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政府再分配的情況下，每個人的消費都將等于WL。生產率較高的人能獲得更多的消費、更高的效用和更低的邊際效用。然后，模型引入政府的角色，作為仁慈的社會計劃者，以最大化全社會的總效用為目標（有時候一般社會福利函數與個人效用之間也可能存在非線性聯(lián)系）。社會計劃者希望把經濟資源從生產率較高、邊際效用較低的人那里，轉移給生產率較低、邊際效用較高的人。然而這種再分配不容易實現(xiàn)，因為政府難以觀察到生產率w的水平，政府能看到的只是收入水平WL，即生產率與勞動量的乘積。如果政府的再分配幅度太大，生產率較高的人就會偷懶，表現(xiàn)成生產率較低的人。于是公共政策制定者不得不放棄最優(yōu)的平均主義結局，選擇次優(yōu)的激勵相容的解決方案。與奧肯提出的帶著漏桶的政府一樣，莫里斯的社會計劃者也只是在一定范圍內進行再分配，容許某種程度的不平等繼續(xù)存在。
　　如果采用這種理論框架，有關再分配的討論就會轉向核心參數的問題。尤其是最優(yōu)的再分配幅度取決于勞動對激勵的響應彈性，假如勞動供給完全缺乏彈性，再分配的桶就沒有滲漏，社會計劃者可以達到完全平均的結果。假如彈性較小，社會計劃者也可以接近實現(xiàn)目標。但假如勞動對激勵的反應很靈敏，再分配之桶就會變成篩子，社會計劃者應該盡量減少再分配。這樣一來，經濟學家們有關最優(yōu)再分配程度的討論主要圍繞勞動供給的彈性來展開。
　　但即使人們愿意接受這個理論框架的功利主義假設，也有充分理由懷疑能否從中得出具體的量化結果。研究者們采用莫里斯模型的時候，他們通常如莫里斯本人那樣假定所有人都有相同的偏好，彼此之間只是在生產率上存在差異。對于一個解釋性的理論而言，該假設有用，但不符合實際。人們的收入存在差距，有部分原因是因為大家對消費、閑暇和工作的感受各不相同�？墒浅姓J偏好的差異，又會削弱收入再分配的合理性（LockwoodandWeinzierl，2012）。例如許多經濟學教授本來可以選擇收入更高的職業(yè)，如企業(yè)經濟師、軟件工程師甚至商業(yè)律師等。他們愿意享受教授職業(yè)帶來的人身和思想自由，而放棄部分現(xiàn)金收入，這是一種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而不是出于生產率方面的考慮。有人選擇其他職業(yè)則可能是因為他們從收人中能得到更多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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