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書的第*部分，討論個人法律人格。
隨著家庭在氏族社會內部的出現，家庭身份便與氏族成員身份相互對峙，呈現出其*初的“私法人格”屬性。在古代羅馬國家，私法人格與家庭身份相互融合；公法人格與私法人格之間的關系，本質為國家公權與家長權的動態(tài)對峙。及至近、現代社會，隨著理性哲學的興起以及私人領域“社會”與“家庭”的分化，由于公法人格與私法中的社會人格具有共同的理性基礎，在民法中被冠以“人格”的稱謂，而私法中的家庭人格則因其妥協(xié)、包容的特性，掩蓋了法律人格的理性基礎，被民法從“人格”的概念中剔除，“人”“身”兩立的格局從而形成。相應地，人格與家庭身份遂成為近、現代私法領域人之存在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狀態(tài)。近代大陸法系的倫理法律人格，起源于西歐中世紀時期世俗人格與宗教人格的分立。在這種分立的基礎上，世俗人格與宗教人格各自所孕育的契約社會組織手段與平等性的觀念，在商業(yè)城市中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相互結合，在導致“市民”“商人”的人格形態(tài)產生的同時，也導致了西歐中世紀時期的商業(yè)城市由“經濟特區(qū)”向“政治特區(qū)”的轉變，*終終結了封建制度的采邑割據所導致的人格的區(qū)域性，促成了絕對君主制民族國家的建立。在民族國家內部，商業(yè)資本的政治要求與血緣的政治特權之間的社會矛盾，則為以契約方式重構一個人格平等社會的政治主張，即為近代自然法思想的產生與發(fā)展提供了現實的基礎。因此，追溯并考察近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初萌芽——中世紀商業(yè)城市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特征及其在封建社會之下的要求，對于我們理解近代大陸法系人格制度之建立的社會背景，進而理解近代大陸法系人格制度本身，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我國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一個富有爭議的立法問題，就是如何設計并制定人格的法典化保護。從上述關于近代大陸法系法律人格演進的歷程可知，民法典中的人格權，是一項實證法上的民事權利，且民法典通過人格權對人格利益所施加的保護，是一種“人之權利保護”。在諸種人格之保護的法典化模式選擇的學說中，只有“獨立成編說”才會導向人格權在民法典中的確立。由我國民法上人的基礎以及民法典的使命所決定，我國民法具備人格權獨立成編所需要的人格權客體外在化條件。獨立的“人格權編”應當按照支配權的法典化模式來構建，即立足于人格權宣示及人格支配，至于人格保護規(guī)范則應納入未來民法典中的“侵權責任編”。獨立的“人格權編”還需要明確界定人格權客體的邊界，按照“權利侵權”的模式來構建人格權的救濟方式。
本書的第二部分，討論團體法律人格與商事法律人格。
團體是基于團體紐帶將若干成員聯(lián)結而成的共同體。團體紐帶主要為血緣與契約兩大類型。其中，血緣團體的代表即為家庭。羅馬法上由家父所有的財產，本質上是家庭財產，即家產。家父所有制不過是實現財產家庭所有的法律技術。這一法律技術以家庭團體中家父人格的單一性為基礎。相應地，以成員法律人格的多元性為特征的古羅馬合伙團體，則衍生出合伙人共有的團體財產結構。在近代個人主義觀念之下，共同共有概念的確立，標志著個人倫理法律人格在團體中的崛起。因此，是否奠基于團體生活關系、是否蘊含團體生活對于個人財產自由之限制的理念，是共同共有與按份共有的根本區(qū)分點所在。