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談判并不是一帆風順的，有時也會發(fā)生不快。有一次，桑德勒把一瓶蘇打水摔在了會議室的墻上，瓶子摔碎了。但是，最后協(xié)議的數字同博伊斯第一次寫出來的數字非常接近。1992年3月，政府公布了這個協(xié)議。協(xié)議要求米爾肯除了繳納6億美元的刑事罰款外，還要再繳納5億美元的罰款，其中1.9億美元為現金，其余的用合伙資產在三年內繳納。米爾肯獲準繼續(xù)在獄中管理這些合伙資產，以使它們獲得最大的價值。其他曾經在德崇公司工作的員工，包括洛厄爾?米爾肯、彼得?阿克曼、利昂?布萊克和沃倫?特雷普被處以總計3億美元的罰款，其中對阿克曼的處罰最高。保險公司支付了1億美元，再加上米爾肯已經賠償的4億美元，總數大致同博伊斯所估計的13億美元不相上下。

在許多方面，這個協(xié)議都是有史以來對個人被告處罰最高的一次，是政府的重大勝利，也是6年前丹尼斯?萊文被捕拉開帷幕的一場大戰(zhàn)的高潮。政府從中獲得的罰款和賠償比以前任何案子中所獲得的都多。然而，這個協(xié)議也留下了許多令人困擾的問題，其中第一個就是：米爾肯繳納了十多億美元的罰款之后，他到底還有多少財富？

作為協(xié)議的結果，米爾肯想方設法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保密。然而，無數的線索表明，米爾肯的剩余資產仍然足以讓他實現富有的夢想，即使不能讓他成為美國最富有的人，至少也可以讓他的家族成為美國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當米爾肯出獄后，他將仍然是一個令人畏懼的金融寡頭。

凱威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和其他律師們從來沒有見過米爾肯家族財產的詳細清單。但是，在談判中，米爾肯的律師們向他們和負責本案的法官表示，米爾肯在繳納了額外的5億美元罰款之后，仍然還有大約5億美元的個人資產。他們說，其中的2億美元在米爾肯的賬戶和合伙資產中，另外的3億美元在米爾肯妻子和孩子們的名下。在達成協(xié)議時，米爾肯同意，日后如果發(fā)現有隱瞞資產，就將被罰沒。

因此可知，米爾肯仍然保留了巨額的財富，這些財富仍然可以使他躋身美國最富有的人之列，他自己也承認了這一點。然而，還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米爾肯的剩余資產要遠遠高于5億美元。例如，他的合伙資產就極其難以估價。凱威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被錯綜復雜的股票所有權和證券持有量搞得暈頭轉向，最后，他們不得不求助于所羅門兄弟公司。在談判中，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米爾肯企圖盡可能地用合伙資產的形式支付罰金，這樣他可以選擇把以后升值可能性最小的資產交出去，從而保留那些升值潛力最大、前景最好的資產。因為米爾肯對那些合伙資產的價值非常熟悉，他可以操控估價過程。而且，這些合伙資產的估價是在垃圾債券市場最為低迷的時候進行的，它們的價值后來已經極大地恢復。

公平地說，到1991年年底的時候，那3億美元的垃圾債券資產已經升值了大概20%，也就是6，000萬美元。這樣一來，假如米爾肯對他所保留的合伙資產采用了最低的估值，假如那些資產已經升值，那么到1992年年中的時候，即使采用最為保守的估計，他的這些資產也將達到6億美元。

米爾肯還控制著米爾肯家族的基金，這些基金不受協(xié)議的影響。在達成協(xié)議時，該基金的資產價值大約為3.75億美元。

此外，還有洛厄爾的資產�？紤]到他們的關系，由于米爾肯救了洛厄爾，使他免遭起訴，因此洛厄爾欠米爾肯一個人情，洛厄爾的財富也可以被認為是米爾肯財富的一部分。洛厄爾在德崇公司工作期間賺到的薪水和獎金超過了1億美元，他在合伙公司里的股份，如果同米爾肯的比例相同，總數至少也可以達到2.5億美元。這樣，他的稅后收入大概就能達到3億美元。即使他和阿克曼等人共被罰款3億美元，其中他的罰款是5,000萬美元——這個數字已經很不少了——但是洛厄爾大概還保有2.5億美元的資產。

