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索努·沙姆達薩尼

1925年3月24日，卡莉·拜恩斯寫道：

新秩序從昨天開始，也就是說，昨天我們進行了講座的第1講。講座就像學校的教科書中描述的遠古戰(zhàn)爭，都有著它們直接和遙遠的原因，而直接原因都可以在榮格的信函中看到。據(jù)說當科瑞小姐收到說明信的時候，她感覺像是自己的父親去世了一樣。四風（Four Winds）雖然給忠實的聽眾帶來哀痛，但也帶去了愉悅。由于在12月的第一次分析之后我只有兩個小時的分析，因此這似乎是一個黃金機會。

我們在周一和周四的下午4:30～6:00在自治大街（Gemeinde Strasse）的教室里聽講座。昨天參加的人有：蕭博士、凱博士（大約28歲，來自澳大利亞，我第一次看到他，他的筆記做得很精美）、薩金特小姐、克里斯汀·曼、沃德博士、高頓博士、貝克威思（他看上去像被蜜蜂蜇過一樣，相信參加榮格的講座就意味著減少接受榮格分析的時間，事實并非如此，而是他的阿尼瑪使他確信分析的時間越久越好）、莫瑞 （他大約32歲，不久前剛從英國劍橋來到這里，但有時候也從美國過來，帶著他的60個問題。他能夠理解類型理論，比我做得還無可挑剔。他以藥劑師為業(yè)，在佛蒙特州擁有一片荒野，他希望榮格能到那里開會。在談到加利福尼亞州的時候，他說那里不合適，因為那個地方日新月異，如果將會議地址定在那兒，說不定兩周之內(nèi)就會建起一座公寓，而佛蒙特州則不同，佛蒙特州在之后的80年都會一直保持原樣。我覺得這個估量過于保守了，他應該說800年）、奧德里奇、鄧納姆小姐（芝加哥）、我、辛克斯小姐和科瑞小姐。我們按照順序靠著墻坐下來，感覺很不錯。

榮格講，他會從對分析心理學的歷史回顧開始，然后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就像我們在康沃爾的講座中那樣，之后他會篩選一些合適的問題進行討論。我提醒他說我們一致同意聽一個一般的主題（移情），并問他是否愿意選擇這個主題。他說他不會，他更愿意談論我們在個人分析中感興趣的話題。蕭博士說她想了解更多關于對立轉(zhuǎn)化原則的內(nèi)容，而非只局限在關于席勒的章節(jié)中。榮格說，可以講那個以及它產(chǎn)生的效應，但需以某種問題的形式提出。奧德里奇先生說，他想聽榮格是如何發(fā)展自己的人生哲學的，那些想進行分析實踐的人可以把自己的問題留到和榮格做分析的時候再問。我反對他的提議，因為我們其中一些人并沒有接受榮格的分析，人們會對不自由的講座氛圍感到失望。于是榮格說，奧德里奇不過是在對抗起主導作用的女性元素，此時響起熱烈的歡呼聲。從奧德里奇的聲音中可以聽出，他大概飽受那些準備進行分析實踐的人之苦。榮格說，他自己的人生哲學的形成是個太大的問題，不能一下子講清楚，奧德里奇需要把它拆分成多個小問題。接著，科瑞小姐對歷史回顧提出反對，并說她更想聽關于榮格自己的內(nèi)容。我對她的提議感到很高興，因為我也以為榮格已經(jīng)計劃重復他在康沃爾給我們講的引言部分，當然這很遺憾，但他這次要講的是不一樣的內(nèi)容，他的意思是要講自己的分析思想發(fā)展的過程，當然這是一個我們都愿意聽的主題。他說他一直對分析心理學領域所涉獵的范圍之廣感到吃驚，因此他認為對該領域進行概述是非常有意義的，然后他開始講座，我會盡可能地記錄榮格的原話，因為也許只有這樣才能重現(xiàn)他話語的生動……

