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地與海洋

——思維策略

把愛奉獻給塔樓吧，因為它們統(tǒng)治著沙漠。

——安托萬·德·圣-埃克蘇佩里

在西方哲學中，冒險航海是一個流行的對思想的比喻。對于西方哲學來說，征服風暴中的海洋就像一種英雄壯舉。世界表現(xiàn)為一種需要以行為主義去打破的阻力。因此，黑格爾將思想比作在無邊無際的海洋上冒險航行，在那里“所有繽紛的色彩和一切和煦的陽光都被吞沒了”。面對大海的寬廣和善變，精神感到一種“畏懼”（Grauen）。

黑格爾對海洋及航海所做的地理哲學意義上的評論，相當于一種對希臘—西方思想的隱喻。黑格爾說，人們遭遇大海時，需要帶著“狡計”、“聰慧”和“勇氣”，因為它是詭計多端的，是最不可靠、最具欺騙性的因素。它的表面是“絕對柔軟的”。它不反抗任何壓力，“甚至一縷微風也不反抗”。因此，它看起來無比純真、順從、友善、溫和。但恰恰是這種順從將海洋翻轉為“最危險、最殘暴的因素”，其中蘊含著它的欺騙性。顯然，黑格爾無法認同水的優(yōu)點，諸如順從、溫和，無法從中看到一種友善的、溫和的思想的可能性。他很快將大海的殘暴歸咎于水的順從。它的友善只是一種欺騙：“人類僅用一塊簡單的木頭去對抗這種欺騙，完全依賴于自身的勇氣和機智果斷，就這樣帶著自制的陸地，從固定的東西轉移到無狀的東西上。如海上的天鵝般用靈活而圓潤的動作劈波斬浪、自在遨游的船只是一種工具，它的發(fā)明同樣更多是給人類的大膽帶來榮譽，而非給他們的智力。”

注視著流水，黑格爾或許想到，水本身是具有欺騙性的，其原因是水隨時在改變著自己的形式；它根本沒有自己的形式，從未和自己保持同一，缺乏一切穩(wěn)定性。顯然，它在黑格爾的眼中是與真理相對立的形象。陸地雖然并不柔順，對抗著施加于其上的外部壓力。但同時，它提供了一個非常穩(wěn)固的支撐，而海洋卻是“無狀之物”。陸地有穩(wěn)定的形狀。它身上蘊含著本質的一個重要特征——穩(wěn)定性。黑格爾對水和海洋的感知始終被對固定之物的強制需求所引導。只有這種以固定之物為導向的做法才讓海洋看起來是無狀之物，是最危險的因素。

康德也用航海做比喻，來形象地表達其思想。蘇格蘭哲學家休謨?yōu)榱税踩�起見，將他的船收藏于懷疑論的海灘，而船卻在這里開始腐爛。與休謨相反，康德打算將他的船托付給一位航海家，他“備有一張詳盡的海圖和一個羅盤，將根據(jù)從地球知識得來的航海術的可靠原則，能夠隨心所欲把船安全地駕駛到任何地方”。康德的航海術通過將海洋圍繞在一個原則體系中，通過將海洋完全繪制在不可移動的坐標上而征服了海洋。西方思想發(fā)源于對一個確定原因的需求。恰恰是這種對穩(wěn)定性、確定性的強制需求，讓所有的偏離、變化和不確定性都成了一種威脅。

如果理性作為“真理的最后一塊試金石”駛向客觀觀點之外，那么它就會陷入一個夜晚的空間。它必須在這個“不可度量的”、“被濃重的黑夜所填滿的超自然之物的空間”里找到路徑。其間它只能遵循它的“需求”，即“必須下判斷”。為了得到滿足，它需要一個提供最大的恒久性和廣泛性的“準則”。該準則需要去照亮深不可測的黑暗。即便是“濃重的黑夜”，若仔細觀察的話，也不是實事性（Faktizität）。它更多是強制的產物。只有真理律令才會熄滅所有友善的光。這一律令的強制性越高，夜晚就會越黑暗。只有對固定秩序的強制追求才讓水顯得無狀、不確定、有欺騙性。它的溫柔與友善被刻意忽略了。

