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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研究主要對人類社會文化和研究方法論兩個方面的問題進行普適性、抽象性的分析與概括，其文本的思維方法及表述方式與哲學、歷史學、文學等其他人文學科的學術(shù)研究文本大體相同，而與民族志研究形成明顯的區(qū)別。理論研究與民族志研究的差異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所指對象、范圍不同。民族志作品大都為個案研究，研究范圍限定于某一個或某幾個群體或社區(qū)，研究對象具有明確的所指，所做的“概化”是對田野工作所獲得的資料的分析歸納；理論研究則需超*個案研究，討論分析的范圍往往沒有明確的邊界，至少覆蓋某一類社會文化或研究方法，提出的學術(shù)觀點或進行的理論建構(gòu)具有一定的普適性。換言之，民族志研究的分析判斷主要為對個別對象作出單稱判斷，理論著作的分析判斷則對一類對象的全體作出全稱判斷。另一方面，表述方式不同。民族志作品必定包含敘述性內(nèi)容，具有明顯的具象性特征，作者的分析概括大都表現(xiàn)為“寓理于象”或“用事實說話”的歸納性表述；而敘述性內(nèi)容在理論研究著作中卻是可有可無的，至多援引為佐證材料，論證和演繹為理論著作撰寫所采用的主要思維方式，抽象性的分析、推導與概括成為理論著作的文本特征。

　　在民族學/人類學界，學者們經(jīng)常用“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和理論研究來區(qū)分研究成果，換言之，民族學/人類學的主要成果可以區(qū)分為“民族志”和“理論著作”兩大類，例如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的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文化論》，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茲的《深層的游戲:關于巴厘島斗雞的記述》和《文化的解釋》，中國人類學家費孝通的《江村經(jīng)濟》和《生育制度》等。
　　民族志的所指有兩個方面：一是作為作品的民族志，即民族學家/文化人類學家撰寫的文本；二是作為過程的民族志，即田野工作（Fieldwork）。前者依賴于后者，沒有文本撰寫者的田野工作過程和調(diào)查內(nèi)容記述，就沒有現(xiàn)代學科意義上的民族志作品；但民族志文本卻不等于田野工作，不是對田野調(diào)查內(nèi)容的簡單記述和資料排列，而是對田野工作過程和所獲得的調(diào)查資料進行系統(tǒng)梳理和解釋分析的結(jié)果。民族志作品一般都有對具體的人物和事件的敘述，“講故事”是民族志作品與其他學術(shù)文本相區(qū)別的基本特征，而與小說、報告文學等敘事性的文學作品具有了相似性。但民族志并不滿足于“講故事”，而是要通過對所研究的社會文化的特征和邏輯作出系統(tǒng)的分析解釋與理性的歸納概括，即所謂“概化”而達到“深描”的目的，由此民族志因具有一般文學作品所不具備的學術(shù)性或?qū)W理性而成為學術(shù)作品，可以稱之為具有程度不等的敘述性內(nèi)容的學術(shù)文本。
　　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研究主要對人類社會文化和研究方法論兩個方面的問題進行普適性、抽象性的分析與概括，其文本的思維方法及表述方式與哲學、歷史學、文學等其他人文學科的學術(shù)研究文本大體相同，而與民族志研究形成明顯的區(qū)別。理論研究與民族志研究的差異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所指對象、范圍不同。民族志作品大都為個案研究，研究范圍限定于某一個或某幾個群體或社區(qū)，研究對象具有明確的所指，所做的“概化”是對田野工作所獲得的資料的分析歸納；理論研究則需超越個案研究，討論分析的范圍往往沒有明確的邊界，至少覆蓋某一類社會文化或研究方法，提出的學術(shù)觀點或進行的理論建構(gòu)具有一定的普適性。換言之，民族志研究的分析判斷主要為對個別對象作出單稱判斷，理論著作的分析判斷則對一類對象的全體作出全稱判斷。另一方面，表述方式不同。民族志作品必定包含敘述性內(nèi)容，具有明顯的具象性特征，作者的分析概括大都表現(xiàn)為“寓理于象”或“用事實說話”的歸納性表述；而敘述性內(nèi)容在理論研究著作中卻是可有可無的，至多援引為佐證材料，論證和演繹為理論著作撰寫所采用的主要思維方式，抽象性的分析、推導與概括成為理論著作的文本特征。
　　民族志研究與理論研究在民族學/人類學學科中缺一不可。被視為現(xiàn)代民族學/人類學學術(shù)生產(chǎn)核心產(chǎn)品的民族志，體現(xiàn)了民族學/人類學的學科特色，直接履行了呈現(xiàn)與解釋人類社會文化多樣性的職能，同時為理論研究工作提供了問題的來源、資料及事實的依據(jù)和理論建構(gòu)的基礎。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研究進一步提升、概括與普適化民族志的研究成果，既擴大了適用外延，把對個別對象的單稱判斷擴展為對一類對象的全稱判斷，又深化了論題內(nèi)涵，形成了更為系統(tǒng)嚴密的觀點、知識和理論體系，更便于成為學者乃至社會共享的成果，并通過反思與討論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寫，為民族志研究開辟出新的論題、視角、模式和工具，促進民族志研究的不斷深化和創(chuàng)新。
　　從20世紀40年代起，云南大學的民族學/人類學組織開展了一系列的田野調(diào)查，以民族志研究享譽學界，與此同時，云南大學非常重視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研究，吳文藻、方國瑜、江應墚等第一代學者的邊政學理論研究和熊錫元等第二代學者的民族心理研究等已成為中國的民族學/人類學理論的寶貴財富，近年來一批中青年學者在經(jīng)濟人類學、邊疆治理、藝術(shù)人類學、象征理論、民族文化和族群理論等領域的探索為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建設作出了貢獻。組織出版民族學與人類學“理論研究叢書”，旨在推出云南大學民族學/人類學學者新的理論研究成果，進一步推動民族學/人類學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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