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魯迅的一組《小雜感》中有這樣的一則：“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道士何以獨得中國人的厚待，又何以懂得此理就可以“懂得中國的大半”呢，魯迅沒有作出解釋，卻啟人深思。我們對這一問題的探討，也許能找到一把理解我國傳統(tǒng)文化觀念的鑰匙，有助于明白當前改革中所碰到的干擾。
　　所謂道士，魯迅在《馬上支日記》中特別注明“不是道教，是方士”。這是中國的土特產(chǎn)，不像佛教、回教、耶教那樣是舶來品，他們有專職的，也有業(yè)余的。他們有的常駐寺觀，有的云游無定所，有的則住在家中。既是從事神職活動的化外之民，而不承擔任何徭役賦稅；又是干預塵俗政務的熱心者，卻不失局外人的清高。既披道袍，亦著便裝。既熱衷于煉丹念咒企求羽化登仙，又善于率同妻小經(jīng)營天倫之樂。
　　自稱葫蘆里裝的都是長生不老藥，而餐桌上卻不憚擺著魚肉葷腥。他們可以代表凡人去向神鬼許愿求情，又能代表神鬼向人們索債求償。他們可以出入豪門乃至于宮廷去做說客，又可以到升斗小民的寒寮去做食客。他們奔忙于人鬼之間，溝通著仙俗兩界；既諳鬼情，又通人情，因此道士們的臉上就洋溢著妖氣、神氣、俗氣、方巾氣。他們有很乖巧的處世術，有左右逢源的吃香身份，既迎合了中國的人情，又體現(xiàn)了中國的世故，這種職業(yè)特色就很能照映出舊中國某種油滑的處世術來。
　　中國封建的“訓政時期”長達兩千年，古國的遺民們茫然地陶醉于中國的一切都是“世界上第一，宇宙間第N”，不太了解世間“火藥除了做鞭炮，羅盤除了看風水還有什么用處”，一旦發(fā)現(xiàn)域外或舶來的新物事，出乎我們的眼界或意表之外，就未免覺得太古怪，太“媽媽的”，連歐洲人非洲人膚色的黑白鼻梁之高矮也覺得是謬種。阿Q就頗有“排斥異端的正氣”，認為城里人把“長凳”稱為“條凳”，煎魚用蔥絲而不用蔥段是“錯的，可笑”！如果笑聲和咒聲淹不死它，“怒目而視”的辦法嚇不退它，就用對灶君土地的方式去奚落，用對火神財神的方式去逢迎，或者跟它攀親，設法考證出它原來也是華胄旁支，其說頗合我國先圣先賢的教義。高干亭其人當然會對高爾基有滿心的惡感，防之去之猶恐不及，但不能防亦不能去時，就改為遷就和利用，也不妨違心地改名“高爾礎”去攀親。和尚尼姑以及一切“吃洋教”的人，在中國的遭遇大概也經(jīng)歷過類似先受排斥奚落然后才被遷就和利用的過程，爾后才在這塊土地上站穩(wěn)腳跟。這并不證明古國的國民有兼容并蓄的大度。只說明出于無奈的遷從。在人們的眼里就遠不如國粹的道士的可敬可親。
　　何況和尚尼姑之流行事也太執(zhí)著、太極端，他們要苦修就苦修，要吃素就吃素，禁吃豬肉就另立回民餐館，沒有折衷轉圜的余地，這就很傷了中庸之道者的心�？慈思业朗�，多么識相又多么圓通，凡事都能商量解脫。這才合中國的國情。魯迅曾提及這樣一件事：日本人出于迷信，認為某年出生的女子注定有克夫之類的壞運道，這些女子為免害人自苦，紛紛投�；蛱�火山自盡，于是慨嘆日本這個民族太死心眼，這類事情在中國是不成問題的，因為我們有道士可以“做解”，我們的道士有向天神打交道，請求網(wǎng)開一面“下不為例”的通天本事。以中庸作處世之本的國民，多么需要又多么歡迎這種通融！中庸，泛見于我們民族的各階層。“咸與維新”的當年，人們辮子的去留曾成過大問題，剪之則恐后悔莫及，拖著又恐招來禍祟，折衷之道，是用一根竹筷在頭上盤成一團，似剪非剪，似留非留，得其所哉。趙秀才趙七爺如此，阿Q小D亦如此。這種處世方法不但有廣泛性，而且有悠久性，清末的粵督葉名琛的“似戰(zhàn)似和似守，不死不降不走”就是一種“中庸”戰(zhàn)術�！皼]有義仆的愚笨，沒有惡仆的簡單”，行事“介乎無恥和有恥之間”的二丑又是一種“中庸”的行當。在封建統(tǒng)治下輾轉反側的中國人，不喜也不敢接受太極端太出格太濃烈的事物，從中庸哲學中“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使飲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醉，也如醒，若有知，若無知，也欲死，也欲生”（《談淡的血痕》）。在這種微甘的苦酒造成的混沌中，道士或類似道士的機靈人能以一副“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唯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的臉來”，就會通行無阻，大有市場的。
　　所以，解放前的上海洋場，有一種“徙倚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的西崽，他們“并不是騎墻，因為他是流動的，較為圓通自在”，上班西其裝，下班緞其袍，“覺得洋人勢力高于群華人，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華人。但自己系出黃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于勢力高于群華人的洋人，因此更勝于還在洋人之下的群華人�！保ā额}未定草》）此外，明亡之初，有一種逸民，他們不像漢奸“那樣順清求榮，所以生活比漢奸艱苦；他們又不像烈士那樣抗清成仁，所以境況比烈士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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