卡莉·拜恩斯對這愉快的系列講座的生動記錄在這里中斷。很明顯，聽眾并沒有弄清榮格將要講什么。但是，在此之前，我們需要看看榮格在1925年的狀況。

1925年的榮格

《心理類型》（Psychological Types）在1921年出版，并廣受好評。英譯本在1923年面世，也獲得大量的好評。在《紐約時報》圖書評論的兩頁內(nèi)容中，馬克·伊沙姆寫道：這部作品非常嚴肅、積極、令人深思、經(jīng)典，而且非常有啟發(fā)性。它帶來能量、解放和創(chuàng)意。作者對內(nèi)傾思維類型表現(xiàn)出驚人的同情，對其他類型也是如此……榮格非常巧妙地揭示出靈魂的內(nèi)在王國，并發(fā)現(xiàn)幻想的顯著價值。他的作品有多重維度和理解方式，并能夠從多個維度上進行評論。就出版而言，從《心理類型》出版之后直到現(xiàn)在舉辦講座的這段時期是榮格職業(yè)生涯最安靜的一段時間。1921年，他為英國心理協(xié)會舉辦的會議寫了一篇論文，題為《宣泄的心理治療價值問題》； 1922年，他出版了在蘇黎世德語語言和文學協(xié)會的一篇講稿，即《分析心理學與文學藝術作品之間的關系》。與他往日的特點不符的是，他在1923年和1924年沒有發(fā)表新的作品。這或許和他母親在1923年1月去世有關系。他在1925年發(fā)表了兩篇文章，包括在1923年瑞士泰里特的國際會議上報告的總結(jié)心理類型的文章，以及被收入赫爾曼·凱澤林伯爵所編討論婚姻的文集中的文章《作為一種心理關系的婚姻》。當時榮格的創(chuàng)造性重心明顯在別處，也就是謄抄《紅書》，同時開始建造在蘇黎世湖畔的波林根塔樓。

接下來筆者簡要概括一下這部作品的起源。在1913年冬季，榮格刻意釋放自己的幻想思維，并記錄浮現(xiàn)的內(nèi)容。他后來將這個過程稱為主動想象。他將這些幻想寫到《黑書》（Black Books）中，這些并非是他的個人日記，而是自我實驗的記錄。形成主動想象的對話，可以看作思維的戲劇化形式。

當?shù)谝淮问澜绱髴?zhàn)爆發(fā)的時候，榮格認為他的很多幻想能夠預測這個事件。這促使他開始創(chuàng)作《紅書》的第一稿，其中包括對《黑書》中主要幻想的謄抄，還有詮釋性評論以及抒情性的闡述。榮格在這里試圖從這些幻想中推導出一般的心理學原理，并理解幻想中刻畫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以象征的形式呈現(xiàn)出現(xiàn)實世界中的事態(tài)發(fā)展過程。雖然榮格想要出版這部作品，但他在生前一直未能將其付梓。這部作品的整體主題是榮格如何重新找回自己的靈魂，并克服當代精神異化造成的心神不安。最終，通過使新的上帝意象在他靈魂中再生，以及以心理學和神學的宇宙學形式發(fā)展出新的世界觀，他達成了這個目標。《紅書》呈現(xiàn)的是榮格的個體化過程這一概念的模型。

書中的材料經(jīng)過多次謄抄，有多份草稿，接著榮格又將這些內(nèi)容以花體字的形式謄抄到一部紅色皮革卷中，同時他還用圖案裝飾了每頁的首字母，為每頁加上裝飾邊線以及大量的繪畫。榮格在1915年完成了《紅書》前兩部分的手稿，并在1917年完成了第三部分審視。此后，他又繼續(xù)進行細致的謄抄。這些畫作最初是書中幻想的插畫，后來可以被視為主動想象本身，有時候也指同一時期在榮格的《黑書》中的幻想。榮格在1930年左右停止謄抄。到1921年1月，榮格的花體字卷已經(jīng)有127頁，到1925年8月，他已經(jīng)寫到第156頁的末尾。

