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紅樓夢》在中國小說藝術(shù)發(fā)展史上，既結(jié)束了一個時代，也開創(chuàng)了一個時代。它的作者曹雪芹比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狄更斯等世界性的藝術(shù)巨擘要早一個世紀，就登上了全球文學(xué)的高峰。同時，《紅樓夢》還是與整個中國民族文化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的，人們一提起《紅樓夢》就自然想到了中國民族文化，而一提起中國民族文化，就自然想到了《紅樓夢》。

然而，把我國古代小說發(fā)展推向頂峰的曹雪芹，在其生前與身后并不是都獲得人們應(yīng)有的認識，盡管他的《紅樓夢》從一問世就受到了讀者的喜愛，以高價爭購這部令人入迷的小說，達到了“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是枉然”（《京都竹枝詞》）的程度，但有關(guān)作者的真實情況卻很少有人記述。直到本世紀20年代初，胡適考訂《紅樓夢》的作者為曹雪芹，又經(jīng)過半個多世紀學(xué)者們的考索，才使我們對《紅樓夢》作者有了一些并不詳盡的了解。

曹雪芹名霑，字夢阮，號雪芹，又號芹圃、芹溪，生于清代康熙末年（1715？）。先世原是漢族，大約在明代后期被編入滿洲正白旗，身份是“包衣”。這種“包衣”的家庭，對皇帝，他們是奴才；而論其地位，則又屬貴族。曹雪芹的曾祖曹璽任江寧織造，曾祖母孫氏是康熙的褓母，祖父曹寅做過康熙的伴讀和御前侍衛(wèi)，后任江寧織造兼兩淮巡鹽御史，極受康熙帝寵信。曹寅死后，其子曹颙、曹頫先后繼任江寧織造。祖孫四人擔(dān)任此職達六十年之久。曹雪芹自幼就是在這“秦淮風(fēng)月”之地的“繁華”生活中長大的。

雍正登位后，曹家即卷入了皇室激烈斗爭的漩渦之中，并遭受一系列打擊。雍正五年（1727）曹獲罪革職，第二年被查抄，后曹雪芹隨全家遷回北京。曹家從此一蹶不振，至遲到1756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陷入了“舉家食粥酒常賒”（敦誠《四松堂集·贈曹芹圃》）的貧困境地。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雪芹幼子夭亡，他陷于過度的憂傷和悲痛中。到了這一年的除夕（1763年2月12日），終因貧病無醫(yī)而逝世。

據(jù)其友人的描繪，雪芹“身胖，頭廣而色黑”（裕瑞《棗窗閑筆》）。他性格傲岸，豪放不羈，嗜酒，才氣縱橫，善談吐，能詩善畫。同時代的敦誠說他“詩筆有奇氣”（《四松堂集·贈曹芹圃》），“詩膽昔如鐵”（同上），把他比作唐代詩人李賀。但他的詩僅存題敦誠《琵琶行傳奇》兩句：“白傅詩靈應(yīng)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

曹雪芹喜繪突兀奇峭的石頭。敦敏《題芹圃畫石》說：“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醉馀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塊磊時。”可見他喜畫石頭乃是寄托胸中郁積不平之氣。這些都從某一個角度勾勒了曹雪芹的才情風(fēng)貌和性格素養(yǎng)。

曹雪芹由錦衣玉食墜入繩床瓦灶，個人遭遇的不幸促使他對生活有了更深切的感悟，人生況味的咀嚼以及自身的文化反思，對其創(chuàng)作的推動更為巨大。

《紅樓夢》原名《石頭記》。在1754年脂硯齋重評的《石頭記》中已經(jīng)有了“十年辛苦不尋�！焙汀芭�閱十載，增刪五次”的說法，據(jù)此推斷，大約在1744年前后，曹雪芹即以飽蘸著生命的血淚，開始創(chuàng)作《紅樓夢》。但是直到他“淚盡而逝”時，也未能完成全篇，僅以并不完整的八十回傳世�，F(xiàn)在看到的《紅樓夢》后四十回，一般認為是高鶚續(xù)補的。高鶚，字蘭墅，別號紅樓外史，1795年中進士，做過內(nèi)閣中書等官。他續(xù)補《紅樓夢》是在1791年以前。后四十回可能根據(jù)原作者殘存的某些片段，追蹤原書情節(jié)，完成了寶黛愛情悲劇，使全書故事首尾完成。盡管后四十回的續(xù)書有不少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原作八十回強大嚴密的詩意邏輯和美學(xué)趨勢，還是被高鶚不同程度地繼承了下來。因此，從二百馀年的《紅樓夢》的傳播史和接受史上來觀照，仍然可以證明它是比任何續(xù)書都更具有特點和更為差強人意的續(xù)補。