契約團體首先是一種事實上的存在，其自然地呈現出“對外單一、對內復多”的事實屬性。法律規(guī)范對于契約團體事實屬性的作用，表現為從“干預”到“重構”的歷史進程。其中，“干預”是指法律規(guī)范對于團體事實屬性逐項環(huán)節(jié)的人為確認或者阻卻；“重構”則是指法律規(guī)范在以“權利能力”概念為基礎的團體法技術框架之下，對團體事實屬性的重新組合。相應地，法律規(guī)范對于契約團體與個人的類比思維，也便歷經了從“比喻為人”到“擬制為人”的兩個階段。以“法人擬制”與“權利能力”為起點的“重構”，導致了契約團體的事實屬性與規(guī)范屬性的斷裂。因此，法學在關注團體法律規(guī)范的同時，更需要關注團體的自然狀態(tài)與運作機理。
商事法律人格與商業(yè)登記密切聯(lián)系。商業(yè)登記制度的公示意義，蘊含著營業(yè)自由的價值基礎。在奉行“民商分立”立法模式的國家如法國和德國，商人資格的取得，意味著“商法之適用”，而不意味著“商事經營資格”的取得。其中，“商法之適用”在涉及第三人關系時，以商業(yè)登記為條件；“商事經營資格”則純屬營業(yè)自由的范疇。因此，商業(yè)登記的公示技術，系立足于法律行為與自己責任的一般規(guī)則之上，通過公示“適用商法的特殊事實”，以期達到排除民法一般規(guī)則之適用的目的。我國商業(yè)登記制度中“行政監(jiān)管”觀念對于“商業(yè)公示”意義的湮沒，恰恰歸因于“營業(yè)自由”觀念的缺失。由商業(yè)登記的公示意義可知，自然人的“商事能力”無需商業(yè)登記來確認或者擬制，將商業(yè)登記作為自然人從事經營活動的正當性的基礎，其理由不能成立。因為自然人固有的權利能力以其倫理屬性為基礎，自然人的行為能力則以其心智水平為基礎，所以自然人的民事能力本身便蘊含著成為商事主體、從事商業(yè)經營活動的能力。自然人的商業(yè)自由源自其固有的民事能力以及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則，并且貫穿了獨資企業(yè)、合伙企業(yè)與法人企業(yè)，構成了現代商法中商事主體制度與商業(yè)登記制度的基礎。以“未經登記，不得從事經營活動”為指導思想的商業(yè)登記制度，必將在湮沒商業(yè)自由的同時，導向由準則主義向核準主義的異化。
本書的第三部分，討論人對物的支配事實與法律構造。
占有是物權的起點。在不具任何法權因素的純粹占有中，包含了物權法的全部*為基本的特征：意志性、支配性和排他性。雖然物權法以理性的權利設計，取代了占有的事實要求，而成為支配方式的核心，但是占有在物權法中的重要角色并未因此喪失。相反，占有構成物權實現其支配性和排他性的基礎。
對于物之支配事實進行法律調整，所面臨的第*個問題是物權規(guī)范諸范疇與物之支配事實的對應關系。由于物之支配是人的意志對物的支配，意志及于物上的載體有二：一是占有；二是物權。于是物之支配可以區(qū)分為物之事實支配與物之權利支配。排他性是物之支配的規(guī)律性要求：在物之事實支配中，排他性表現為支配的現實性之爭；在物之權利支配中，排他性則表現為支配的正當性之爭。事實支配與法律正當性的結合，導致了正權原占有在權利層面具有了對世性；事實支配與法律正當性的分立，則衍生出物權請求權。對于物之支配事實進行法律調整，所面臨的第二個問題則是支配事實的多樣性與物權法定主義的協(xié)調。在羅馬法上，當役權從所有權中分離出來，而具有了他物權的性質的時候，物權法定主義便隨之確立。由此，物之支配利益的多樣性與物權法定主義之間的矛盾就產生了。為了協(xié)調社會需求與法律需要之間的矛盾，羅馬法向我們展現了諸如詳盡細化、適度抽象等一系列物權法定主義的役權法律技術。這些法律技術促成了羅馬法役權基礎上用益物權體系的建立，為近代大陸法系民法所借鑒，并對我國物權立法具有啟迪意義。
