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同輩學人，錢穆與張君勱似乎也談不上什么私交。1958年元旦，張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在香港《民主評論》上發(fā)表《中國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的宣言，被認為是新儒家的形成標志，當時曾邀錢穆聯(lián)署，而錢穆拒絕了。許多學者以這則材料為依據(jù)，將錢穆和新儒家劃清了界限。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的是，二人對于文化和人生的深切關注是共同的。面對內憂外患的民族危亡，他們都以一種歷史的擔當感來捍衛(wèi)中國文化，重振民族精神。張君勱認為“人生觀是文化的核心”，錢穆也提出“文化就是人生”。在以新文化來領導新民族，以新人生觀來重塑“新人”這一點上，二人是沒有分歧的。這種看似最低限度的一致，卻是最本質的文化認同的一致。如果用“民主”和“法治”來標注張君勱，用“史學”和“教育”來標注錢穆，那么他們的不同是明顯的。但回顧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卻有共同的關鍵詞：“文化”和“人生”。
　　錢穆畢生從事教育事業(yè)，從鄉(xiāng)教十年到北大講學，從流轉西南到定居臺灣，為文化建設培養(yǎng)了大批優(yōu)秀的學術人才。錢穆懷抱著對傳統(tǒng)文化的“溫情與敬意”，開創(chuàng)了“大器通學”的一派學風，為中國學統(tǒng)的建設作出了貢獻。張君勱是一個“徘徊于學術和政治之間”的人物，他對儒家內圣強而外王弱的不足有著充分的認識，投入大量的精力在民主法治體制的建構上，為中國現(xiàn)代政統(tǒng)的開出而孜孜不倦地努力著。錢穆一生最為推崇孔子和朱子：“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fā)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曠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堪與倫比。孔子集前古學術思想之大成，開創(chuàng)儒學，成為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學興起，乃儒學之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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