《紅樓夢》的藝術(shù)世界異常迷人，它的思想文化底蘊極其深邃，它對許多讀者的精神生活曾經(jīng)發(fā)生并仍在發(fā)生著強烈的影響。在中國小說史上，還沒有像《紅樓夢》這樣能夠細致深微然而又是氣魄闊大地、從整個社會的結(jié)構(gòu)上反映生活的復(fù)雜性和廣闊性的作品�？梢院敛豢鋸埖卣f，《紅樓夢》正是當時整個社會（尤其是上層社會）面貌的縮影，也是當時社會整個精神文化（尤其是貴族和知識分子階層的精神文化）的縮影。難怪人們發(fā)出這樣的感喟：《紅樓夢》里凝聚著一部二十四史。是的，《紅樓夢》本身就是一個豐富的、相當完整的人間世界，一個絕妙的藝術(shù)天地！然而，《紅樓夢》又是一部很難讀懂的小說。事實上，作者在寫作緣起中有詩：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這首詩不僅成了這本書自身命運的預(yù)言，同時也提示讀者作品中寄寓著極為深邃的意味。

如果把《紅樓夢》當作人類審美智慧的偉大的獨創(chuàng)性體系對待，而不是簡單地從中尋找社會政治史料和作家個人的傳記材料，就需要回到《紅樓夢》的文本深層，因為只有面對小說文本，才能看到作者把主要筆力用之于寫一部社會歷史悲劇和一部愛情悲劇。這幕悲劇的中心舞臺就設(shè)置在賈府尤其是大觀園中，因此，它對社會歷史的反映既是形象的，又是折射式的。而作品主人公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等絕慧一時的人物及其命運，尤其是他們愛情婚姻的糾葛，以及圍繞這些糾葛出現(xiàn)的一系列各種層次的人物面貌及其際遇，則始終居于這個悲劇舞臺的中心。其中令讀者最為動容的是寶黛的愛情悲劇。因為他們不僅在戀愛上是叛逆者，而且還因為他們是一對叛逆者的戀愛。這就決定了寶玉和黛玉的悲劇是雙重的悲�。悍饨ǘY教和封建婚姻制度所不能容許的愛情悲劇，和上流社會以及貴族家庭所不容許的叛逆者的悲劇。作者正是把這雙重悲劇融合在一起著筆，它的意義就更為深廣了。

《紅樓夢》的深刻之處還在于它使家庭矛盾和社會矛盾結(jié)合起來，并賦予家庭矛盾以深刻的社會矛盾的內(nèi)容，因而《紅樓夢》所描寫的賈府中的種種矛盾，以及寶玉、黛玉、寶釵等諸多人物的愛情、婚姻的沖突，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當時社會各種矛盾的反映。既然如此，小說的視野一旦投向了全社會，那么，政治的黑暗、官場的腐敗、世風(fēng)的澆漓、人心的衰莠，便不可避免地會在作品中得到反映。書中所著力描寫的榮國府，就像一面透視鏡似地，凝聚著當時社會的縮影。這個封建大家族，也正像它所寄生的那個將由盛轉(zhuǎn)衰的清王朝一樣，雖然表面上還維持著赫的豪華場面，但那“忽喇喇如大廈傾”的趨勢，卻已從各方面掩飾不住地暴露出來。而這一切也正符合全書的以盛寫衰的創(chuàng)作構(gòu)思的特點。

《紅樓夢》一經(jīng)出現(xiàn)，就打破了傳統(tǒng)的思想和手法，從而把長篇小說這種文體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如果從小說美學(xué)色素和典型意緒加以觀照，曹雪芹是偏重于感覺型的小說家，甚至可以說，曹雪芹作為小說家的主要魅力，非常清晰地表明，他是憑借對活潑潑流動的生活，以驚人準確絕妙的藝術(shù)感覺，進行寫作的。或者說，曹雪芹小說中的思想精靈，是在他靈動的藝術(shù)感覺中，在生活的激流中，作急速眩目的旋轉(zhuǎn)的。在《紅樓夢》中，讓你看到的是幽光狂慧，看到天縱之神思，看到機鋒、頓悟、妙諦，感到如飛瀑、如電光般的情緒速度�？梢赃@么說，出于一種天性和氣質(zhì)，從審美選擇開始，曹雪芹就自覺偏重于對美的發(fā)現(xiàn)和表現(xiàn)，他愿意更含詩意地看待生活，這就開始形成了他自己的特色和優(yōu)勢。而就小說的主調(diào)來說，《紅樓夢》既是一支絢麗的燃燒著理想的青春浪漫曲，又是充滿悲涼慷慨之音的挽詩。《紅樓夢》寫得婉約含蓄，彌漫著一種多指向的詩意朦朧，這里面有那么多的困惑。那種既愛又恨的心理情感輻射，確實常使人陷入兩難的茫然迷霧。但小說同時又有那么一股潛流，對于美好的人性和生活方式，如泣如訴的憧憬，激蕩著要突破覆蓋著它的人生水平面。其中執(zhí)著于對美的人性和人情的追求，特別是對那些不含雜質(zhì)的少女的人性美感，所煥發(fā)著和升華了的詩意，正是作者審美追求的詩化的美文學(xué)。比如能夠進入“金陵十二釵”正冊、副冊、又副冊者，據(jù)說將有六十人，這些進入薄命司冊籍的婦女，都是具有鮮明個性的美的形象。作者正是以如椽之筆，將這樣一大批紅粉麗人，一個一個地推到了讀者的眼前，讓她們在大觀園那座人生大舞臺上盡興地表演了一番，然后又一個一個地給予了她們以合乎邏輯的歸宿，這就為我們描繪出了令人動容的悲劇美和美的悲劇。