1920年，榮格在波林根的蘇黎世湖畔購置了一些土地，他感到自己要在石頭上呈現(xiàn)自己最深的思想，并建造一座完全原始的住所：波林根對我很重要，因為文字和紙張遠遠不夠。我需要在石頭上告解。塔樓是個體化的表現(xiàn)。多年來，他在塔樓的墻上創(chuàng)作壁畫和雕刻。因此，塔樓可以被視為《紅書》的三維延續(xù)：它的第四部分。

在1924年和1925年，出版這部作品已經(jīng)成為榮格腦海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在1924年年初，榮格讓卡莉·拜恩斯重新將文本的內(nèi)容打印出來，并探討將其出版。卡莉在自己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你讓我抄《紅書》的內(nèi)容，你之前已經(jīng)謄抄過，但那之后你又添加很多材料，因此你想再抄一遍。在我抄寫的時候，你會跟我解釋其中的內(nèi)容，因為你幾乎了解自己所說的一切。這樣，我們能夠討論很多在我的分析中從未出現(xiàn)的東西，我也能從根本上理解你的思想。

同時，榮格也在和自己的同事沃爾夫?qū)?middot;斯托克邁爾討論可能的出版形式。 1925年，彼得·拜恩斯將《向死者的七次布道》（Septem Sermones ad Mortuous）翻譯成英文，并在英格蘭由沃特金斯出版社以非公開形式出版。

在謄抄的過程中，卡莉·拜恩斯催促榮格做一個關于這部作品的講座。她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

當我問拜恩斯（彼得·拜恩斯）是否想聽一個關于《紅書》的講座時，我只是想知道你在和他做什么。自從我開始讀它，我就在想，如果不僅像你所說的那樣是我們一起討論，而是將蒙娜·麗莎包含在內(nèi)，那么它將成為一個美好的東西�；蛟S她也知道書中的所有內(nèi)容，而且完全理解它，以至于她對此并不感興趣，但我想她會……他（彼得·拜恩斯）問我……為什么出版《紅書》會成為我的一個問題。我會狠狠地反駁他說，這是因為你呈現(xiàn)它的方式給我造成很大的困難……接著你告訴他你對它的想法，他完全不知所措……當我說我想聽到你在外面講《紅書》的時候，你以為我想要搞個社交茶會，我以善意的方式回擊你說，如果《紅書》沒有重要到需要在外面談論，那么你需要為它做些什么了。

目前尚不清楚這些講座是否舉辦了。但這些討論在榮格決定第一次公開談論自己的自我實驗以及《紅書》中的某些幻想時很可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此期間，榮格離開了他在1916年創(chuàng)立的心理學俱樂部。 1922年11月25日，他和艾瑪·榮格以及托尼·伍爾夫一同離開俱樂部。在榮格離開俱樂部之后，他于1923年在英格蘭康沃爾郡的波爾澤斯舉辦了自己的系列講座。幾年前，分析心理學俱樂部在倫敦已經(jīng)創(chuàng)立。這次講座是由彼得·拜恩斯和埃斯特·哈丁組織的，有29個人參加。該講座有兩個主題，即分析的技術和基督教的歷史心理效應。在此期間，越來越多的英格蘭人和美國人到蘇黎世接受榮格的分析，形成了一個非正式的僑民小組。1922年8月22日，杰米·德·安古洛在寫給昌西·古德里奇的信中提出一個對所有神經(jīng)癥兄弟的挑戰(zhàn)走，兄弟們，去麥加，我說的是蘇黎世，去飲生命之泉的水，所有形同行尸走肉的人啊，去尋求新生吧。