將上述物之支配的基本規(guī)范向物權變動問題上進行推演，得到的結論則是：物之支配的本質，是人的外在化意志對物的支配。但以法律事實為實證，以物之行為支配為公示的物權，其外在化意志對物的支配卻發(fā)生斷裂。為此，限制物上意志對峙中既存意志的排斥力，成為物權變動理性判斷的必然選擇。意思主義和折衷主義均以蘊含雙重理性意義的合意為基礎，而形式主義則以獨立的物權合意作為物權變動的理性基礎。
本書的第四部分，討論讓與擔保與典制、遺失物返還請求權訴訟時效及公物物權。
首先，讓與擔保作為一種以擔保為目的的讓與交易，其擔保機制系來自于擔保財產與擔保人責任財產之間的分離。因此，讓與擔保交易的存在與實現，是在民法的一般規(guī)則下進行的，而不以物權法典的特殊規(guī)定為條件。物權法典對這種交易的特別規(guī)制，本質是強調當事人的擔保目的，控制當事人的交易風險，并部分地阻卻民法一般規(guī)則的適用。然而，物權法典對于這種交易風險的阻卻，需要以擔保意思之公示作為操作的平臺。或是由于讓與擔保交易的公示困境，或是由于既有公示制度的存在，使這個制定法的操作平臺無法建立或者無需建立。因此，讓與交易中當事人的擔保意思不應提升到制定法的層面，而應在個案中予以關注。上述讓與擔保所蘊含的“所有權擔�！钡臋C理，對于認識我國傳統(tǒng)典制富有啟迪意義。在不存在抽象的所有權觀念及其所派生的歸屬與支配的分離觀念的社會，物之歸屬乃是商品交易中信用的物上擔保的載體。這種物上擔保形式在我國傳統(tǒng)社會中表現為活賣，而典制則與活賣同其性質。民初立法割裂典制與活賣的聯(lián)系而將典權定位為用益物權、將絕賣的后果絕對化的典制重構，蘊藏著立法思想上的缺陷與立法技術上的內在矛盾。我國《物權法》頒布后，典制可得回歸其擔保交易的功能，并作為“所有權擔�！钡妮d體，在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發(fā)揮作用。
其次，遺失物返還請求權訴訟時效問題，源自《民法總則》第196條將“未經登記的動產物權返還原物請求權”納入訴訟時效的適用范圍，由此產生出該條規(guī)定與《物權法》第107條之規(guī)定的關系問題。將《民法總則》第196條的規(guī)定疊加在《物權法》第107條之上，所表現出的失主的未經登記的遺失物返還請求權規(guī)則為：失主對拾得人的返還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期間；遺失物的受讓人及次受讓人享有前手的訴訟時效抗辯權；受讓人具備善意取得的一般要件，適用《物權法》第107條的規(guī)定，但是失主在該條所規(guī)定的期間內主張權利的，適用訴訟時效期間；受讓人不具備善意取得的一般要件，適用訴訟時效期間，且遺失物的轉讓行為應具有導致訴訟時效中止的效力。上述解釋表明，在遺失物返還問題上，善意受讓人并未享有比惡意受讓人更大的法律期間利益，即出現了法律漏洞。其彌補方法有三：或是將物權請求權排斥于訴訟時效的適用范圍，或是大幅度延長物權請求權的訴訟時效期間，或是將遺失物排除于善意取得的適用范圍。
*后，對于以海域為代表的“公物”物權的探討，有利于我們理解“公物物權”與民法上“私物物權”的機理差異。自羅馬法以降，海洋即具有“公物”屬性。國家領海主權與國家海域所有權的出現，亦未改變海洋的“公物”屬性。由這一屬性所決定，海域用益物權的法理基礎，不可能建立在國家海域所有權的“權能轉移”基礎之上，而只能建立在海洋資源的保護與合理利用的公共利益基礎之上。由此出發(fā)，海域用益物權制度的構建，應通過嚴格法定主義原則，來適應明確界定公共利益范圍的法治要求；在海域用益物權合同的訂立中，國家不享有承諾自由，并且合同的相對性原則應受到第三人利益的限制；將海洋漁業(yè)養(yǎng)殖許可與海域用益物權相割裂，將前者視為一種資質許可的觀點，不能成立。