這樣，只考慮米爾肯及其直系親屬的資產，再加上基金資產，米爾肯控制的財產大概為12億美元。如果管理得當的話，這筆資產在米爾肯服刑期間還會繼續(xù)升值，正如大衛(wèi)?所羅門的律師馬丁?奧爾巴克在獲悉協(xié)議條款時所說的，“這樣坐牢還是不錯的啊”。

伊萬?布斯基的情況如何呢？他的涉案金額數目可能比較小，但是他的膽大妄為卻和米爾肯不相上下。1992年5月，在遭受了多年謠傳的折磨和長久的分居之后，西瑪?布斯基向紐約州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和布斯基離婚。讓布斯基周圍的許多人感到吃驚的是，西瑪甚至出現在了美國廣播公司的電視節(jié)目《20/20》中，同芭芭拉?沃爾特斯討論她丈夫的丑聞給她造成的痛苦。她透露說，當她發(fā)現布斯基包養(yǎng)了一個長期的情婦之后，她最終決定離開他。不過有一點她沒有說，那就是這個情婦是她一位好朋友的女兒。

為了反擊妻子對他的訴訟，布斯基要求妻子每年向他支付100萬美元的贍養(yǎng)費。據熟悉布斯基計劃的人稱，他可能還會援引紐約州的公平分配法案，要求分得妻子的一半財產，并把這作為最后離婚協(xié)議的一部分。

在布斯基同政府達成協(xié)議時，他曾經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秘密報告，在報告中，布斯基表示在繳納1億美元的罰款之后，他大概還有2,500萬美元的財產。盡管從任何標準來看，布斯基都是一個富人，但是他的許多財產都是房地產，如他和哈桑?維基利在蔚藍海岸一同購買的度假別墅、在巴黎的一套公寓，以及1986年他和政府達成認罪協(xié)議之前在火奴魯魯用290萬美元購買了一套公寓。布斯基說，自從披露資產以來，他大概已經支付了500萬美元的律師費，現在他失業(yè)了，剩余財產的收入已無法使他過上20世紀80年代那種他所習慣的舒適生活。

在布斯基同政府達成的協(xié)議中，有一點不太引人注意，那就是西瑪和布斯基孩子們的財產受到了保護，政府不能以布斯基的違法活動為借口處理他們的財產。因此，布斯基利用非法內幕交易為妻子和孩子們所創(chuàng)造的任何財富政府都無權索要。這包括布斯基的家人在布斯基合伙公司中的股份，該公司在1986年德崇公司為布斯基提供新融資之后解散了，西瑪是該公司的最大個人投資者。該公司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和中期從布斯基的內幕交易中獲得了巨額的利益。西瑪和布斯基孩子們的收益從來都沒有被披露過，熟悉這些賬務的人說西瑪是資金數額大約為1億美元的信托業(yè)務和賬戶的受益人，在布斯基同政府達成協(xié)議時，布斯基孩子們的收益已經達到了9,600萬美元。

西瑪?布斯基的財產還包括在1986年出售比弗利山酒店時獲得的收益，這個酒店當時以1.35億美元售出，西瑪擁有該酒店47%的股份，因此獲得的收益大概為6,500萬美元。這樣，西瑪僅僅在布斯基合伙公司和比弗利山酒店的出售上就可以得到1.65億美元的收益。

如果伊萬?布斯基成功得到了她的一半資產，那么他就不僅僅是一個更為富有的人，他還可以成功地把自己合伙公司的5,000萬美元交易利潤裝進自己的口袋中，而這個合伙公司正是他違法犯罪的工具，這些收益可以說也是非法所得。當然，在和布斯基達成協(xié)議時，政府肯定沒有預料到會出現這種結果。

邁克爾?米爾肯可能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是這些犯罪活動中的主要犯罪分子全都成了富翁，至少按照普通美國人的標準是這樣的。這樣的結果使許多人都會不由自主地提出許多問題：正義是否得到了伸張？潛在的犯罪分子是否得到了震懾？

自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華爾街發(fā)生了深遠的變化。在經受了大規(guī)模的裁員、經濟蕭條和這起丑聞帶來的災難性后果之后，華爾街已經受到了嚴厲的懲戒。個人可能經受住了這次丑聞，但是他們所在的公司卻無法擺脫覆滅的命運。德崇公司宣告破產，艱苦掙扎的基德爾?皮博迪公司也被通用電氣公司悄悄地賣掉了；所羅門兄弟公司陷入了國庫券丑聞，最后被罰款2.9億美元，不得不為了生存而苦苦掙扎。新出現的重大證券指控案子已不多了，孕育了許多犯罪活動的惡意收購也基本上從金融市場上消失。人們至少形成了這樣一種認識：內幕交易和邪惡的證券欺詐極大地減少了。