1923年4月30日，尤金·施萊格爾提議俱樂部應該再邀請榮格加入。同年晚些時候，榮格和阿方斯·米德對此事情展開通信討論，榮格的立場是，只有全體一致明確地渴望和他合作，他才會回歸。俱樂部內(nèi)部也就這件事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例如，1923年10月29日，馮·穆拉爾特認為，榮格用俱樂部成員實現(xiàn)他的個人目的，如果成員不接受他的理論就很難與他相處，而他對他人的態(tài)度也不是一個分析師應有的，等等。不難想象，當榮格看到依據(jù)自己的理念所創(chuàng)立的機構(gòu)已經(jīng)誤入歧途，而他自己則被看作一個故意阻礙別人的大家長時，他會有何反應。1924年2月，漢斯·特呂布不再擔任俱樂部的主席，俱樂部給榮格寫了一封信請他回到俱樂部，在一個月后，榮格回歸了。

同年稍晚一些的時候，榮格舉辦了一個用德語講授的關于夢的心理學講座，該講座由三部分構(gòu)成（1924年11月1日、12月8日，以及1925年2月21日），緊接著在1925年5月23日又有一次討論。需要著重指出的是，盡管本書中記錄的這些英文的講座是在心理學俱樂部舉行的，但他們并非是官方的俱樂部講座，俱樂部紀要和年度報告并沒有提及它們，而1925年時的52個成員和3個客座成員中只有一部分參加了這些講座。相反，這些講座更像是榮格安排的私人活動，只是恰好在心理學俱樂部舉行。而且，那些參加了榮格在波爾澤斯講座的人和參加這些講座的人有更大的一致性（講座小組的人數(shù)基本相同）。因此，在那些重新將榮格接納到他們中間的本地俱樂部成員和榮格英文講座的更加國際化的聽眾之間存在著差異，他們也有不同的心理動力。在隨后的歲月中，英文在榮格的作品傳播中發(fā)揮了主導作用。

講座

榮格在《心理類型》的開篇中評論的是知識的主觀條件，即個人差異。他指出，在心理學中，概念永遠是研究者主觀的心理集聚的產(chǎn)物。認識到個人差異所造成的效應，即知識中由主觀決定構(gòu)成的部分，是對其他個體進行科學評估的前提。在這個講座中，榮格很坦率地說了自己的個人差異，但并不是他自己的傳記，而是他自己的取向、他自己的心理學立場的形成，即自己的主觀取向。這是榮格第一次講自己的心理類型。榮格開始講到自己想給出一個分析心理學領域?qū)挾鹊母庞[，接著他先大致概括了自己的概念的來源，從他對無意識問題的關注開始。盡管榮格的作品有著弗洛伊德中心化的特點，但與之截然相反的是，榮格并沒有直接將自己的作品和弗洛伊德聯(lián)系在一起，而是將其與他之前閱讀的叔本華和馮·哈特曼的著作以及參與的靈媒表演聯(lián)系在一起，從而將自己的作品置于一個完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思想和經(jīng)驗的軌道上。榮格明確地指出，他僅僅是在形成自己最初的無意識和力比多概念，并完成了自己的心理病理學實驗研究之后才與弗洛伊德取得了聯(lián)系。盡管他覺得自己獨立地驗證了某些弗洛伊德的理論，但他堅持認為自己從一開始就對其理論持保留的態(tài)度。在他已經(jīng)出版的作品中，榮格已經(jīng)指出了他和弗洛伊德的理論差異。在這里，榮格第一次坦率地說出他和弗洛伊德的關系，以及弗洛伊德的個人缺點，即弗洛伊德對自己的個案不誠實、不能接受批評，最重要的是，他將自己的權威置于真理之上。這是榮格第一次對弗洛伊德在1914年所寫的《精神分析運動史》（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中帶有個人偏見的記述進行回應。

