的一個典范。《尚書》是最“難讀”的典籍，向有“佶屈聱牙”之稱，不僅朱熹“聱訛者且未讀”，連王國維也自承“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六”，而《大誥》又是《尚書》中最難讀的一篇。顧頡剛以七十萬字的《大誥譯證》考訂六百余字的《大誥》篇，調動了幾乎所有的古文獻和相關的傳、注材料，將校勘、考證、訓解、章句和譯述有機綜合起來，廣泛采納前人研究成果，結合考古學、古文字學材料，從歷史方面考訂周公東征迫使東方少數(shù)民族大遷徙的史實，被認為“其造詣之高，無論就規(guī)模、見識、方法、資料與體例的全體或任何一方面看，已遠在王國維的《尚書》研究之上”（許冠三語）。
　　開白話翻譯《尚書》之先河，是顧頡剛對《尚書》學的又一重大貢獻。早在一九二五年，顧頡剛已做《盤庚》與《金滕》今譯，先后刊載于《古史辨》第一、第二兩冊。一九五。年開始，顧頡剛再次強調并致力于《尚書》的今譯與簡注工作。顧頡剛的《尚書》今譯，是對于《尚書》進行徹底整理與全面總結之后的“裁斷群言”，楊寬曾評價顧頡剛的今譯工作，認為真正做到了王國維所說的“著為定本，使人人聞商周人之言，如今人之相與語，而不苦古書之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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