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復雜的幸事

　　在福伊希特萬格（Lion Feuchtwanger）根據(jù)史詩《奧德賽》（Odyssey）改編的劇本（Odysseus und die Schweine:das Unbehagen an der Kultur）中，有一個著名的片段，水手在被女巫喀耳刻（Circe）施了妖術(shù)變成豬后，沉湎于現(xiàn)狀，堅決反對奧德修斯破除魔法使他們恢復人形的種種努力。在奧德修斯告訴他們他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能破除魔咒的魔草，他們不久就能恢復人身后，那些豬身水手快速跑開躲避起來，以使這個熱心的救世主無法趕上他們。奧德修斯最終設(shè)法誘捕了其中的一頭豬；神奇的魔草一擦拭到它的身體，其中的一個水手艾爾奔諾羅斯（Elpenoros）就從粗糙的獸皮中解放出來了。根據(jù)各種通常的說法，正如福伊希特萬格認為的，“他與其他所有人一樣，無論是在摔跤還是在智力上，都沒有多大的差別”。獲得了解放的艾爾奔諾羅斯，不但不感謝奧德修斯對他的解救，反而憤怒地攻擊他的“解救者”：現(xiàn)在你給我滾，你這個惡棍，你這個愛管閑事的家伙。難道你還想糾纏我們？難道你還要將我們的身體置于危險之中，逼迫我們的心靈要一直接受新的決定嗎？我是如此快樂，我可以在泥濘中翻滾，在陽光中沐浴，我可以狂飲濫吃，可以鼾聲震天，可以齜牙亂叫，你為什么來這？！你為什么要把我?guī)Щ氐揭郧拔疫^的可惡的生活中？“我打算做什么，這件事還是那件事？”對這些問題，我不用思考，也用不著懷疑。

　　解放是一件喜事還是一次災(zāi)禍？是一次偽裝成幸事的災(zāi)禍還是一件因為害怕而把它當成災(zāi)禍的喜事？在現(xiàn)代時期——在這個時期，“解放”被放在政治改革日程的首位，一旦足夠清楚地認識到實現(xiàn)自由的過程是緩慢的，“自由”也就會被放在價值清單的最前頭，盡管這意味著喜愛它并不會情愿去歡迎它——的大多數(shù)時間里，這個問題會一直縈繞在思想家的腦中�？梢越o出兩類答案。第一類答案懷疑“普通平民”對自由是否準備就緒。正如美國作家亞加（Herbert Sebastian Agar）在《1942年，一個偉大的時刻》（A Time for Greatness，1942）中指出的，“使人自由的真理通常是人們不愿聽的真理”。第二類答案傾向于認為，當人們懷疑提供的自由可能帶給他們的好處時，他們就有了自己的獨到見解。第一類答案，時斷時續(xù)地激起對那些誤入歧途、因被欺騙而放棄了獲取自由機會的人們的同情，或是對那些不愿意承擔與真正自治和維護自我權(quán)利相伴而來的風險和責任的“大眾”表示蔑視和憤慨。馬爾庫塞的抱怨既二者兼有，也是對生活狀況已接近富足的不自由的人對不自由狀態(tài)的明顯順從屈服而進行的一種責備。而其他盛行的類似牢騷的言論，卻已經(jīng)墮落成了弱勢階級的“資產(chǎn)階級化”（embourgeoisement）（是用“有”來代替“是”，用“是”來取代“行動”）和“大眾文化”[這是一場因這樣一種“文化產(chǎn)業(yè)”而導致的集體性的腦損傷——用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話來說就是：在那樣一些地方，它們本來應(yīng)該由對溫和與輕靈之激情來占領(lǐng)，應(yīng)該由使二者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之激情來占領(lǐng)，這種文化產(chǎn)業(yè)卻培植出了對娛樂和歡娛的渴望]。

　　第二類答案認為，為熱誠的自由主義者所稱贊的那種自由，與他們的斷言相反，并不是幸福的保障。它帶來的苦難可能會比幸福更多。根據(jù)這種觀點，當自由主義者比如大衛(wèi)?康威（David Conway）斷言，即重申亨利?西季維克（Henry Sidgwick）“可以通過在成人中間保持——每個人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資源來決定自己的需求——這樣一種期待來最有效地提高總體的幸�！钡脑瓌t，或者像查爾斯?繆勒（Charles Murray）那樣，在描繪某人特有的幸福追求時熱情奔放——使一件事讓人滿足的是，你應(yīng)這樣去對待它，你覺得你是在盡肩上的真正責任，是在做大量能讓你有一種奉獻感的好事；那么他們就是錯誤的。“依靠自己的資源”預(yù)示著身體的折磨和不能決斷的痛苦，而“盡肩上的責任”預(yù)示著麻痹對風險和失�。�沒有權(quán)利求助和補救）的恐懼。這不可能是“自由”的真正含義；而且“真正存在”的自由即使有這些含義，這些提供的自由，既不可能是幸福的保證，也不可能是值得奮斗的目標。