接著，榮格講到弗洛伊德不能正確理解的強大的夢，這使他對無意識的自主性有新的理解。然后，他意識到他在《力比多的轉(zhuǎn)化與象征》（Transformations and Symbols of the Libido，1912）中分析的是他自己的幻想功能。因此，他開始以一個更加系統(tǒng)的方式進行分析。隨后，榮格敘述了他在1913年10月去沙夫豪森的路上看到的幻象。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之后，他認為這些幻象具有預測性，并開始自己的主動想象。他開始專注于1913年秋和自己靈魂的對話、12月12日的第一次視覺的下沉（visual descent）、12月18日殺掉西格弗雷德（Siegfried）的夢，以及不久之后和以利亞與莎樂美的相遇。總而言之，榮格在講座中講到的自我實驗從1913年10月持續(xù)到12月，這些構(gòu)成了《紅書》的第一部分，即第一卷（Liber Primus）。這些內(nèi)容再加上討論，就構(gòu)成這次講座的主體部分。這是榮格第一次，實際上也是唯一一次在公開場合談到這些材料。重要的是，雖然榮格在講述這些情節(jié)的時候，從未直接提到《紅書》，但很明顯激發(fā)了聽眾極大的好奇心。這次講座可被視為以第一人稱的形式報告分析心理學的實驗，他將他自己的個案作為他理論中最清晰的案例。同時，他直接向參加講座的聽眾講：我已經(jīng)告訴了你們很多內(nèi)容，但不要認為我已經(jīng)告訴你們所有！他在這里的報告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卡莉·拜恩斯要他開展一次《紅書》講座請求的回應，而且榮格的興趣應該是將聽眾的反應和他對出版該作品的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

榮格對這些情節(jié)的討論絕不是他在《紅書》的第二層中的評論，但可以被視為第三層的評論。與《紅書》中第二層的抒情性和喚起共鳴的語言相反，榮格在這里使用的是心理學的概念，更加確切地講，他試圖展示他如何從自己對這些相遇的反思中獲得心理學的概念。就像他生動地指出的：我從我的患者那里獲得所有的經(jīng)驗材料，但我從內(nèi)部，從對無意識過程的觀察中獲得問題的解決方法。同時，他的報告又起到了教育的效果。大多數(shù)聽眾都是接受他分析的人，我們可以假設主動想象的練習在他們的工作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因此他實際上是在用自己的素材作為教學的例子，展示他自己的心理類型學如何在他的幻想中被刻畫和表現(xiàn)出來，他如何遇到阿尼瑪和智慧老人，又如何和他們達成和解，以及解決對立沖突的超越功能的起源。除此之外，這次講座中有一個重要的部分集中討論了現(xiàn)代藝術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從心理學的角度理解它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工作的問題在榮格心目中似乎是背景般的存在。

在報告和討論完他的素材之后，榮格接著展示了一個關于如何理解這些形象的概括性框架。從歷史的角度上看，很遺憾參加討論的人并沒有讓榮格報告更多他的個人素材并對其進行評論。這次講座以班級任務的分配結(jié)束，參與者被要求研究三部通俗小說中的阿尼瑪主題，包括賴德·哈格德的《她》（She），伯努瓦的《亞特蘭蒂斯》（LAtlantide），以及麥林克（Meyrink）的《綠面》（Das grne Gesicht）。在學生的要求下，一部關于阿尼姆斯的作品，瑪麗·海（Marie Hay）的《邪惡的葡萄園》（The Evil Vineyard）取代了麥林克的作品。就像榮格所講，這個練習的目的是使他能很好地了解你們在講座中學到了什么。

這并不是榮格第一次使用通俗作品闡述自己的工作�！缎睦眍愋汀返牡�5章主要講述了他對瑞士作家卡爾·斯皮特勒的作品《普羅米修斯和埃庇米修斯》（Prometheus and Epimetheus）的分析，斯皮特勒在1919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賴德·哈格德的《她》自1887年出版以來，一直都是暢銷書。由小說改編成的無聲電影也在1925年完成，賴德·哈格德親自為其編寫字幕。將通俗小說用于闡述個體化過程，說明了其中的心理動力絕非是純粹的秘傳事件。

在這次講座于7月6日結(jié)束的幾周后，榮格在7月25日到8月7日之間在英格蘭多塞特的斯旺納奇開展了新的英文系列講座。這次講座同樣也是由彼得·拜恩斯和埃斯特·哈丁組織的，講座的主題是夢的分析，差不多有100人參加。榮格以報告夢的詮釋的歷史開始，緊接著對一位53歲孀婦的一系列夢進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