康德關注到了存在的淺灘與深淵，那么對于海德格爾來說，他就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海德格爾說，思考“熱愛”深淵。思考得益于“向著根本性的畏的清晰勇氣”。思想的開端并非對世界的信任，而是恐懼。因此，思想毅然承受著那“使我們進入深淵的驚恐心情之中”的“無聲的調音”。在海德格爾那里，人們也能找到關于勇敢承受著思想的深海這一比喻。在希臘旅行途中，他想起那位古希臘抒情詩人品達，據(jù)說他把克里特島稱為“馴服海浪的島嶼”或“擅用長槳的故鄉(xiāng)”�？磥恚�思想也必須去馴服狂野的海浪，因為它活動于“大海的波濤”中，于“潮水的深淵”里。

精神如“海上的天鵝”般，腳踏“一塊簡單的木頭”，在“自制的陸地”上勇敢地與“無邊無際的海洋”斗爭，這樣的圖景在中國人這里一定看不到。雖然莊子也談及船只和大海，但卻是關于一種全然不同的比例關系。在《莊子》第一篇中，他講到了有大魚生活于其中的北海。大魚變身為一只巨鳥，翼展橫跨千里。單從體型上來說，它已經大大區(qū)別于那弱小無助的海上天鵝。尤其是當考慮到其居民的規(guī)模，海洋沒有任何威脅。與大海的關系被一種全然不同的外觀所決定。莊子談到，一小攤水只能浮起草莖，淺水是無法承載大船的（“水淺而舟大”，《莊子·逍遙游》）。只有深海能承載它，助它起航。名曰“鵬”的巨鳥也要飛得極高，才能被九萬里高空中的大風托起，朝著南海飛去。因為它的碩大，強風也不能傷它分毫。它御風而行。微風不具備足夠的力量負載它巨大的翅膀（“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此處，比例關系的翻轉非常有趣。精神并非海上的天鵝，要去征服浩瀚、充滿敵意的大海。相反，它和大海一樣大，一樣廣闊。它與整個海洋交織在一起。如果它就是大海，那么大海對它就沒有威脅。包羅萬象的精神不會被強風所控制。相反，它主動尋求大風助其九天翱翔。

莊子世界里的居民常常被放大到難以想象的地步。有一個釣魚者把五十頭牛放在魚竿上作為魚餌，蹲在一座高山上，將魚鉤甩入東海。捕獲的魚本身就很大，當它用鰭拍打水面，掀起的海水白浪滔天，波峰如山。莊子還講述了一棵樹的故事，對它來說，八千年為一春，八千年為一秋。莊子拿它來和小螻蛄做對比。小螻蛄只能活一個夏天，因而根本不知春秋。這棵樹完全超出了它的想象，它理解不了這棵樹。莊子還講述了另外一棵大樹的故事，它多疤、彎曲、發(fā)育不良，沒有任何用處�；葑又豢吹剿�的無用。針對惠子的無用論，莊子反駁道，為什么他不可以在這棵頗具藝術美感的樹下自在漫步，或者在樹蔭里小憩一會兒呢？還有那體格健碩、仿佛垂天之云的牛，被莊子用來和小小的貍狌做比較。貍狌隨心所欲地蹦來跳去，追逐老鼠，最終自投羅網(wǎng)，命喪獵人設置的機關之中。巨牛有能力做大事，它不會去捕捉老鼠。莊子的話本身也很大，以至于顯得沒什么用處（“大而無用”）。這些話一意向前，不會折返（“往而不反”）。因此，人們無法對它們做出定論。莊子還談及一種巨大的葫蘆�；葑颖г购�蘆太大，無法制作汲水之瓢，莊子則說，惠子因自己的局限而對如何利用大的東西一無所知。他問惠子為什么不把大葫蘆制作成渡江跨海之舟呢？莊子的結論就是：小智慧無法企及大智慧（“小知不及大知”，《莊子·逍遙游》）。

衛(wèi)禮賢將莊子筆下的大魚稱作“利維坦”，這是不恰當?shù)摹＿@個《圣經》里的名字引發(fā)的想象與莊子的世界完全不符。《舊約》中的海怪反抗上帝，反抗上帝的創(chuàng)造。在《舊約》的想象世界中，海洋本身就是威脅神圣秩序的反上帝力量的象征�！袄�維坦”這個名字所引發(fā)的想象是創(chuàng)造與混亂，這對于中國的思想來說是很陌生的。大魚與希臘世界中的海怪也鮮有共同之處，海怪是殘暴、致命以及不可估量的。雖然它們偶爾也與知識和智慧有關聯(lián)，但知識和智慧被掩蓋在神秘與謎題之下。因此，普羅透斯的變化無常，是為了隱藏他的知識。他的本質特征是退隱。人們只有通過狡計與暴力，才能把知識從他手中奪走。塞壬女妖所承諾的知識，也被掩蓋在神秘與謎題之下。它與死亡為鄰。古希臘的赫拉克利特也認為“自然”喜歡隱藏自己，盡管他為了“變化”而放棄了“存在”。與此相反，中國的智慧并不隱藏自己，不退隱成神秘。它更多是置身于一種尤其顯著的光芒中，置身于光明正大的“如此存在”（So-Sein）中。