　　第二類答案，最初源于霍布斯的關(guān)于人對“自由自在，不受限制”存有內(nèi)心恐懼的觀點。它們的結(jié)論來自這一假設(shè)，人類如果從強制性的社會約束的限制（他們永遠也不會服從這些限制）中解放出來，就會成為一個野獸，而不是變成一個自由的個人；而這一恐懼又源于另一假設(shè)，即缺乏有效的約束將使得生活變得邋遢、放蕩、粗暴——因此根本不能帶來幸福和快樂。涂爾干（émile Durkheim）正是把與霍布斯完全相同的洞見發(fā)展為一套綜合的社會哲學體系。按照他的觀點，是那些由最為普遍的大眾評判并由嚴厲的懲罰性制裁支持的“規(guī)范”，使將要成為真正的人（would-be human）的那些人，真正從最為可怕的奴隸狀態(tài)——這種奴隸狀態(tài)不是潛藏在外部壓力下，而是潛藏在內(nèi)部壓力下，潛藏在人的前社會或反社會的（pre-social or asocial）本質(zhì)中——解放出來。在這一哲學體系中，社會約束是解放的力量，也是人類可以合理接納和保持的自由之唯一希望。

　　個人服從社會，這種服從也是個人獲得解放的條件。因為人的解放在于個人從盲目的、無思考能力的物質(zhì)力量中解脫出來；他要獲得這種解脫，就必須依靠偉大和充滿智慧的社會力量來反對它們，在這種社會力量的保護下他得以隱蔽起來。通過把自己置于社會的羽翼下，在某種意義上，他也使自己變得依附于它。但是這是一種解放的依附，其間并不存在矛盾。

　　在依附和解放之間，不僅并不矛盾，而且除了“服從社會”和遵守它的規(guī)范之外，要獲得解放并無他途。反抗社會，自由就不可能獲得。背叛規(guī)則——即使這種背叛沒有立即變得糟透，并因此喪失判斷自己狀況的能力——的結(jié)果是，導致一種與對周圍其他人的意圖和動機不確定的狀態(tài)相連的無法決斷的永久痛苦，可能使得生活就像地獄一樣。社會壓力強加的、濃縮的規(guī)則和慣例，能夠免除人們的這種痛苦：由于可實施的、灌輸了的行為規(guī)范的單一性和穩(wěn)定性，人們在多數(shù)時間里知道如何前進，并且?guī)缀醪粫�處于一種身邊沒有路標的環(huán)境——這是一種只能根據(jù)自己的責任來作出決定的狀態(tài)，是一種對結(jié)局缺乏令人放心的了解的狀態(tài)，是一種讓每個人向前移動都充滿難以計算的風險的狀態(tài)。規(guī)則的缺乏，或者規(guī)則絕對的含糊不清——社會失范——在人們應(yīng)對生活任務(wù)的斗爭中是可能發(fā)生的最為糟糕的情況。規(guī)范的無所不能，就像它們的無能為力一樣；社會失范只不過意味著無能為力。一旦標準的規(guī)范撤離生活戰(zhàn)場，剩余的就只是懷疑和恐懼。[正如弗洛姆（Erich Fromm）曾經(jīng)所說的]當“每個人向前試一下自己的運氣”，當“他要么游過去，要么下沉”——“強制性地探究確定性”的努力已經(jīng)結(jié)束，絕望地尋找能夠“消除懷疑意識”的“解決辦法”的努力卻已開始——時，任何有可能對“確定性”（certainty）承擔責任的東西，都是會受到歡迎的。“慣例（routine）能夠降低一個人的地位，但它也可以對人起到保護作用”，理查德?塞納特是這樣表述的，他還使他的讀者聯(lián)想到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狄德羅（Dennis Diderot）之間的一場古老的爭論。在斯密警告運行中的慣例的力量削弱和變得無效時，“狄德羅不相信慣例的力量正在削弱……狄德羅在現(xiàn)代的最偉大的繼承人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試圖通過證明習慣在社會實踐和自我理解上的基本價值，來讓狄德羅的洞察存續(xù)下來”。塞納特的觀點更為直截了當，他說：“去想象一種屬于片刻沖動和短期行為卻缺乏能持續(xù)下去的慣例和沒有習慣的生活，事實上就是去虛構(gòu)一個沒有頭腦的存在�！鄙�活還沒有到達這樣一個極點，可以使它變得愚昧無知，但是許多東西已被破壞，所有未來的確定性之手段，包括新近設(shè)計的慣例（它不可能持續(xù)足夠長的時間以轉(zhuǎn)變成習慣，而且如果表現(xiàn)出成癮的跡象，可能會遭到怨恨和抵抗），只能成為人類巧妙設(shè)計的支架和辦法，而且僅僅只有當人們被禁止靠得太近去考察它們時，它們看起來才像真事。摧毀了充滿慣例又缺乏反思的無可爭辯的世界，在這個“原罪”之后出現(xiàn)的所有的確定性，必定是一個矯揉造作、粗制濫造的確定性，是一個肆無忌憚、公然“捏造”（madeup）的確定性，是一個承負著人為決定的所有天生脆弱性的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