在具體的描繪上，正如許多紅學(xué)家研究所得，小說作者往往把環(huán)境的描寫緊緊地融合在人物的性格的刻畫里，使人物的個性生命能顯示一種獨特的境界。環(huán)境不僅起著映照性格的作用，而且還具有強烈的感染力。作者善于把人物的個性特點、行動、心理活動和環(huán)境的色彩、聲音融合在一起，構(gòu)成一個個情景交融的活動著的整體。而最出色的，當然是環(huán)繞林黛玉的“境”與“物”的個性化的創(chuàng)造。可以說，中國古典小說的民族美學(xué)風(fēng)格，發(fā)展到《紅樓夢》，已經(jīng)呈現(xiàn)為鮮明的個性、內(nèi)在的意蘊與外部的環(huán)境，相互融合滲透為同一色調(diào)的藝術(shù)境界，得以滋養(yǎng)曹雪芹的文化母體，是中國傳統(tǒng)豐富的古典文化。對他影響最深的，不僅是美學(xué)的、哲學(xué)的，而且首先是詩的。我們把《紅樓夢》稱之為詩小說或小說詩，或曰詩人的小說，它是當之無愧的。

《紅樓夢》證明，曹雪芹創(chuàng)作態(tài)度極為嚴肅，構(gòu)思縝密精心，章法有條不紊，語言字斟句酌。作者不以敘述一個故事并作出道德裁判為滿足，甚至不十分注意他的讀者的接受程度，他真正注重的是表現(xiàn)自我。而《紅樓夢》恰恰是作者經(jīng)歷了人生的困境和內(nèi)心的孤獨后，對生命的感嘆。他不僅僅注重人生的社會意義、是非善惡的評判，而是更加傾心于人生生命況味的執(zhí)著品嘗。他在作品中，傾心于展示的是他的主人公和各色人等坎坷的人生道路，他們的種種甜酸苦辣的感受和體驗。我們的讀者千萬不可忽視和小看了這個視角和視位的重新把握，以及精彩選擇的價值。從寫歷史、寫社會、寫人生，到執(zhí)意品嘗人生的況味，這就在更寬廣、更深邃的意義上，表現(xiàn)了人性和人的心靈。

從《紅樓夢》的接受史來觀照，體驗和體現(xiàn)人生況味，是這部偉大小說的藝術(shù)魅力所在，也是它和人們對話最易溝通、最具有廣泛性的話題。讀者面對小說中人生的乖戾和悖論，承受著由人及己的震動。這種心靈的顫栗和震動，無疑是《紅樓夢》所追求的最佳效應(yīng)。因為對于廣大讀者來說，他們之所以要窺視不屬于自己的生活流程和生命體驗，不只是出于好奇，而更重要的是通過與書中的世界各種殊異的心靈相識，品嘗人生的諸種況味。所以從小說發(fā)展史角度來看，小說從寫歷史、寫人生到寫人生的況味，決不意味《紅樓夢》價值的失落，而是增強了它的價值的普泛性。一種擺脫了狹隘功利性而具有人類性的小說，即使在今天，仍有巨大的生命意義和魅力，這就是《紅樓夢》迥異于它以前小說的地方。

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紅樓夢》校注本，最初在1953年（用作家出版社名義），以“程乙本”作底本，由俞平伯、華粹深、啟功（后又加入李鼎芳）諸先生注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啟功先生重新注釋出版。今次出版，以俞平伯先生校點《紅樓夢八十回校本》（附后四十回）為底本，仍用啟功先生的注釋，并略作修訂。

《紅樓夢》校注本出版社付印之前，囑余撰寫《前言》，至為忻幸，試作如上，并祈讀者指正。

寧宗一

1998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