莊子筆下之事物的超大維度，并不是為了通過使物體超過可想象的規(guī)模而制造一種崇高感。康德把“全然偉大的”（全然無法較量的偉大的）東西、“超越一切比較地大的”東西稱為“崇高”。當物體的大小超出對尺寸進行美學評估的想象力時，崇高感就產生了。想象力無法將其概括在一個畫面中。由于無法表現(xiàn)它，想象力就被引導至超越它自己之外的另一種認識能力，即理性。理性因為不依賴于感官而能產生觀念，比如無限性的觀念。崇高感要歸功于想象力與理性、感性與超感性之間的矛盾。它產生于感性超越超感性的瞬間。它是一種垂直的感受，一種超越感。它有賴于內在性與超越性、現(xiàn)象（Phaenomenon）與本體（Noumenon）的二分張力。與此相反，莊子筆下事物的超大規(guī)模并未通向超感性或者無限的“觀念”。它并沒有終止于這一要求：“一切在自然界里對我們來說是大的對象，在和那理性的觀念相比較時，將被估量為小�！鼻f子的超大規(guī)模策略更多是一種去局限性（Entschränkung）、去實體化（Entsubstanzialisierung）、清空以及去分別化的策略。莊子的“大”意思是超越僵化的區(qū)分和對照，超越所有終極的確定，或說去分別化為一種公正的友善。如世界一般大者，便不會被這世界上任何事物所阻撓、妨礙。有能力去局限性為世界，而不是在世界里居住的人，便不分往與來、上與下、憶與盼、樂與煩、好與惡�！霸凇�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讓位于“世界—存在”（Welt-Sein）。這也正是“將世界置于世界之中”（“藏天下于天下”）的意義�！按蟆笔埂按嗽凇保ê５赂駹枺┟撾x了它的操心結構。這導致了一種對操心的消除（Ent-Sorgung，去-操心）�！肚f子》第一篇多次出現(xiàn)巨型生物，而這一篇所講的正是一種無憂無慮的漫游（“逍遙游”）。它講述了一種獨特的“輕松自在”（Mühelosigkeit），這可以是西方的自由概念在東亞的對應物。

黑格爾指出，中國雖然臨海，但卻與海洋沒有積極的關系，海洋對于中國人來說“只是陸地的終結”。與黑格爾的推測相反，中國人絕對與海洋有著積極的關系。當然，從陸地到海洋的過渡并不是“從固定的東西轉移到無狀的東西上”、能夠喚起探險的興趣或帶來恐懼與害怕的過渡。中國思想中蘊含著一種全然不同的與世界的關系。它的特點不是恐懼，而是對世界深深的信任。

《莊子·秋水》極有可能是一篇關于水和海的文章，其中包含河神與海神的對話，而海神代表的是圣人或“獲取知識的人”。開篇是這樣的：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

由于洪水泛濫，人們無從分清此岸的牛和對岸的馬（“不辯牛馬”）。有趣的是，上漲的河水消弭了差異，但它卻并不被視為威脅。相反，牛和馬幾乎無從區(qū)分，事物流入彼此，這是很美好的。美不是明確的分離，而是向“無分別”過渡。

