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靡不有初”，掌握了大權的宋文帝自然想有一番作為。對一個封建帝王而言，所謂“作為”不過是內修文治和外立武功。正所謂“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所以我們先來談文治。
首先不得不說，宋文帝繼承了一筆不錯的政治遺產——“義熙土斷”。這是義熙八年（412年）和義熙九年（413年）間，劉裕尚是東晉臣子時主持的。土斷的核心就是清查戶籍，它包括兩個主要方面，一是將不用交稅服役的流民臨時戶籍（即白籍）改為需要交稅服役的國家正式戶籍（即黃籍）；二是對世家大族虛報戶口，藏匿勞力進行清查。土斷的結果能使國家增加許多納稅服役的戶口，增強國家實力。此前，東晉權臣桓溫主持的“庚戌土斷”是東晉在淝水之戰(zhàn)中取勝的一個重要經濟因素。劉裕主持的“義熙土斷”通常被認為是東晉南朝時比較徹底的一次土斷，大大改善了東晉末年和劉宋初期財政、兵源的供應，保障了晉末宋初的平叛和開疆拓土的需要。由于土斷過去僅十多年，因此其良好的作用尚未完全消退。
其次，宋文帝勵精圖治，著實推行了一些緩和階級矛盾、促進政治清明、有益于百姓的舉措。元嘉三年五月，宋文帝下詔派遣十六位使臣巡視四方，考察地方官的治績和作為，聽取各地的輿論及治國建議，并督促郡縣賑濟老人、鰥寡孤獨及重度疾病生活無法自理的人。從已知的巡視官員反饋情況看，這個舉動起到了相當正面的作用。
其一，確實有不少問題通過這個渠道反映到了朝廷。比如始興太守徐豁談了武吏課稅太重、征稅年齡起點太低，郡內銀礦課稅死板、礦工生活艱難，中宿縣少數(shù)民族俚民聚居區(qū)不產銀礦卻以銀課稅三大問題，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其二，一批政績出色的官員得到了獎勵。比如“清勤均平，奸盜止息”的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進軍號寧朔將軍；“廉恪修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的彭城內史魏恭子得絹五十匹，谷五百斛；“治政寬濟，遺詠在民”的前宋縣縣令成浦、“在事有方，民思其政”的前鲖陽縣令李熙國、“自少清廉，白首彌厲”的山�？h令何道，各得絹三十匹，谷二百斛；徐豁更是以功績突出，獲獎絹二百匹，谷千斛。通過獎勵這些人，朝廷樹立起了良吏的榜樣。
其三，鼓勵社會上的良風益俗，提倡節(jié)儉，反對浪費。宋文帝對報上來的孝行代表河南秦綿、吳逵，吳興潘綜，梓桐張楚，會稽郭世道、嚴世期都予以了表彰，批準了富陽縣令諸葛闡之禁止與夏至日五色絲穿著相關的風俗。前者很好理解，那么后者呢？
據(jù)漢代應劭的《風俗通義》記載，漢代在五月初五日用五色彩絲系在手臂，傳說可以延年益壽，辟除鬼邪疾病。南朝宗懍的《荊土歲時記》大致說法相同，但多了彰顯婦人養(yǎng)蠶功績的作用，以及夏至日吃粽子時亦用“練葉插五彩系臂”的提法（練葉即白絹做成葉形）。也就是說，五色絲要從五月初五用到夏至。據(jù)說，今日一些地方仍有類似風俗，戴一段時間后燒掉或者拋入河中。古代沒有化工產業(yè)，彩絲染料取自天然，制作頗費人工。制作出來的彩絲純粹為了裝飾，之后又白白損耗，是有浪費之嫌。然而，民間風俗流傳已久，以國家強力手段禁止又稍嫌苛刻，自然不會成功。但是，這一禁令將皇帝反對奢侈浪費的態(tài)度明白無誤地傳達給天下人和各級官吏，有一定積極意義。
其四，推薦了一批隱世的人才，特別是文化人才。明據(jù)可查的便有雷次宗、陶潛、劉凝之、宗彧之。雷次宗是儒學大師，對三禮（《儀禮》、《周禮》、《禮記》）和《毛詩》（《詩經》）特別有研究。陶潛就是著名文學家陶淵明。劉凝之以德聞名，與富戶出身的妻子甘貧樂道，樂善好施，妻子豐厚的嫁妝都分給了親朋好友，有余錢或地方官給予的錢都用來周濟窮苦人。宗彧之亦以德行和文章著稱。雖然這四位都謝絕出仕，但反映了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