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導言

我們并不需要高明的評論技巧就可以察覺到，那些主張的提出者毫無信譽可言，并且從未涉足中國。然而，思維一旦懷有偏見，它就傾向于采納最為荒唐的謬傳，并且將這一切都視為事實，這種思維趨于貶低我們不喜歡的人，甚至把這種不喜歡說成是值得贊揚的美德。
讓巴普蒂斯特杜赫德

可以說，沒有哪一種文化被看成比中國文化更有別于西方的價值觀念。然而，我們不難發(fā)現，唐宋時期存在若干與啟蒙運動時期對應的核心概念：變更世襲特權制度以利于吸納德才兼?zhèn)涞娜瞬牛ㄍ旭R斯杰斐遜柳宗元）；裁決政策的根據是事實與理性而非宗教或社會特權（狄德羅白居易）；提倡對政府政策及其制定者直陳諫言（塞繆爾 約翰遜蘇軾）；秉持一元論的自然觀（斯賓諾莎章如愚）。毋庸置疑的是，中西境況雖然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差異，但其結構上的相似之處（structural parallels）可以幫助歷史學家在平等之上構想討論，比如近代早期的集權政體這個司空見慣的話題。
在《對比的想象種族主義、民族主義與社會運動史論》（The Comparative Imagination: On the History of Racism, Nationalism, and Social Movement）一書中，喬治 弗雷德里克森（George Frederickson）區(qū)分了兩種類型的歷史學家：一類試圖為某個進程建立一種更好的學理性認知；另一類則從事比較性的工作，以促進通常是值得慶祝的國家歷史的產生。［1］中國與西方的比較通常屬于后者。［2］本書試圖追溯近代早期的中國關于諸如平等或言論自由等權利的討論與制度［3］，連同英國啟蒙運動（the English Enlightenment）對上述討論及制度的回應，以此實踐第一類歷史學家的理想追求。

方 法

本書采用的研究方法認同視覺藝術具有認知維度，并將其運用在對政治抽象概念（political abstraction）發(fā)展進程的追蹤之中。本書的基本假設是，與有形且具體的實物相比，人類在認知上更難理解政治抽象概念。比如施政權力（political authority）這一抽象概念，在中古時期的中國［1］與中世紀的歐洲一樣，宏偉莊嚴的外觀是權力（authority）的顯性表達。從為貴族階層（the aristocracy）設計的衣飾、徽章、車轎與城宅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權力運用的展現。甚至連代表施政權力的詞在近代早期英國都是貴族身份（nobility）［2］一個將權威等級寓于衣物服飾與儀態(tài)舉止的術語（參見第二講）。無論是對中國人還是歐洲人來說，將施政權力的概念從有貴族身份的人的具體形象中抽離出來，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而本書的重要篇幅就將致力于準確地解釋上述抽離是如何達成的。
同樣，諸如政體（the polity）、人民（the people）這樣的政治抽象概念，在中國與歐洲出現得都比較晚，而它們的演進軌跡則可以通過文本和圖像追蹤。最后，本書的研究方法將指出，中國與英國絕非完全不可比較，實際上，在17 世紀與18世紀，二者的相似之處有增無減。此外，盡管在此期間有不可否認的廣泛的文化交流，但這些相似之處或許與其說是影響的產物，不如說是結構的必然性（structural necessity）。
一般而言，民族主義的歷史是拒斥上述方法的。亨廷頓假說（The Huntington hypothesis）［3］認為，學者可以從不同文化的傳統群體（groups）［ 1］特別是西方與他方（the Rest）各自擁護的價值觀中，辨別出本質且經久的差別。如此，它便可以將無法比較的文化價值觀之間先驗與普世的沖突，假定為全球政治沖突的根本來源，以此來抵制歷史的趨同共存（convergence）。［2］
自啟蒙運動以來，比較的視角便如影隨形。伊麗莎白 威爾遜（Elizabeth Wilson）的研究（分析詳見本講后文）論證了大不列顛帝國的崛起如何促進了本土的穩(wěn)固與其他地區(qū)的妖魔化，并使一種直至今日依舊活躍的文化政治傳統得以形成。這種做法在歐洲大陸也很普及，比如中國就因為國際貿易的成功與后貴族政治（post-aristocratic）的社會體系而被視為對手和威脅，很早就引來了像孟德斯鳩和黑格爾那樣的名人的致命攻擊。這一過程在冷戰(zhàn)期間復蘇并變本加厲，致使歷史上的中國形象被扭曲得面目全非。
馮珠娣（Judith Farquhar）與何偉亞（James Hevia）、劉禾、王國斌等人的相關研究，已經對這種歷史傳統在邏輯與歷史上的缺陷有所揭示。［3］然而，歷史上的中國形象至今仍有遺留，以至于許多人會質疑本講的開頭部分。遺憾的是，如果對過去中國的印象繼續(xù)依托于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那么，我們就無謂地限制了自己對這一正在崛起的力量的想象，在存在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將雙方引向沖突。然而，從事此類并不流行的比較還有很多更為緊迫的原因。
近年來，幾乎沒有任何一種傳統認為本質上屬于西方的價值觀法治、平等、社會正義或言論自由可以逃脫美國內部在原則或實踐方面的挑戰(zhàn)，孕育了關于上述理念之價值或必要性的討論。例如相關討論認為，隱私作為一項權利，是西方歷史上特殊時期的一個人工產物，在這個即時通信的時代已經作廢。像亨廷頓假說一樣，這種討論假定了一種文化主義的視角（a culturalist view），即社會價值觀念是作為國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的表達而出現的，但如果我們知道存在另一個匿名權已經制度化的時空會怎樣呢？或許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復雜社會中匿名的作用？本書旨在繼續(xù)跟進這樣的問題，但并不以相異且虛構的文化本質作為先決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