海邊暮色薄，

野鴨聲微白。

——松尾芭蕉

在東亞，水和海洋占據(jù)著完全不同的意義領域。它們象征著完全不同的事情與關系。它們經常充當“無分別”的媒介。水自身沒有形狀，從這一點上說，它就是無分別的。它沒有內在。因此，它與本質相對立，本質堅持自我，維持自我的同時又區(qū)別于其他，或者對抗著其他。水雖然沒有自己的形狀，但卻絕不是“無形狀的”（amorph）。其實它始終在被塑形。因為它接受其他東西的形狀，目的是展開自己。它是友善的，因為它并不自我設定，而是可以被設定。它貼合著任何形狀。它沒有任何硬度，因而它從不實施強制。它是柔順的、貼合的。它不會撞上任何阻礙。因為它不堅持自我，不做任何反抗，不與任何事物作對，也不爭辯（“不爭”，《老子》第8章）。所以，最高級別的德性就像水（“上善若水”）。因為它是虛無的，沒有固定的形狀，沒有內在，或說是不在場的，所以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可以是一切。硬物易碎，激起抵抗。實施強迫者亦遭受強迫。水通過順從而克服了障礙。它通過彎折而得以舒展。因此，老子寫道：“弱之勝強，柔之勝剛。”（《老子》第78章）

大海象征著無分別的世界內在空間，事物從該空間中呈現(xiàn)出來，又流回該空間。那里雖然蘊含著一種成形力，但它既未導致終極的區(qū)分，也未導致僵化的對照。當河神（河伯）問是否可以以天地為大、以毫末為小時，海神（北海若）是這樣回答的：“不可以。物的數(shù)量是無窮盡的，時間是不會停止的，得失不是恒常不變的，終始也不是固定不變的。所以大智之人能夠觀察遠處和近處的一切事物，因而小的東西不覺得小，大的東西也不覺得大，這就是說他深知物量是沒有窮盡的�！�

……………………

莊子筆下的無分別狀態(tài)叫作“渾沌”（《莊子·應帝王》）。有趣的是，這兩個字的偏旁都指向水。擬人化的渾沌生活在南海與北海之間的“中央”（Mitte）。他對待南海的統(tǒng)治者“儵”和北海的統(tǒng)治者“忽”非常熱情友好。因此，他們便考慮如何回報渾沌。渾沌沒有可以看、聽、飲食和呼吸的七竅，因此他們決定幫他打通七竅。他們一天幫渾沌鑿出一竅，到第七天的時候，渾沌便死了。這個故事內涵豐富。渾沌的友好和善良恰恰源于他沒有七竅，也就是說，沒有用于區(qū)分與判斷的器官。作為“中央之帝”，他是無分別的、不偏不倚的。他所居住的“中央”并不是數(shù)字或幾何意義上的“中間”，不是量的“中間”。它更多地意味著“中介”（Ver-mittlung），發(fā)揮著平衡、調諧的作用。七竅，或說用于區(qū)分的七個器官，破壞了他的無差異，即破壞了他的友好與善良。

對中國人來說，海洋既不是混亂或深淵的象征，也不是引誘人去冒險的神秘與謎題之地。它既不是奧德修斯之海，也不是康德或黑格爾之海。它更多是一個無分別之地，一個不受限、不枯竭之地。從陸地到海洋的過渡，在東亞地區(qū)并不被經驗為從固定的東西轉移到無狀的東西之過渡，而是從有限度到無窮盡和全方位之過渡，是從分別到無分別、從充實到空虛、從在場到不在場、從執(zhí)著到淡定之過渡。這不僅適用于道家，也適用于禪宗。頓悟的時刻是一個重大過渡的時刻，海洋的感覺由此產生。

突然，廣闊的天空變成了廢墟。神圣的、世俗的都消失得無影無蹤。……在寺廟前，明月高照，風颯颯作響。所有河流的水都流入大海。

對中國人來說，水或海是一種思想或行為的象征，這種思想或行為能夠依據(jù)情境，去適應和貼合世界的變化以及事物的轉變。世界并非深不可測或不可理喻，它只是有著多種面貌而已。世界不是“存在”，而是不斷改變進程的“道路”。東亞思想并不圍繞著同一的東西。因此，變化和改變不會被視為威脅。它們只是我們必須適應的事物的自然過程而已。它的思考方式是情境式的，或說是在不同的形勢下思考，而這些形勢是不可能被迫遵循相同的原則的。人們不會根據(jù)不變的坐標進行定位。相反，人們需要及時地認清每一種形勢并做出適當?shù)姆磻�。與這種反—作用的（re-aktiv）、反—應的（re-agierend）思想不同，西方思想是積極的（aktiv）、行動的（agierend），從一個固定的角度來看待世界，或說刺穿世界。中國的智者并不像那些冒險的水手那樣刺穿世界，而是去貼合它。人們要盡量使思想保持如此的貼合，以便接納多種可能性。東亞思想不拘泥于根據(jù)和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友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