然而，歷史卻很少安撫人們。正如著名的英國法學家愛德華?柯克爵士早在1602年所說的一句話：“如今欺詐猖獗，甚于往昔。”米爾肯、布斯基等人一直在用一種觀念蠱惑人們，那就是回報不一定要伴隨著風險。華爾街自身也表現出很容易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也許從今以后，再也沒有人能夠像米爾肯和他的垃圾債券一樣統(tǒng)治金融界了。但是，花言巧語、詭計多端的騙子肯定還會在某個地方出現。

隨著時間的推移，金融市場顯然復蘇了，并且顯示了一種遏制自己過度行為的能力。然而，它仍然很容易從內部腐爛。最起碼20世紀80年代這些丑聞的發(fā)生，凸顯了完善證券法和加強執(zhí)法力度的重要性。華爾街上的犯罪分子對風險進行了完美的估算，正如他們所算計的，如果他們犯事，被抓的可能性非常小。

政府的起訴記錄也無法改變人們對華爾街的一種普遍看法，人們認為多數證券犯罪都是發(fā)生在執(zhí)法力量無法觸及的方面。對普林斯頓?紐波特合伙公司的部分裁決，包括RICO法案定罪，在上訴時被撤銷了，對穆赫倫的定罪則全部撤銷。對穆赫倫操縱股價的指控在被撤銷時法庭說：“任何理性的審判者都無法找到指控這些犯罪活動的證據，他們對這種指控的合理性表示懷疑。”對穆赫倫判處一年徒刑和處以150萬美元罰款的判決也被駁回了。穆赫倫的這個結果是不足為奇的。從事件本身就可以明顯地看到，是布斯基在操控穆赫倫，而不是穆赫倫在操控股市。如果說穆赫倫有什么罪行的話，那就是在寄存交易上，但是陪審團對此無法達成一致。對普林斯頓?紐波特合伙公司的部分裁決的撤銷，以及對其他一些證券案件中指控的撤銷，主要是因為技術原因。然而，在面對華爾街上史無前例的大規(guī)模犯罪活動時，檢察官們極度渴望以任何理由提起訴訟。在有些案子中，他們做得有些過頭了。

這些結果并沒有改變華爾街上犯罪活動泛濫的事實。但是，它們確實使人們對證券法的刑法化產生了疑慮。國會應該針對最為嚴重的證券欺詐違規(guī)活動制定一部更為嚴厲而又精確的刑事證券法，并且要把凈資本管理規(guī)定之類的執(zhí)法活動交給證券交易委員會執(zhí)行。

至少，國會應該對內幕交易做出法律上的界定，應該把“團伙”定為禁止虛假披露持股情況的刑事禁令的一部分，因此，伊坎和布斯基之間的“安排”就必須被公開。證券公司應該被禁止從事套利業(yè)，自我監(jiān)管顯然是失敗了�；�德爾?皮博迪公司認識到了這一點，于是撤銷了套利部。法院應該繼續(xù)明確地界定郵件和電子欺詐。正如麥克諾滕勛爵（Lord MacNaghten）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所預言的那樣，欺詐活動是“形式多樣、無窮無盡”的。

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們要為米爾肯、布斯基、西格爾、萊文及其盟友的案子爭論多年，他們爭論的焦點在于這些懲罰是否同罪行相符合。事后來看，檢察官們和證券交易委員會應該對這些犯罪分子施加更為嚴厲的懲罰。盡管對他們的罰款確實不少，但是這永遠也彌補不了給投資人、納稅人和無辜勞動者造成的損失。

但是，在1986年沒有人能夠預想到這一點，做到事后聰明。人們所知道的就是一個毒瘤正在蠶食華爾街和美國經濟的道德基礎。這個毒瘤被當機立斷切除了，主要的違法分子被抓住了。他們所有的金錢和權力也無法換取他們所渴望的結果。市場存活了下來，甚至更為繁榮。到1992年年中，美國經濟多少顯現出了復蘇的跡象。也許，最為重要的是，正直似乎又重新回到了美國人生活的中心，在價值觀念中占據一席之地。

20世紀20年代華爾街的丑聞同80年代的丑聞，相隔60年之久。如果華爾街的正直再次遭受主要威脅的時間能夠比這個時間再長一半的話，那么，以米爾肯的垮臺和入獄為高潮的這場行動就是很有歷史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